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双列杂交后代羟基黄色素A含量的遗传效应分析

选用6个羟基红花黄色素A（HSYA）含量差异较大的亲本,采用双列杂交方法配制杂交组合,测定2015年和2016年2年亲本及其后代F₁和F₂红花中的HSYA含量。运用双子叶植物种子数量性状遗传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胚、细胞质和母体植株3套遗传体系的基因效应和环境互作效应。结果发现：在HSYA含量的遗传体系中,母体遗传效应影响最大,胚效应次之,细胞质效应影响最小。3套遗传体系均表现出基因主效应大于环境互作效应。机误方差较大,说明HSYA含量还受环境机误或抽样误差的影响。亲本遗传效应分析表明,豫红花1号（P₁）做亲本表现稳定,有利于增加杂交后代HSYA含量,达到提高品质、改良品种的效果。胚显性方差和母体显性方差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表明同时存在种子杂种优势和母体杂种优势,而且其主效应基因不受环境影响。综合考虑遗传主效应、胚显性效应和母体显性效应,亲本组合（P₁×P₅）有利于提高后代杂交品种的HSYA含量。该研究结果可为后代材料在杂种优势利用中的亲本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分子标记技术在连翘研究中的应用

为促进连翘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对分子标记技术在连翘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发现分子标记技术在连翘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分子标记引物的开发、种质差异研究、遗传多样性分析、物种鉴别与中药饮片鉴定。本文主要概述了RAPD、SSR、ISSR三种分子标记技术在连翘中的应用研究情况。     

红花羟基黄色素A含量与花色相关性及其品种间的差异评价

探讨80个红花品种羟基黄色素A含量(HSYA)差异及其与花色的相关性,评价不同红花品种间的HSYA和花色的差别。以来源于不同产地的80份红花品种为试验材料,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和HunterLab EasyMatch QC4.41型色差仪分析红花HSYA和花色差异。不同基因型红花HSYA差异显著,变异幅度为0.05～14.99 mg/g,相差近288倍,平均为11.31 mg/g。在所有供试材料中,有43个红花品种的HSYA高于平均值。不同地理来源红花品种的HSYA差异较大,欧洲红花品种的HSYA高于亚洲和非洲;中国红花的HSYA高于土耳其、印度和肯尼亚等;河南红花品种的HSYA高于新疆。视觉法将80份红花分为四个花色型,红色型红花HSYA高于橘色、黄色和白色型红花。白色、黄色、橘色和红色型红花的L分别为50.99、36.22、33.51和33.13,a分别为6.37、21.32、26.80和27.66,b分别为50.99、21.32、33.80和32.65。不同红花品种花色与L、a和b值呈显著正相关;黄色型和橘色型红花的HSYA与a值、色调值和色光值呈显著正相关;红色型红花HSYA与a值、b值和色光值呈显著正相关,表明a值越高,颜色越偏红,b值越高,颜色越偏橙。     

金银花化学成分及其药理学研究进展

对金银花的资源分布、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综述,探讨了金银花的开发前景及药用价值,其目的在于规范金银花流通及扩大其药源的应用。     

大豆α-生育酚的遗传与QTL分析

【目的】 通过对大豆α-生育酚进行遗传和QTL分析,研究其遗传机制,定位其主效QTL,为高α-生育酚含量的大豆品种选育奠定遗传学基础。【方法】 以栽培大豆晋豆23为母本、山西农家品种大豆灰布支黑豆（ZDD02315）为父本杂交衍生的447个RIL作为供试群体构建遗传图谱,试验群体及亲本分别于2011年、2012年和2015年夏季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阳试验基地种植,冬季在海南省三亚南繁基地种植。田间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2次重复。从6个环境中每个家系选取15.00 g籽粒饱满,大小一致的大豆种子,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定性、定量测定样品中的α-生育酚含量。采用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分离分析法和WinQTLCart 2.5复合区间作图法,对大豆α-生育酚含量进行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分析和QTL定位。【结果】 基于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分离分析法,α-生育酚受4对主基因控制,遗传基因分布在双亲中。4对主基因间加性效应值中3对为正值,表明这些基因来源于母本晋豆23;1对为负值,表明该对基因来源于父本灰布支黑豆;4对主基因之间相互作用的上位性效应表现为正值和负值的各有3对,说明不同基因间上位性效应对α-TOC的影响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环境因素引起的变异为0.13%—4.05%。表明α-TOC主要受4对主基因影响,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小。采用WinQTLCart 2.5复合区间作图（CIM）共检测到17个影响α-生育酚的QTL,分布于第1、2、5、6、8、14、16、17共8条染色体中,单个QTL的贡献率8.35%—35.78%,QTL主要表现为加性效应。qα-D1a-1同时在2011年原阳、2012年原阳和三亚、2015年原阳4个环境下检测到,且均定位在第1染色体Satt320—Satt254标记区间19.79 cM处,解释的表型变异分别为12.55%、12.01%和11.89%、12.61%,加性效应值0.119-0.132,增加α-TOC含量的等位基因来自母本晋豆23;qα-A2-1同时在2011年原阳和三亚、2015年原阳3个环境下检测到,且均定位在第8染色体Sat_129—Satt377标记区间44.53 cM处,解释的表型变异分别为23.18%和22.56%、23.01%,加性效应值-0.195—-0.180,增加α-TOC含量的等位基因来自父本灰布支黑豆。qα-D1a-1和qα-A2-1 2个QTL能够稳定遗传。【结果】 α-生育酚最适遗传模型符合4MG-AI,即4对具有加性上位性效应的主基因遗传模型。其遗传主要受4对主基因影响,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小。检测到α-生育酚的2个稳定主效QTL,Satt320—Satt254和Sat_129—Satt377是共位标记区间。     

