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环境因素分析——以五常市北部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环境影响因素分析是乡村重构的重要依据,也是乡村地理学重点的研究内容之一。从规模、密度、形状的组合类型角度出发,利用几何平均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以五常市北部地区6个乡镇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环境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综合考虑了单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和因素之间的影响作用。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分布呈西高东低,密度分布呈"大散居,小集聚"和"星团式",形状指数大小呈空间条带分布,主要受坡度、交通主干道、中心城镇影响作用。研究区内越是靠近水源、中心城镇、交通主干道的农村居民点规模越大、密度越高、形状越是多变,地势起伏较大地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小、密度低,但形状较规则。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受经济区位因素影响力大于自然因素,且任意两两因素具有显著非线性增强作用,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征显著。     

晋中市山丘区与盆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索晋中市东部山丘区与西部盆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提取研究区2018年变更调查库农村居民点数据,集成格网统计,借助GIS空间分析探索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其规模和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通过分区域对比分析得出,不同地貌特征农村居民点的规模特征、景观形态特征、密度特征以及分布特征均存在明显差异;西部盆地区农村居民点规模越大形态越简单,越小越复杂,聚集性与连通性较好,全局围绕中心城区呈中间聚集、边缘稀疏的分布模式;东部山丘区则相反,农村居民点规模越小,形态越简单,空间分布相对零散,表现为小规模集聚,全局呈北密南疏的分布模式。影响因素方面,西部盆地区与东部山丘区农村居民点受各因子影响的范围与程度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特征,差异性则表现在自然条件与区位特征对西部盆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东部山丘区影响较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则是引起两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水平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差异明显。     

不同城镇化进程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部粮食主产区处于快速、中速、低速3种不同城镇化进程的县(市)作为典型区域,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了1980—2015年35 a来不同城镇化进程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特征与其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其规模、聚集度和斑块形态特征在快速、中速城镇化进程县(市)均呈增长趋势,而在低速城镇化进程县域则以降低趋势为主;2)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地貌特征对于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区位和规模、政策调控对于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与形态、农户分化对于农村居民点的集聚与分布特征均有较强的影响作用;3)处于较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居民点目前尚未实现有效的土地集约化利用。     

极贫困峰丛洼地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以峰丛洼地形为主的极贫乡镇——大营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营镇农村居民点呈现出"西密东疏"的空间分布特点,具有显著的聚类空间结构特征。大营镇农村居民点的分布随着坡向、坡度、道路延伸方向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大营镇居民点在坡度较低、坡向为阳坡的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并且受道路因素影响呈条带状分布;居民点在坡度较大、距离公路较远的山区也有分布,但其分布受到社会和自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高原湖泊平坝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预测分析——以大理市海西地区为例

为探索高原湖泊平坝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状况,利用核密度、缓冲区及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等方法,从村域视角对2006—2015年大理市海西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及类型进行了研究,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预测了该区2015—2024年居民点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海西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多点高值集中"向"带状中高值集中"变动的态势,单位面积范围内分布密度明显提升;区位布局受地形环境及交通通达度影响减弱,而受"亲水性"影响增强;基于村域居民点用地动态度值,综合考虑旅游、交通、城镇等因素影响,将该区居民点空间格局的演变分为自然、加速及剧烈三大类。2015—2024年,村均居民点用地面积及村域间用地动态度差异均将缩小,正向演变型村庄将明显减少并向南部乡镇集聚,而负向演变型村庄将大幅增加并显著向中北部扩散,居民点空间格局将以加速负向演变型村庄为主。     

基于乡(镇、区)尺度的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及布局优化研究 ——以河北省深州市为例

剖析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合理确定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向,可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平原区村庄整治和布局调整提供指导。应用分形理论,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和SPSS统计分析,以典型平原区河北省深州市为例,通过测算2009、2015年农村居民点集聚维数、Zipf维数、边界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分析乡镇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的分形特征并提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结果表明,(1)全市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集聚效应显著,集聚维数达1.165 5。(2)各乡镇农村居民点规模分布集中、分散几近各半,其中9个乡镇农村居民点Zipf维数下降,分布趋于集中;7个乡镇农村居民点Zipf维数上升,分布趋于分散;2乡镇Zipf维数基本不变,分布趋于均衡。(3)各乡镇农村居民点形态呈现复杂且不稳定趋势的占多数,其中11个乡镇农村居民点边界维数上升,稳定性指数下降,空间形态更复杂且呈扩张不稳定趋势;6个乡镇农村居民点与其相反;1个乡边界维数和稳定性指数未发生变化,空间形态相对稳定。(4)基于各乡镇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提出了稳步城镇化型、快速城镇化型、加速集约化型和特色产业化型4种模式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     

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及布局优化——以江苏省句容市为例

以江苏省句容市为典型案例,基于GIS分析平台,通过R统计量、Kernel核密度及空间韵律指数等方法,探讨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加权Voronoi图提出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及其策略。结果表明:句容市农村居民点R值小于1,表明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集聚型;句容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表现出"南密北疏",且农村居民点形态、规模分布规则也呈"南北分异"特征;未来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以城镇转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异地搬迁型4种优化模式为主;并针对这4种模式提出具体优化策略。     

