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户生产投入决策与贫困状态的转变

贫困农户面临脱贫机遇和陷入极端贫困风险时的生产经营投入决策,对改变贫困状态起到关键的作用。基于贫困地区农户的多期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二分变量Logit模型,分析贫困农户的生产投入决策对贫困状态转变的影响,探讨贫困农户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摆脱贫困的方式,为贫困人口退出贫困的动力寻找理论源泉。结果表明,按照官方贫困线,样本农户的贫困发生率由2006年的20.7%下降到2009年的7.3%,每年的脱贫率为63.2%-71.7%。在农户的生产经营投入中,尽管对小商品经营活动的投入较少,但却得到较高的回报。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贫困农户,当生产经营投入转向高风险、高回报的小商品经营活动,或提升生产经营投入的多元化水平时,脱贫的概率会显著提高。小商品经营活动中的投入增加1倍,其脱贫的概率大约会提高6%;生产经营投入由专业化转向完全的多元化,其脱贫的概率大约提高50%,但这些生产投入决策对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的农户却没有效果。研究表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贫困农户可以通过改变生产经营投入决策退出贫困状态。因此,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信用支持,鼓励和引导有一定基础的贫困农户进入高收益的生产经营领域,增加农民的收入渠道。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     

贫困应用研究进展的述评与展望——基于贫困测量方法的视角

贫困的精准测量和贫困对象的精准瞄准是一切反贫困政策实施和政策效应评估工作的基础。在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文章评述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及其变动,并对文献中广为采用的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及其经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包括静态即时的收入/支出贫困标准、动态收入/支出贫困状态转变、资产贫困标准、动态资产贫困临界值和多维贫困测量标准。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存在研究对象不精准、研究数据较陈旧、贫困标准低的问题,难以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减贫效果和动态变化过程。在后续研究中,相对贫困标准的确立、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识别及影响因素研究,生计策略对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作用机制的探析,对明确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英国贫困线发展研究

英国贫困线起源于济贫法时期,经历工业革命晚期计算呈现科学化,并在福利国家时代从绝对贫困线到发展相对贫困线。这种由"绝对"向"相对"的转变是贫困线分歧和争议的焦点,引发根源在于历史背景与理念文化。通过对英国贫困理念演变及贫困线发展历程的梳理,认为英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了英国贫困线的发展,使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反贫困制度和慷慨的贫困救助。英国贫困线的发展演变对丰富贫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农民创业行为对农村贫困缓解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研究农民创业行为和不同创业类型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农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即使使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创业的减贫效果依然稳健;不同的创业类型中,生存型创业的减贫效果更为明显;创业行为主要通过丰富社会资本、带动非农就业等方式帮助农民脱离贫困。最后提出了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和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体系等建议。     

我国农户贫困持续性及决定因素分析——基于相对和绝对贫困线的再审视

我国的扶贫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农户贫困率降低十分显著,但随着扶贫的深入,消除剩余贫困的难度也不断增大。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1 362户农户持续10年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统计指标和计量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贫困的持续性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虽然我国农户贫困主要是暂时性的,但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持续性贫困人口比例将显著增加,且区域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在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户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其脱离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减少社会排斥将促进弱势农户提高社会资源积累,有助于农户脱离长期贫困。分散收入风险,也有利于农户摆脱长期贫困。除了人力资本、社会排斥性、收入风险等对农户贫困持续性产生影响外,地区资源禀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差异会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当农户长期处于贫困,这表明其脱离贫困的难度更大,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程度更深,应当是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     

村域隔离视角下湖北农户贫困持续性及脱贫政策研究

精准扶贫战略下,考察农户脱离持久贫困的村级因素是重要研究方向。从地理、经济及公共服务等角度,构建村域隔离指标体系;通过湖北农户数据测算表明,村域隔离程度越高、隔离类别越多,农户的贫困持续时间越长,退出持久贫困概率更低。最后,提出了破解三个维度隔离因素的脱贫政策建议。     

基于ELES模型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和贫困结构特征的测度

基于2006-2011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对新疆农村贫困线进行测度,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现行线与修正线的差异。依据修正后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引入Lorenz曲线测算新疆农村贫困结构指数(FGT)。结果显示,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H)指数为21.31%;贫困深度(PG)指数为7.82%,贫困强度(SPG)指数为4.31%。     

广东农村贫困变动及分解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4年广东农村五等份居民收入分组数据,采用GQ模型和Beta模型拟合洛伦兹曲线,分别计算绝对贫困线下和相对贫困线下广东农村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而采用三因素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线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以相对贫困线对广东农村贫困规模进行测度更为合理;经济增长在2000—2014年间对减贫一直起正向作用;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对贫困减少起不同作用,2000—2004年收入分配不利于贫困减少,2005—2014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对减贫起着正向作用;贫困线变动则一直对减贫起负向作用,物价变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消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大部分减贫成效,阻碍了广东农村减贫的进程。由此,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维持广东经济的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才有助于广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生态退化下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研究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有助于分析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制定扶贫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以重庆市奉节县为研究区域,基于1 496份贫困农户问卷和60份村干部问卷,建立适用于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估指数模型对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受生态退化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纯农户以及处于极强度生态退化区域的贫困农户;②石漠化与水土流失是影响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因素;③生态退化严重区域降低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以及进一步通过相关扶贫政策引导区域贫困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提高其适应能力.     

