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乡村全面振兴视野中的农村生态治理新模式

农村生态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是互补互促的关系，前者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后者为农村生态治理提供了绝佳机遇。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多元主体责任缺失：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地方企业生态责任弱化、农民生态环保意识淡漠、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生态治理能力有限。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就要发挥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强化地方企业生态社会责任、提高农民生态主体意识、增强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生态治理能力，使农村生态治理的多元主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构筑符合农村实际的多元共治新模式。多元共治新模式是在对我国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治理模式，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奠定基础。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认知分析 ——基于广州市炭步镇的调查

基于广州市炭步镇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对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主体责任的认知.结果表明,由于政策宣传不足、农民小农意识浓厚,乡村社会治理惰性等因素,导致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责任意识缺失.因此,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正确处理政府、农民和市场三者的关系,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树立农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主体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农民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新时代我国农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探析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执政党根基的巩固、社会和谐稳定和农民切身利益。本文分析了打造农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时代意义及逻辑内涵，提出打造农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即加强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推进新时代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组织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为视角,阐述与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农村社会组织设立难、培育滞后、各主体职责模糊等问题,提出明确各主体职责、有效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加强宣传与教育的对策建议。     

弱化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研究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呈现出弱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主体身份名与实的分离,主体意识外在感观与内在感受的不统一,主体自治、法治、德治能力欠缺。乡村治理农民主体性弱化危机的化解,需要回归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理念,从统一主体身份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主体意识外在感观与内在感受、主体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三个方面重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结构,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和善治。     

美好乡村建设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宣城市农民主体作用的调查

本文以安徽省宣城市7个县市区58个建制镇71.7万户乡村人口为基数,抽样调查2640户乡村人口为样本。就农民主体结构、不同年龄段农村劳动力就业模式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政府主导等不同维度分析影响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因素。提出打破行政主导的美好乡村建设模式,强化宣传、深化改革、突出主体、健全《章程》、政策倾斜,逐步构建起主要依靠农民主体自我维系、自我发展的内生政策体系,激发农民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构筑起有利于美好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性治理方略。从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历史进程入手,从宏观角度探讨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从政府、社会力量及农民主体等多个维度研究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认识缺位、村民主体意识缺失、乡村文化振兴产品缺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缺血、乡村文化队伍缺阵等。提出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五大路径:即完善政策体系、建立监管机制、强化价值引导、发挥人才优势、带动产业发展等。以期为全面提升乡村文化振兴质量、推动后扶贫时代促进政府治理思想创新发展提供思路。     

法治乡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提高的基本途径

建设法治乡村，关键在于农民法治意识的培养，只有不断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才能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引导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培育知法懂法用法爱法尚法的新型农民，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而，目前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农村普法教育形式还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农民对法律大量化、多元化、差异化需求。法治教育渠道较狭窄，专业程度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不足，服务质量不高。为此，应创新普法教育形式，调动农民积极性，发挥应普法主体作用。应扩充法治教育渠道，营造法治环境，使农民法治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加强法治建设投入，加强政府财政倾斜。司法机关向农民提供针对性帮助。     

多中心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当前重点工作之一。乡村生态环境整治进程缓慢且效果不理想,治理主体和相关参与者问题显著,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者",暴露出"角色缺位"、"责任缺失"等问题,企业破坏环境问题严重,农民缺乏相应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促进农村生态宜居需要长期有效的解决模式,不仅政府需要有效治理,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农民也需要积极参与和配合,因此,地方政府切实承担主导责任,地方企业承担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农民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非政府组织积极提升相应参与能力。本文主要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依托,梳理农村多元化治理现状,挖掘其存在原因,深入探讨解决问题的手段,由此提出,怎样有效深入贯彻多元治理理论,推动多元治理模式,解决农村生态环境各类问题。     

