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几丁质酶类基因家族的全基因组鉴定和表达特征分析

几丁质酶（chitinase, EC 3.2.1.14）是一种降解几丁质的糖苷酶,在植物应对非生物和生物胁迫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对辣椒几丁质酶类（Capsicum annuum chitinase-like, CaCTL）基因家族成员进行了全基因组注释、进化分析和基因表达模式分析。从最新的辣椒基因组数据库中鉴定出31个CaCTL成员。根据系统发育进化树将这些成员分为GH18和GH19亚家族,并进一步分为5个亚类（Ⅰ~Ⅴ类）。保守基序分析结果表明,每个亚类中的成员存在功能相关性。对辣椒、矮牵牛以及番茄的CTL基因家族成员同源性分析表明,在矮牵牛和番茄中分别有7个和11个辣椒CaCTL的同源基因。通过qRT-PCR分析发现,在正常环境生长的辣椒植株中,64.2%的GH18亚家族的CaCTL成员表达水平很低,有64.7%的GH19亚家族成员在不同组织中存在差异表达。顺式作用元件分析表明,CaCTL成员启动子区域存在许多激素反应以及生物和非生物应激相关元件。当植物遭受不同的非生物胁迫时,qRT-PCR结果显示,多数CaCTL成员表达上调。当植物遭受高温干旱条件时,多个CaCTL成员的表达上调明显。上述结果丰富了CTL基因家族进化的研究,为探索CaCTL成员的功能提供了数据基础。     

2000—2015年西南区县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分析——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综合分析重庆市奉节县土地利用格局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力,为优化西南区县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大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基于RS和GIS技术,利用四期（2000、2005、2010和2015年）土地利用基础数据,从土地利用动态模型和地学信息图谱等方面出发,揭示区域2000—2015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及时空演变规律。依据主成分分析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并基于奉节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究研究区土地利用驱动机制。研究期内,研究区土地空间格局呈现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体,同时交错分布其它土地类型的特点。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土地面积分别减少 78.84 km²、3.73 km²、2.54 km²,而林地、水域和居民工矿用地面积分别增加23.36 km²、46.67 km²、9.03 km²。受三峡移民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分布格局由整体无序向局部有序的方向发展。研究期的前10年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主要发生在林地、草地和耕地之间,林地→耕地和草地的面积总和分别为849.38 km²和425.17 km²;2010—2015年间林地和居民工矿用地新增面积分别为9.93 km²和7.09 km²。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影响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探究区域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城镇化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发展因素和农业因素是影响奉节县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我国抹茶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

抹茶,起源于中国,兴于唐而盛于宋,在中国茶文化里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简要介绍抹茶的定义、抹茶的保健功效、历史沿革,以及我国抹茶的发展历程,并探讨其研究利用的发展前景,以期为抹茶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茶叶生产格局演变及空间集聚效应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明确茶叶生产格局的演变特征和集聚效应,对广东省茶叶产业规划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引入空间重心模型,运用GIS技术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广东省茶叶生产格局的演变过程、演变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茶叶生产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1992—2017年广东省茶叶种植面积和茶叶产量稳步提升,2008年以后增速较为明显;（2）茶叶生产空间差异明显。粤北和粤东地区茶叶种植总面积占到广东全省的85%以上,茶叶产量占到83%以上,粤西和珠三角缩减较为明显;（3）广东省茶叶生产重心具有整体向东偏北迁移的趋势。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重心的东移反映出广东省茶叶生产已呈现逐渐向粤东和粤北地区集聚的态势;（4）广东省茶叶生产空间极化和空间溢出作用显著,已经形成了以饶平、潮安、大埔、丰顺、五华、兴宁、英德、东源等县区的茶叶生产集聚区,构成了广东省茶叶生产的“热点区”,并对周边县市产生带动和刺激效应;（5）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是茶园规模扩张的基础,政府的政策激励和支持是茶叶产业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巨大的市场消费力是茶叶产业迅速发展的直接因素,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茶园面积扩张的重要原因。广东省茶叶生产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应根据地区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种植传统等因素,推进茶叶生产区域集群化发展,提升广东茶叶的市场竞争力。     

豆科全基因组DGAT 基因家族的鉴定与进化分析

本文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在12个豆科植物基因组中对DGAT（甘油二酯酰基转移酶）基因进行了全基因组鉴定，发现在四倍体花生和大豆基因组中含有的基因拷贝数相对较多，分别为17、10，这可能是导致其油脂合成能力高于其他作物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家族基因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DGAT 基因在真双子叶植物分化之前已存在，在豆科植物中经历反复的全基因组加倍，使得家族得到扩张；并且串联重复对于家族扩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葡萄中的两个旁系同源基因，由于串联重复使得基因拷贝数量提高了150%。大豆中DGAT 基因在不同的组织中表达模式与其系统发育关系也表现出了关联性。该基因家族相对保守，与豆科基因组进化基本保持了一致的进化速率。本研究对于认识豆科植物DGAT 基因进化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在基因组学水平为大豆、花生等油脂合成品质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疆春小麦育成品种遗传演变分析