我国金银花绿原酸含量及影响因子研究进展

绿原酸在中药金银花中的含量较高,有较强的生理活性,是金银花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综述金银花绿原酸含量以及影响金银花绿原酸含量的因子,为金银花遗传改良提供参考。     

盐碱胁迫下芝麻种子萌发过程中营养物质的动态变化规律

为明确盐碱胁迫下芝麻种子萌发过程中营养物质的动态消减规律,以芝麻栽培品种豫芝11号为试验材料,在23℃条件下分别用1、2、3 g/L的NaCl及NaHCO_3在芝麻种子萌发过程中进行盐碱胁迫处理,于萌发24、48、60、72、84 h分别测定发芽种子的根长、鲜质量以及可溶性糖、蛋白质、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含量。结果表明,随着发芽时间的延长,发芽种子根长、鲜质量、可溶性糖含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蛋白质、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呈逐渐减少的趋势。3种质量浓度NaCl和NaHC_O3处理对芝麻种子的萌发率没有明显影响,但不同程度地延迟了发芽芝麻种子的根长生长和鲜质量增加;经过1、2、3 g/L NaCl和NaHCO_3胁迫的发芽种子蛋白质、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比对照(蒸馏水处理)增加;根长、鲜质量、可溶性糖含量比对照降低。相关分析表明:萌发时间与发芽种子根长、鲜质量、可溶性糖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芝麻素、芝麻林素、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盐碱质量浓度与发芽种子根长、鲜质量、可溶性糖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芝麻素、芝麻林素、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小麦K型不育系恢复基因近等基因系农艺性状的遗传差异分析

对近等基因系进行遗传背景检测,有利于选育高质量的近等基因系材料.以17个小麦K型不育系恢复基因的近等基因系(N1～N17)和轮回亲本不育系豫麦3号为材料,通过调查这些材料的株高、成穗数、旗叶长、旗叶宽、倒二叶长、脖长、倒一节长、倒二节长、穗长、小穗数等10个农艺性状.对小麦K型不育系恢复基因近等基因系的农艺性状进行了差异比较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连续回交5代后,回交后代与轮回亲本在形态性状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其中N14、N1、N7、N16和N15与不育系豫麦3号的性状差异较小,在欧氏距离为5.2处把它们聚在同一类,但从各性状的变异系数看,N7和N15自身的变异较大,所以N14、N1和N16与不育系豫麦3号具有较好的近等性.     

大豆叶片性状和叶绿素含量QTL间的上位性和环境互作效应

以丰产性好、抗旱力强的栽培大豆晋豆23为母本,山西农家品种半野生大豆灰布支黑豆为父本杂交衍生的447个RIL作为供试群体。将亲本及447个家系分别于2011、2012和2013年采用随机试验种植,按照标准测量叶长、叶宽和叶柄长3个性状,并于2012年8月1日和8月8日和2013年8月2日和8月9日各测量1次叶绿素含量。采用QTLNETwork 2.0混合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和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分离分析法,对大豆叶片性状和叶绿素含量进行遗传分析和QTL间的上位性和环境互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叶长受2对加性-加性×加性上位性混合主基因控制,叶宽受3对等效主基因控制,叶柄长受4对加性-加性×加性上位性主基因控制,叶绿素含量受4对加性主基因控制;检测到10个与叶长、叶宽、叶柄长和叶绿素含量相关的QTL,分别位于A1、A2、C2、H_1、L和O染色体。其中2个叶长QTL分别位于C2和L染色体,是2对加性×加性上位互作效应及环境互作效应QTL;3个叶宽加性与环境互作QTL分别位于A2、C2和O染色体;2个叶柄长QTL分别位于L和O染色体;3个叶绿素含量QTL分别位于A1、C2和H_1染色体。叶片性状和叶绿素含量的遗传机制较复杂,加性效应、加性×加性上位互作效应及环境互作效应是大豆叶片性状和叶绿素含量的重要遗传基础。建议大豆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中,一方面要考虑起主要作用的QTL,另一方面要注重上位性QTL的影响,这对于性状的遗传和稳定表达具有积极的意义。     

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探讨及我国发展对策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经过近百年发展,形成植物专利保护和植物新品种保护两种制度。以美国为代表采用自由选择模式,可以选择植物专利或植物新品种的单重保护,也可以选择双重保护。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强制选择模式,植物品种不可授予专利保护,采用品种权保护。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起步较晚,经过近 30 年探索,初步建立由 1 部法律、1 个条例、2 个实施细则、3 个司法解释、4 个规章制度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1+1+2+3+4”保护制度,实现品种权保护制度从无到有和保护数量由少到多的转变,基本确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大国地位。当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尚处于“水平低,力度弱”初级阶段,“三多、三少、三不足”问题突出,革新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实现由品种权保护大国向保护强国实质性转变迫在眉睫。针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提出发展对策：一是加强系统性、全局性顶层设计,立法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单行法,提高品种权保护法律位阶;二是对所有植物属或种保护,进一步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扩大保护环节,拓宽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为品种权人提供更多机会保障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