贫困线视角下农村居民收入对膳食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微观实证

我国农村居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其膳食健康状况仍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分析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家庭生产理论,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健康膳食指数(HEI),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回归、门槛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评估我国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分析收入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对比分析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之间的影响差异,从膳食健康视角评估当前贫困线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明显优于贫困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贫困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明显高于非贫困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存在内生性,不考虑内生性会低估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从膳食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应提升至3 159元,高于当前的贫困线标准(2011年为2 300元)。因此,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仍是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膳食健康的重要途径。如果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进行政策干预,现有的贫困线有必要进行上调。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     

精准扶贫下的农村扶贫研究:现状、致贫原因及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促进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但仍面临着贫困居民参与意识淡薄、扶贫项目缺乏针对性、扶贫机构不健全、第三方考核滞后等困境。又由于农村致贫原因的多样性,精准扶贫的措施也应"对症下药",根据自然、经济、社会、历史、主体等原因采取相应的易地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保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Impact of climate-smar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Ethiopia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literature showed that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reduces poverty. However, dominants of those studies so far used one-dimensional income or expenditure-based measures of poverty which may not reflect other types of deprivations. Therefore, the major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adopting climate-smar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which refers to a joint application of row planting methods and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tatu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Ethiopia.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d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employ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ethods. To measure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the study also uses the Alkire and Foster counting approach. Using the Ethiopian Socioeconomic Survey(ESS), collected in 2015-Wave 3,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reduces deprivation score and one of its component, the standard of living part. Regionally, a high reduction in deprivation is observed in Amhara and Oromiya region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everely deprived households. It i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reduction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ue to the technology is through an increase in income/consumption via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gain. The impact channels more through the non-food expenditure pathway. Finally, this study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effects that technology adoption has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新形势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类型与扶贫对策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开发工作在新形势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缘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反贫困在新疆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研究发现,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南疆三地州,贫困率较高,少数民族占贫困人口比重居高不下,财政均出现高额赤字,收支矛盾极为突出,对上级财政有着极强的依赖性。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类型及原因分为六类:生态贫困、地域贫困、民族贫困、文化教育贫困、市场竞争引致性贫困和制度性贫困,并在此基础上从有效整合各种扶贫资源、赋权式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扶贫对策。     

广东农村贫困的类型及原因

结合广东省农村贫困实际，总结了广东农村贫困分布的分散化趋势，归纳了广东农村贫困的6种具体类型及其表现特点，并对致贫原因进行了分析．     

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普米族贫困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贫困问题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贫困现象的存在已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特别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贫困是我国现在面临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逐渐摆脱贫困。但在中国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还处于尚待解决的阶段。云南省是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普米族进行实地调查,阐述了普米族农民的贫困现状,并且针对普米族摆脱贫困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塔沟村低收入户生活现状调查

【目的】为响应全国及北京市精准扶贫号召,深入了解贫困户生活现状及脱贫需求,进而提高扶贫的效果。【方法】在定性预调研和应用问卷定量调研的基础上,对京郊贫困村的一个典型代表——密云区新城子镇塔沟村的所有低收入户,进行一对一的全面访问,并进一步对该村低收入户的生产生活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该贫困村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且劳动力少;因病、因残及年龄大而无劳动能力是导致收入低的主要原因;领取养老保险金或离退休金以及各种补助金,是低收入户从政府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净收入是产业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全村农业耕地上,种植面积较大的作物以甘薯和玉米为主,甘薯是该村近年来第一产业发展的重点;居住条件方面,低收入户的住房以砖木结构为主,没有危房,有线电视已接通但宽带尚未接通。帮扶需求上,有劳动能力的群体需要产业扶持、农村实用技能培训、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等产业扶贫方式;无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群体,更需要老年人救助和医疗求助。【结论】政府扶贫方面,针对老弱病残群体,重点开展生活和医疗补助等救济式扶贫;对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注重提供公益岗位并结合产业扶贫,促进低收入户增收;基础设施建设上,重点解决宽带入户和生产生活用水困难等问题。北京市创新团队或专家扶贫方面,重点提供生产和就业技能培训等智力支持,帮助有劳动能力的生产者提高农业产业收入。     

扶贫产业开发新思路: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全国贫困地区划分为14个连片特困地区,力求打破以往的点式扶贫和区域限制。但是,扶贫产业发展仍旧受到行政区域的限制,各自为营。为此,从扶贫对象转变的视角梳理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历史演进逻辑,并提出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的扶贫产业开发新思路,即在充分尊重连片特困区的资源特点、产业特点的基础上,完全立足于产业发展,打破区域界线,实现资源的统一配置,提高规模效益、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效果。但是,当前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面临着内涵的科学界定、分工与协调机制欠缺、区内产业发展参差不齐、地方资金配套标准难以统一等现实困境。因此,需要把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建设作为中央单列扶贫项目管理、探索"联合体发展模式"、普惠与特惠政策相结合以及创新参与式产业扶贫模式等措施,促进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建设和发展。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机制探讨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政策自实施以来,在缩减农村贫困人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鉴于当前农村贫困标准上调、相对贫困特征凸显、脱贫成本与难度增加、防止返贫任务艰巨、扶贫机制有待完善等新形势,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完善扶贫目标瞄准机制、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力实施参与式扶贫开发、完善扶贫政策体系等举措,调整扶贫开发政策,重构扶贫开发机制,以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