【目的】研究新疆春小麦育成品种遗传演变规律,提高小麦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新疆春小麦品种选育和改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新疆春小麦育成品种为材料,对其主要性状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春小麦90K芯片开展新疆春小麦育成种亲缘关系分析。【结果】新疆春小麦育成种遗传多样性丰富,平均遗传多样性指数2.005,变幅为1.902~2.181。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蛋白质含量、湿面筋含量、穗粒数与育种年代呈极显著正相关。新疆春小麦品种选育主要是通过常规杂交育种、杂交辐射诱变育种、引种3种方式。利用小麦90K芯片将新疆春小麦育成种划分为3个类群,显示了各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结论】新疆春小麦育种遗传基础薄弱、遗传多样性逐渐散失,新疆小麦育种应加强资源收集与利用,扩大育种亲本选择,提高品种变异的丰度和广度,以多抗、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的聚合育种,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提高育种效率。     

1978—2018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演进特征——基于20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基于手工搜集的1978—201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206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文本，从政策发布年度、政策发布主体、政策发布形式、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及政策效力6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在数量上呈整体持续上升态势；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经历了探索起步(1978—1989年)、初步形成(1990—2004年)、快速发展(2005—2013年)和全面推进(2014年以后)4个阶段的演进；政策发布主体的行政级别较高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政策联合决策程度高，但政策之间统筹性和协调性较低；政策绝大多数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发出，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原生态保护层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视程度不够；命令控制型政策是政府最为偏好的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政策整体效力的提升主要由政策发布数量驱动，政策反馈不足、政策措施较少和政策目标量化程度低是导致政策平均效力较低的主要原因。     

川渝地区地方和育成大豆品种SSR标记多样性分析?

利用基本均匀分布于大豆20条染色体的135对SSR标记，对232份包括6个地方品种地域亚群和1个育成品种亚群进行全基因组扫描。结果表明：所有的标记都有多态性，所有检测到的位点都是纯合基因型，说明所选用品种高度纯合，每个标记存在2～4个等位变异，平均2.66个。亚群多态信息含量变异范围0.2751-0.3165，整个群体为0.3208；亚群内Nei遗传距离变异范围0.325 8～0.359 4，整个群体为0.3711，说明川渝地区大豆遗传变异较小。亚群间的遗传一致度（GI ≥ 0.8862）较高，亚群间遗传距离（GD ≤ 0.1208）较小，地方品种亚群间遗传差异更小，育成品种亚群与自然地域亚群的遗传差异相对较大。亚群间基因分化系数（Fst）平均为 0.0722，基因流（Nm）平均为 3.214，说明不同亚群之间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主坐标分析表明第一、二和三主成分分别解释总变异的4.97%、3.54%和3.33%。来自同一区域的品种资源基本聚集在同一亚群，聚类分析同样表明同一自然地域亚群品种资源虽不能完全聚集到同一个遗传类群中，但具有一定的聚集效应，说明川渝大豆品种资源遗传变异与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分子方差分析表明亚群内变异占总变异的97%，亚群间变异仅占总变异的3%。Mantel收敛分析表明地方品种自然地域亚群的遗传距离与所处的地理位置距离（纬度和海拔）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0.723）。川渝地区大豆种质资源群体遗传丰富度不高，当前的育成品种未蕴含本地区所有遗传变异。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ppendage disparity and homology in fishes

Fishes are both extremely diverse and morphologically disparate. Part of this disparity can be observed in the numerous possible fin configurations that may differ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fins as well as fin shapes, sizes and relative positions on the body. Here, we thoroughly review the major patterns of disparity in fin configurations for each major group of fishes and discuss how median and paired fin homologies have been interpreted over time. Wh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ntire span of fish diversity, including both extant and fossil taxa, the disparity in fin morphologies greatly complicates inferring homologies for individual fins. Given the phylogenetic scope of this review, structural and topological criteria appear to be the most useful indicators of fin identity. We further suggest that it may be advantageous to consider some of these fin homologies as nested within the larger framework of homologous fin‐forming morphogenetic fields. We also discuss scenarios of appendage evolution and suggest that modularity may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appendage disparification. Fin modules re‐expressed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fin‐forming fields could explain how some fins may have evolved numerous times independently in separate lineages (e.g., adipose fin), or how new fins may have evolved over time (e.g., anterior and posterior dorsal fins, pectoral and pelvic fins). We favour an evolutionary scenario whereby median appendages appeared from a unique field of competence first positioned throughout the dorsal and ventral midlines, which was then redeployed laterally leading to paired append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