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协同优化

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逻辑契合性和内在系统关联性,构建5个维度36个指标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空间关联测度等评价分析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空间格局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高、低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较显著,指数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梯度空间格局,各地市分系统环境质量水平差距较大,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异明显,呈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特征.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需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策略,强调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全面补缺和冷热点区域协同优化,注重"拉长板,补短板,重协同,谋特色",统筹促进省域乡村地域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环境水平的系统振兴,这对江苏省各地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城市人居环境定量评价研究

从社会经济、居住条件、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4个层面上选取24个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2012年河南省城市人居环境进行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共分为4个级别,城市人居环境较好的地区大多分布在北部和中部地区,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相对较差。河南省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与城市化率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表明运用熵值法对城市人居环境进行评价切实可行。最后,结合各区域城市人居环境状况,提出城市未来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黄土高原村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以子洲县西北部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2016年榆林市子洲县西北部10个行政村的农村人居环境调查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法进行评价,并以此针对黄土高原目前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提出建议,以期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研究区人居环境水平不高,综合指数和单项指数在区域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主要表现为政府所在地和常住人口较少的行政村水平相对较高,其他行政村相对较低;行政村之间同一系统层指标的区域空间差异明显,尤以公共服务协调性最差,要注意强化行政村之间公共服务的协调建设,继续加强行政村之间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居住质量的统筹建设。     

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

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地区的短板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建设内容，探究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可为科学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系统梳理了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并基于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数据，运用ArcGIS及地理探测器等工具，探究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化特征以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9年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逐渐向好，评价分数由0.260上升到0.917，各市（州）间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由社会经济子环境单一驱动转变为社会经济与居住支持环境协同驱动；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污水处理率、乡（镇）拥有卫生院数量、乡（镇）拥有文化站数量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导因素。未来，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加强公共资源投入及公共服务建设，尤其应注重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以2019年为例

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和保障体系3个维度选取19项指标构建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功效函数法确定指标值，并基于2019年全国1 818个县级行政区的数据，对其乡村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为0.350,属于一般水平，处于优秀水平的样本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的人居环境较为薄弱，各地区的主要受限维度均为保障体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构建互助合作机制与基础设施长效运营管理机制，促进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在不同地区协调发展；强化保障体制机制，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短板。     

肇庆市典型村落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为有效提升肇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采用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文化5个准则层开展典型村落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人居环境质量总体评分为74.54分,总体评价为中等偏上水平,说明肇庆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比较注重乡村人居环境营造,形成了较为宜居的环境。准则层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自然环境(79.65分)、社会文化(75.68分)、居住环境(72.93分)、经济发展(72.26分)和设施建设(71.95分)。对象层得分排名靠前的指标为整体风貌(C2)、气候条件(C1)、资源丰富度(C3)和文化特色(C13)。评价结果可为肇庆市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供科学的参考。     

乡村人居环境与满意度评价研究——以宿迁典型村庄为例

以宿迁市为考察区域,以村庄为研究尺度,从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量表,评测村民对乡村人居环境的认知度,寻找乡村人居环境客观建设与村民主观满意度间的差异,以期为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科学依据。     

西部地区推进乡村建设的现实困难与思路举措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现阶段乡村建设的最大短板在西部地区,最大难点也在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乡村建设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健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任务重,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度高,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实现脱贫产业健康发展挑战多,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地域差异性、农民主体性和操作实效性重视不够,以及乡村要素持续外流和公共财力投入有限等一系列突出难题。今后一个时期,应遵循城乡发展规律和乡村建设规律,立足西部实际和农民现实需要,给予西部地区乡村建设特殊且有效的帮扶措施,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稳步提升西部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特色产业持续性、人居环境舒适度和农民群众幸福感,不断夯实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基础。     