陇南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差异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和景观生态学理论,定量分析了陇南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陇南市农村居民点聚落空间分布较分散,以成县中部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呈阶梯状分散分布;(2)陇南市农村居民点整体规模分布普遍偏小,形成以西和县西为冠顶、宕昌县和成县为帽檐的"王冠"状结构;(3)全市农村居民点聚落形态整体相对规则、整齐,破碎化程度较低,局部地区居民点分布形态复杂程度较高,南北和东西走向规模分异明显。     

赣东北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贵溪市为例

科学辨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研究城乡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和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选取赣东北低山丘陵区——贵溪市为研究区,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标准距离、标准差椭圆及核密度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全面分析了贵溪市2005—2015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5年贵溪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模式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集聚态势;近10年来,农村居民点主要以东南-西北轴为扩展方向,东南、中部、西北3个方向为2005—2015年重点发展方向,西北方向最为突出,新增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和西北部区域;对比分析2005年和2015年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布情况,两个时期贵溪市农村居民点有集中收缩的趋势,均呈现"东南-西北密,西南-东北疏"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形态表现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2005—2015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海拔低、坡度缓、近河流、沿交通道路、距城镇近、无土壤侵蚀和地质灾害的区域。分析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是自然环境因素、自然灾害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居民点受到高程、坡度、河流、地质灾害、水土流失、交通道路、城镇、政策与规划导向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交通道路、城镇、政策与规划导向是影响贵溪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江河流域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

江西省余江县潢溪镇地处信江和白塔河交汇处的河谷平原区,针对潢溪镇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布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运用景观格局分析、最近邻点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空间关联度、地形起伏度等方法,揭示潢溪镇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规律,为江河流域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科学参考。结果表明,潢溪镇景观类型以耕地为主,其次为农村居民点和水域,3种土地利用类型占镇域总面积的82.13%;潢溪镇农村居民点分布于整个镇域,各行政村农村居民点都属于集聚分布,且农村居民点形状趋于简单;农村居民点核密度高集聚中心处于拥有农村居民点面积较大的渡口村、逢叶村、弋桥村3个村的交界处,可以重点发展;潢溪镇处于河谷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布局受地形起伏度、河流、道路、城镇等条件的影响;地形起伏度优势区和道路便捷区对农村居民点有较强的吸引力;为防止洪涝灾害,农村居民点集聚区距离江河有一定距离;随着距潢溪镇城镇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形状复杂性呈增强趋势。     

数量化赣南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研究

为通过数量化分析掌握赣南低山丘陵区龙南县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规律,以龙南县2013年农村居民点和DEM矢量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法、Voronoi图Cv值与核密度函数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究了龙南县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龙南县整体Cv值达到了147.81%,各乡、镇、垦殖场除了安基山垦殖场之外,其余14个乡级单位的Cv值都大于64%,居民点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明显,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特征;基于核密度分析发现龙南县居民点空间布局呈现"北密南疏"的格局,平均密度为1.66个/km2;同时龙南县居民点空间布局受海拔、坡度、坡向、公路与河流水源因素影响较强,表现出明显的地形和交通指向。     

基于市域尺度农民收入时空差异及驱动力分析

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民增收路径提供参考,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2000-2014年中国市域农民收入时空格局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4年,中国地级市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整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在地级市上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区域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有向中部扩散的趋势,区域农民收入差异仍然较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农民人均收入表现出很强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上呈明显的集聚格局;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集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空间回归分析表明,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产值、城市化率对2000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用电量对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2014年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不显著。     

黑龙江省现代与传统农业区域农村居民点格局差异分析

为探寻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区即垦区与传统农业区即农区农村居民点格局的差异及农业发展状态对居民点格局的影响,基于抚远市现代与传统农业区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现状,运用空间统计分析与景观格局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对两类农村居民点即聚居居民点与田间散居住宅进行定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农业区与传统农业区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标准差椭圆的长短轴差值、形状指数以及居民点规模全局聚类值与显著性检验分别为:8 743.39与13 426.64 m、10.98与15.18、0.107 478与0.000 015、2.26与0.67,田间散居住宅的数量依次为1 742与487个现代农业区散居住宅核密度远高于传统农业区,表明二者的农村居民点格局存在显著的差异,现代农业区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规模呈现出全局高值的集聚特征,空间分布较为均匀,形状较为简单,其田间散居住宅密度较高分布较为密集,传统农业区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随机,形状相对复杂,其零星分布散居住宅;现代农业区水田种植比例与耕作半径较大耕作强度较高耕种期内农民选择在田块间建立散居住宅以提高耕作效率,即水田种植比例与耕作半径是导致现代与传统农业区田间散居住宅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传统农业区的农田基础设施与田块特征尚不完善,而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布局对农业生产条件的依赖性较大,即农田基础设施与田块特征是造成现代与传统农业区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差异的关键因素。未来黑龙江省在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应对现代与传统农业区进行分区整治,现代农业区应充分考虑耕地结构与耕作半径,传统农业区应注重农田基础设施与田块的特征,以实现黑龙江省现代与传统农业区土地的高效与集约利用。     