农村基层党组织吸纳与培育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现状调研报告

基层党组织是农民参与党建、乡村治理的桥梁,承担着吸纳与培育精英发展与建设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重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基层党组织因受农村软硬件条件等多方因素的制约,使其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单一,未能在吸纳、培育精英中发挥应有的价值,但这也给乡村治理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本文通过对黑河市爱辉区所辖农村乡村治理现状进行研究,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吸纳与培育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广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着力点探讨

建设广东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惠及广东4000多万农民的系统工程。建设的着力点是科学地利用广东优越的自然资源、充足的财力、产业梯度转移区位优势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典型范式;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千方百计调动建设主体——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选优配强“两委”班子,形成民主管理新机制;积极创建和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统筹区域、城乡发展规划,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沟域经济发展分析

重视农民主体地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沟域经济开辟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农民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然而现有三种沟域经济组织模式中,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普遍不高。在研究沟域经济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组织模式来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沟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模式是组织制度创新的结果,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沟域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其是未来沟域经济组织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民组织化水平提升的困境与策略——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范式

社会资本失范是中国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表现为:因为差序格局的农村社会网络关系分散;因为信任缺失以致组织契约基础丧失;因为互惠匮乏以致利益矛盾突显;因为共同价值迷失以致组织精神困乏。农民组织化在维护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组织的发展,是组织运行的深层社会基础,因而,可以通过重构网络关系,加强教育宣传,重构结构合理、功能积极的社会资本,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的低水平状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制度:变革逻辑与发展方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不断焕发出新活力,但也面临着适应市场经济形势、推进高质量管理、实现集体增收等难题。为了将财会制度建设融入"三农"问题的解决之中,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力源"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制度建设应遵循以下具体原则和方向:有效衔接党中央战略部署,维护好集体资产;有效发挥财会制度的资源配置和财务运作功能,克服制度设计和应用设计的内生缺陷;引入现代企业财会制度需因地制宜,防止生搬硬套。     

“党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以Z村为例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乡村工作庞杂繁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当前乡村社会普遍存在党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严重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现状考虑,采用实地调研法和非结构式访谈法对 Z村进行调查,个案研究表明,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村庄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核心作用,结合村情概况适当压缩治理单元,采用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相结合的方式,理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形成平稳运行机制,并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为了探究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评价方法,填补相关研究空白,本研究基于美丽乡村视角建立了以村庄为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居环境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构成。采用综合指数测算法对村庄的人居环境客观指标予以评分,并进行了质量分级。结果表明：各村庄综合评分和一级指标的评分均有一定的差异,说明村庄人居环境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一级指标中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评分较低,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村庄治理能力,多途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根据各村庄人居环境质量客观指标评分情况,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划分为优、良、一般和差4个级别。提出了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的相关建议,确定以村庄为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目标与规划,建立以村庄为单元的农村人居环境客观指标统计制度,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能力,多途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桥头堡战略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云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蝴蝶效应”为例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工业、城市、市民对农业、农村、农民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一体化的有机统一.通过分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有机统一,讨论了增强云南省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的政策建议,展示了桥头堡战略下城乡发展一体化“蝴蝶效应”布局规划.     

内生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与运行机制研究——基于A村牛联合放养组织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A村牛联合放养组织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牛联合放养组织雏形的出现、牛联合放养组织的快速发展和牛联合放养组织的稳定发展进行分析,从治理、风险保障、自我服务和信誉四个方面对内生型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需求、乡土文化和农民主体能动性在内生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期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山西省吕梁市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日益受到威胁,仅山西吕梁市就有30.11万农村人口面临来自工业、农业、生活领域的污染问题,而当地广大农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政府对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匮乏,治理模式不适,治理效率不高。对此,应加强农村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发挥政府能动作用,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农村能源环保建设生态工程;在工农业生产中倡导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注意技术路线创新。     

贵阳市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与策略思考

为了更好地促进贵阳市现代农业发展,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贵阳市农村信息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贵阳市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农村信息资源、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基层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7个方面,提出了促进贵阳市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策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