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的保定市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异研究

运用C-D生产函数理论,结合投入产出原理,构建保定市耕地集约评价的数学模型,对保定市2003—2012年间耕地利用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对保定市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特征进行年际间和空间上的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0年间保定市耕地利用中劳动集约度较高,资金粗放度较高,综合集约度呈现波动式发展;从空间上看,保定市各县(市)呈现出东部集约程度高、西部集约度相对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相关性较明显。     

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以2009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状况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分析计算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9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度平均水平为0.1417,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各县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县市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I为0.14,县域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特征;耕地利用集约度高区域主要集中在主要地级市(包括加格达奇区)及其周边县市,三江平原以及松嫩平原的南部和东部;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主要受区位条件、自然特征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PSR框架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驱动力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

论文以关中地区为评价区域,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及综合指数法对陕西关中地区及各地市2000-2009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动态评价.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关中地区耕地集约度呈现波动变化,并在近两年具有下降趋势；关中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和耕作制度因素以及自然因素是影响关中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因素.     

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耕地集约利用的本质内涵,遵循系统性、典型性、科学性、可行性等原则,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产出效率、耕地利用强度以及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状况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全省17地市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17地市进行系统聚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将提取出的三个主成分作为自变量、耕地利用集约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定量剖析各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差异,鲁南和鲁北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较高,鲁中和半岛地区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因子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呈负相关,经济越发达,耕地利用集约度越低;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和农业政策因子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不明显,但仍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环渤海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分异研究

深入开展区域耕地集约度的评价分级及动态变化研究有助于强化县域耕地集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数及考核模型,计算了1996、2000、2004和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并分析其变动规律。研究认为,1996年以来,环渤海地区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显著,高度集约区集中分布在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鲁北平原区和鲁西南平原区;基本集约区和不集约区在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集聚;平原区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显著提高,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不同程度地下降。此项研究揭示了环渤海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分异格局,便于为不同地区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耕地集约利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东部四市为例

为了准确把握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空间差异特征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K-mean聚类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甘肃省东部四市的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变化情况及空间水平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并对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内部因素进行探索。结果表明:1)2016年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度整体处于较粗放利用水平(均值0.377 2),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其中Ⅲ、Ⅳ级位于研究区东北部和西南部,Ⅰ、Ⅱ级位于研究区中部,整体呈"哑铃"状结构;2)全局莫兰指数为0.142 2,表明研究区各县(区)耕地集约利用度存在显著为正的全局自相关,呈现空间集聚特征,LISA聚集图空间特征与集约度等级图基本吻合;3)劳动力指数、地均机械总动力和部分区域农业科技发展率、有效灌溉率与耕地利用集约度成正相关关系,由于空间的辐射性和依赖性,各回归系数值分布具有明显的"片"或"带"状区域特征。     

基于粮食安全的黑龙江省垦区耕地集约利用定量分析——以宝泉岭垦区为例

本文以黑龙江省宝泉岭垦区为研究区,基于粮食安全角度,以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利用效益以及持续状况为要素层,筛选具有代表性的21个指标,构建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主、客观赋权,运用多因素综合数学模型,定量测算黑龙江省宝泉岭垦区1999-2008年耕地集约利用状况,并进一步探讨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结果表明:1999-2008年,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各不相同,不同指标和要素对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耕地利用效益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最大。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利用效益以及持续状况间的协调性也是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同时粮食安全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很强的相关度,表现为粮食总产量随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升高而增加,随耕地利用集约度的降低而减少。     

四川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研究

以四川省成都及17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结合四川省实际,从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利用可持续度四个方面,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等对四川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城市土地集约度整体偏低,区域差异明显;集约利用水平在空间上由西南向东北呈现出低-高-低的特征;地形、城市地均GDP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度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了提高四川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PSR模型的江西省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农业生产效益、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以江西省为例,从耕地资源利用中的人地关系入手,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聚类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2003—2012年江西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3—2012年江西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波动上升的趋势;11个地级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较显著,呈现4级分布,江西西部和中部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东北部次之,西北部和南部相对较低。研究结果可为江西省今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     

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时序变化分析

本文依据忻州市2000—2014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结合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权重,综合指数法定量计算2000—2014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结果表明投入强度对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最大,可持续利用状况对土地集约度的贡献较小;从时间上看,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结果为区域科学合理、持续利用耕地,保障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996—2012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以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采用文献查询法、统计分析方法、GIS空间分析法以及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从可持续利用的视角分析了1996-2012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土地利用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阐述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得出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规律.结果表明: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而导致耕地大量减少,耕地从1996年的129 286 hm2下降到2012年的84 567 hm2;建设用地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增加幅度较大,交通用地单一动态度接近7.1％.通过对广州与其他发达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是导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天河区和越秀区的土地经济密度增加率呈现较高水平.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来看,广州市未来土地利用需要更好地协调各业用地之间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开发利用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动加强耕地保护,提高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改善生态环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广州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大都市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以北京市为例

