农业生产与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本文通过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判断,特别考虑到农业污染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综合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种植业及畜牧业生产对水资源的压力,为合理估计农业增长潜力及选择农业结构调整路径提供重要参考。通过构建过剩氮和灰水指标,量化了农业污染对水资源的影响。构建水盈余指标,反映在考虑环境协调的情况下水资源继续支撑农业生产的潜力。以2003—2012年全国各省为样本,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播种面积和牲畜饲养量变化对水盈余的影响,进而推断水资源可承载的最大播种面积和最大载畜量。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业污染造成的灰水发生量巨大,农业水足迹大大超过统计的农业用水量。在主产省,农作物播种面积每增长1%,水盈余量将下降148.55亿m~3,牲畜饲养量每增长1%,水盈余量下降78.42亿m~3。以2012年水资源条件与农业生产状况为测算基础,全国水资源可承载的最大播种面积为1.69亿hm~2或最大载畜量35.70亿头生猪。河北、山西、江苏、河南、山东和宁夏6省的生产规模已经超过水资源承载力的上限,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及华南地区可以承载更多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各地区应根据比较优势,合理选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配比。     

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研究——兼与美国的比较

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给我国的生猪生产及猪肉消费带来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95年以来猪肉月度价格变动及1985到2006年生猪及猪肉年度价格波动的分析,探讨我国猪肉市场价格的长短期变动规律,并从生猪的生产结构、生产周期、生产成本、疫情、宏观环境及与美国的猪肉市场的国际比较等方面解析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提出鼓励并扶持生猪的规模化生产、提高生猪行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完善动物防疫体系等主要对策措施。     

新一轮猪肉储备政策评估——基于理性预期库存模型

自2009年明确储备干预生猪市场的响应机制以来,储备调控政策经历两次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能否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未有定论。根据中国生猪生产和消费市场的特征及储备调控的具体实践对理性预期库存模型进行校准,模拟了2012年版和2015年版政策下生猪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和政策成本,探讨了调整储备规模和改变储备触发条件对政策绩效和成本的影响,评估了储备干预政策在供需弹性双降背景下的绩效和成本变化。结果表明,当存在储备调控政策时,生猪价格的变异系数会下降。与2012年版相比,执行2015年版政策时,生猪价格低于下限的概率显著降低,有利于发挥市场的功能,同时,政策成本节约99.80亿元。但是,平抑生猪价格波动的能力略低于2012年版政策。调整储备规模对政策绩效和成本的影响都有限,降低储存成本能显著降低政策成本。当需求弹性下降时,储备干预平抑价格波动的能力会减弱,还有可能增加政策成本。因此,提出储备政策调整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干预,稳定生猪市场需要发挥私人储备的作用,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生猪及猪肉市场的监测预警体系。     

我国城乡居民畜产品及其制品消费需求的预测——兼以日本经验数据的修正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分城乡预测了居民未来畜产品及其制品的消费需求量,并与日本居民畜产品及其制品的消费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以日本经验数据为参考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预测进行了修正。结果表明,我国畜产品及其制品未来的发展空间广阔,农村市场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畜产品及其制品的消费将由快速增长逐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