林业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基于驻马店市辖9县1区实践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措施,是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步伐,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和生态质量的具体行动。以驻马店市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为依据,探讨了林业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AHP评价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是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结合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因地制宜,选取合适指标并分为5个准则层与21个指标层,构建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效果进行评价与分析,并从优化产业结构,坚持绿色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强化农民主体作用,各界协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三方面提出改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对策建议,实现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物元模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研究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工作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从村内塘沟清理、养殖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的改变、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乡村治理改进等7个方面构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物元方法构建了评价模型,为科学测度各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提供了依据。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与提升机制研究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与提升机制研究，有利于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果、全面推进新发展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本研究基于“政策主题-成效评估-整治提升”的研究思路，以政策主题为导向，以六大重点工程为抓手，借助政策文本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阐释了整治提升机制并提出提升路径。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焦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居住条件、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五大主题，相关文件数量占比分别为18.9%、16.3%、19.8%、25.6%、19.4%； 1997—2020年其内容呈现出从要素供给、结构完善到功能提升的阶段性特征。整治成效水平呈现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空间特征，综合值分别达2.70、2.42、2.41；一、二类区中住房整治成效最为突出，三类区中生物资源循环利用和地域文化整治成效较突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他项目推进具有较高的贡献度。因此，相关部门应树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焦目标-多措并举-协同治理”的系统化工作思路，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我国农村环境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基于ESDA—GIS与门槛回归模型

运用2004-2013年31个省级行政区农村环境相关数据,构建农村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利用ESDA—GIS探究时空分异规律,再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环境质量存在明显时空分异特征:时间上,近10年来我国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由2004年的51.01上升至2013年的52.89,可见我国农村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且东部及南方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近年农村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显著;空间上,我国农村环境质量自东向西趋好,存在空间集聚性,北方农村环境质量普遍优于南方。此外,我国农村环境质量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农业发展水平对我国农村环境质量的影响呈先负向相关后正向相关的双重门槛关系;工业发展水平负向影响农村经济,跨过门槛值后,负向影响减小;农户收入与农村环境质量呈先负向相关,跨过门槛值后正向相关的单门槛关系。从农业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农户收入3个方面来看,发展农村经济对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应着力围绕"生产环境绿色高效、生活环境整洁舒适、生态环境山清水秀"目标,全方位多角度重点改善我国东部及南方地区农村环境质量,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全面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山东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6年相关数据,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各地级市权重并计算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得分。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得分整体呈波段下降趋势,省会城市济南的得分高于其他城市,沿海地区的得分高于内陆地区;决定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得分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但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公共服务因素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作用不断加强。     

孔雀河流域聚落分布特征及驱动力解析

以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的孔雀河流域绿洲为研究对象,基于GIS空间分析与景观指数方法,并参考土地利用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等,解析该地区的空间格局特征,同时探讨孔雀河流域绿洲乡村聚落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孔雀河流域地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独院和小型聚落占主体;孔雀河流域村落集聚态势,呈现出"北南密,中部疏"的空间格局特征。(2)孔雀河流域聚落规模设有差异,呈现出全局低值集聚的冷点区;孔雀河流域聚落斑块形态不规则,但破碎化不明显。(3)研究区自然因素呈现出"邻河邻路低高程低坡度"特征,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区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它是人口规模、农业状况、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体系等人文和社会因素也是农村居民点发展和空间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本研究结果对在乡村振兴策略背景下指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更进一步了解在不同发展程度与水平的人地关系和演变规律,对优化孔雀河流域村落人居环境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变化研究———以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针对重庆市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普遍性特征,选取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咨询法,从居住环境系统、基础设施系 统、公共服务系统、交通通讯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5大方面(准则层),选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道路硬化到户率等 26个指标构建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天子村的人居环境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指标总体分值由原来的0.519上升到0.949,人居环境级别由四级(人居环境质量较差)上升到一 级(人居环境质量好),特别是在居住环境和交通通讯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影响最为显著.     

西安市人居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由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因素、社会文化5个层次组成。通过熵值法得到人居环境和城市化的指标权重,运用协调度模型求得人居环境与城市化的协调度,结果反映西安市2002²012年人居环境与城市化的协调度呈现增长趋势,基本处于高度协调期。     

海峡西岸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为评价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构筑良好人居环境,选取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28个指标,采用熵值法对海峡西岸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利用城市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居环境协调度水平。研究表明:厦门为高质量人居环境地区,福州为较高质量人居环境地区,三明、温州、泉州为中等质量人居环境地区,丽水、漳州、龙岩等城市为较低质量人居环境地区;厦门、福州各系统建设良好,三明、南平、衢州、丽水建设一般,莆田、温州、汕头等城市系统建设勉强,抚州、上饶等城市系统建设失调;城市间人居环境勉强协调、生态环境一般协调、经济和社会环境勉强协调。     

甘肃河西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研究

为探究甘肃河西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整治现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人居环境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因子进行处理，分析河西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所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生态环境、住房条件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核心因子。针对河西地区农村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土地利用整治、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整治、住宅建筑整治、农业环境卫生整治、环境综合整治五大整治机制，促进河西地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