通过建立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基于北京市主体功能空间分区的建设用地集约评价方法,分析主体功能区建设用地集约水平的空间变化差异,并提出基于空间功能相匹配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调控对策。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北京市主体功能区中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分别处于高度集约区、中度集约区和低度集约区之间,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处于低度集约区;相关指标评价中,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有提升潜力,但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负荷超载。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存在一致性。     

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研究

从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界定出发,以甘肃省耕地自然条件和现状数据为依据,从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程度和可持续利用状况等4个方面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多因素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现状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引起不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原因进行探究。揭示了甘肃省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规律和影响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各指标之间以及它们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之间的关系。     

辽宁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分析

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城市建成区为研究对象,从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效益和土地利用可持续性4个方面选取15个评价指标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突变评价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对辽宁省14个市2003~2011年的土地集约利用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辽宁省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整体上是上升的,但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表现为以沈阳、盘锦、大连为中轴线向东西两侧降低,且东部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于西部;②从经济区域规划来看,沿海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最高已进入一般集约利用阶段,其次为沈阳经济区处于粗放利用水平,最差的为辽西北地区,一直处于高度粗放利用水平;③运用基尼系数判断辽宁省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差距变化,结果显示辽宁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区域差距整体上减小,但分布曲线呈"U"型,从2009年开始有上升趋势。     

基于PSR模型的四川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分区研究

以耕地资源集约利用中的人地关系为依据,构建基于PSR模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共选取15个评价指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运用综合指数方法分析四川省21个市(州)的耕地集约利用度,并将其划分为高度集约区、中度集约区、一般集约区和不集约区。结果表明:在不同区域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平原地区如成都等地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甘孜、阿坝等地较为典型,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引起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市(州)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采用PSR模型、熵值法和综合指数方法评价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是合理的,研究结果为四川省耕地集约利用提供进一步指导。     

兵团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研究

从投入强度、产出效果、利用程度、可持续利用4个层次构建了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兵团近7年来耕地利用现状及动态变化趋势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兵团耕地集约利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与最高利用水平仍有差距。     

耕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果和持续状况四个层面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了1994-2008年河北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1994-2008年河北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1994-1999年为波动阶段;2000-2003年为平稳阶段;2004-2008年为上升阶段;(2)1994-2008年河北省耕地集约利用的障碍因子主要为人均耕地、劳力投入、复种指数、地均产量、劳均产值和非农指数。从长远来看,人均耕地和劳力投入的障碍度呈上升趋势,非农指数的障碍度呈下降趋势。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提高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基于GIS的耕地质量等别评价——以宜昌市夷陵区为例

耕地质量评价既是全面掌握耕地质量状况,使耕地由数量管理转变为数量、质量以及生态管理,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基础,也是当前研究耕地质量变化,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为了保持耕地质量等级成果的现势性及了解耕地质量的发展趋势,以宜昌市夷陵区为例,在GIS的支持下对耕地等级质量成果更新工作进行研究,进而了解区域耕地质量等别变化及其空间分布情况,掌握年度内耕地现状变化及耕地质量建设引起的耕地质量等别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本次夷陵区更新评价后的国家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的等别分布与上一轮成果基本保持一致,保证了更新评价成果的连续性,同时耕地总面积呈增长趋势,耕地质量也有一定的提升,主要归因于地区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     

基于集约度评价的广东省耕地利用方向研究 ——与日本及黑龙江省对照

为了提高广东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率、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确定合理的耕地利用方向。本文选取经济发展阶段相异及资源禀赋类似的黑龙江省及日本作为对照,分析影响耕地利用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及持续程度数据,利用功效系数模型,计算“三地”1999-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运用扩展的索洛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合日本近60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发展轨迹,建立“三地”集约度之间的联系,提出广东省未来耕地利用方向。结果显示:广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介于日本及黑龙江省中间,符合“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环境;参考日本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运行规律,对比于集约化规模经营起步阶段中快速增长期的黑龙江省,广东省目前已进入经济发展持续成长期的黄金阶段;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广东省面临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及劳动力人工成本提高的双重压力,未来耕地利用方向可借鉴日本资本密集型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