黑龙江省农区与垦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及差异

为探寻粮食主产区不同农业发展水平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差异,以黑龙江富锦市为例,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统计、景观指数方法分析农区与垦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空间分布上,农区与垦区居民点均属集聚模式,最高核密度分别为0.93和0.73km~(-2),农区居民点密集程度相对较高;2)规模分布上,农区居民点规模呈全局低值集聚,表现为大规模、小规模集聚和随机分布3种模式;垦区居民点规模呈全局高值集聚,显著性较低,主要为大规模集聚和随机分布2种模式;3)形态分布上,农区居民点斑块形态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随机特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较高;垦区居民点斑块形态变化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空间结构分异较为显著。结合农区与垦区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提出差别化的居民点空间整治与重构模式,为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重构与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参考。     

三峡库区腹地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自然背景影响——以奉节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的重要聚居方式,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深入揭示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对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农村居民点作为研究对象,借助Arc GIS10.2软件,研究农村居民点密度和用地比重的空间差异性及其与地形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1)从密度和用地比重来看,研究区不同等级的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均呈现出北部密度和用地比重较大,而南部总体偏小,局部密集,用地比重较大的特点;(2)从地形因子来看,研究区分布在海拔800 m以下及坡度6~25°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密度在20个/km2以上,用地比重多在1.5%以上,属于农村居民点较密集区。总体上,奉节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地势低平、河网密布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密度大且用地比重大,反之,地势陡峭,土地承载力低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分散,用地比重较小。     

桐乡市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综合运用最近邻分析、Ripley"s K函数、Voronoi图、景观格局指数和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浙江省桐乡市2013到2018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分布及演化特征,还进一步探索了水系、交通和城镇这些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桐乡市农村居民点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而且集聚程度随着年份和空间尺度的增加而增大。尽管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均属于集聚分布,但乡镇间农村居民点的总面积和斑块数量差异较大,而且斑块数量、密度和破碎化程度随年份呈下降趋势,这些变化与近年来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农村新社区建设有关。农村居民点分布与河流、道路和城镇距离呈负相关,但河流对农居点的影响逐步降低,道路和城镇对农居点的影响逐步提高,这些变化与货运通道从水运转移到陆运以及城镇生活水平提高有关。     

南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西省鹰潭市为例

为探究南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离散分布规律,以江西省鹰潭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鹰潭市1996年、2009年和2018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探究鹰潭市近二十年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6—2009年和2009—2018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年平均增长量分别为183.35、204.14hm~2/a,鹰潭市农村居民点规模仍处于增长阶段,但聚集程度降低,破碎化程度上升。2)1996、2009和2018年,各乡镇农村居民点离散度均值分别为0.41、0.42和0.45,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级别为Ⅰ级的乡镇分别占乡镇总数的41.18%、35.29%和26.47%,级别为Ⅱ级的乡镇分别占乡镇总数的35.29%、44.12%和50.00%,级别为Ⅲ级的乡镇均占乡镇总数的23.53%。乡镇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整体上升,区域农村居民点离散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3)1996—2018年,地形位指数和人口密度对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的影响先增大后减小,到城镇和公路距离对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的影响先减小后增大,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形位指数、到公路距离和人口密度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主导因素,到城镇距离、到河流距离、地均GDP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重要因素,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能增强其他影响因子对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的解释力。本研究可为南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规划统筹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对比分析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作为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效增加耕地面积和满足建设用地指标需求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合理地进行农村居民点潜力分析是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依据。从整理潜力的可实现角度,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归为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介绍了不同整理潜力测算方法的原理,总结了不同整理潜力测算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并提出未来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发展的建议,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方法更系统更合理,为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和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景观结构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化研究

运用Arc GIS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以及Patch Analyst的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疏附县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特征、农村居民点与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关系,并运用多因子综合评价法,建立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优化。结果表明,疏附县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受海拔高度、坡度、河流、水浇地、城镇和园区的综合影响。疏附县农村居民点分为优先发展区、保留发展区、限制发展区3种类型。     

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及形成机理——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

为引导重庆市南岸区合理配置城乡建设用地,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相关方法及地理探测器对南岸区2009-2016年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与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城镇工矿用地呈周期性波动增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呈减少态势;(2)南岸区发展重心东移,城镇扩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以外,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心城区内外变化差异不明显;(3)城镇扩张与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源于农用地,耕地占用比例高;(4)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村宅基地退出慢于农村人口析出;(5)城镇工矿用地增长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变化率、城镇人口变化率以及增减挂钩政策等置换得到城镇空间指标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减少则主要受第二、第三产业变化率与城镇人口变化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