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贫困村测度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且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确立的精准扶贫政策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保证。研究利用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确定的连州市66个贫困村的基础数据,借助多维贫困理论构建了连州市贫困村的多维贫困测量体系,利用A-F双临界值法测算了多个维度的权重,同时结合AHP-熵值法计算各测量指标的组合权重,借助维度权重和组合权重构建综合贫困度测算模型,计算了连州市66个贫困村的自然致贫、社会致贫、经济致贫指数,以及3个指数加总所得的综合贫困度。结果表明:66个贫困村中的综合贫困程度可划分为4个等级,其中轻度贫困村占21.2%、中度贫困村占16.7%、重度贫困村占34.8%、极重度贫困村占27.3%。连州市贫困村的贫困深度较重,重度贫困和极重度贫困村的占比较大且分布较集中,因此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中需要充分考虑其贫困深度和空间分布问题。     

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区数据的分析

新疆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一项经济社会课题,更是一项事关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政治课题。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疆农村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基于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采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1988-2012年新疆农村地区的FGT贫困指数,分析扶贫资金投入对新疆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结果表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波动明显,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广度为13.9%、贫困深度为6.7%、贫困强度为7.4%;贫困人口"被脱贫"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农村Gini系数已达0.49,收入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扶贫资金的投入对降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作用较为明显,而对贫困强度的改善作用比较微弱。今后扶贫工作中,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和最贫困人口状况是提高扶贫资金减贫效果的关键所在。     

苏北地区参与式贫困指数研究

选择生活现状、生活生产条件、卫生教育情况3类,包括农民人均现年纯收入、人均年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中小学儿童辍学率等8个指标建立苏北地区贫困村确定的指标体系,选择徐州市睢宁县的联群村、宿迁市泗阳县的马洼村、连云港市灌云县的川星村、淮安市洪泽县的小朱村、盐城响水县的丰大村为代表村,经各村领导干部和群众研讨后得出权重测定结果。根据对所选择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考察、访问得到相关数据,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能够综合反映贫困特征的指标值。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运用参与式贫困指数公式,计算得出能够说明其调查对象的贫困程度的数值,并对该地区的代表贫困村进行贫困次序排列,贫困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马洼、联群、川星、小朱、丰大。从而表明,就理论和技术的可操作性而言,参与式贫困指数可以很好的识别出贫困村,为达到合理有效利用有限的扶贫资源打好基础。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河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创新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90个深度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结果发现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原因比较多,相较于一般地区的相对分散的个体贫困,其原因较为复杂,呈现出精神、能力、生态、病残、文化、权利等多维度深度贫困现状。精准帮扶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大小不一致、低收入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严重且在扶贫中受关注度不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思想保守落后与时代严重脱节。最后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基于ELES模型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和贫困结构特征的测度

基于2006-2011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对新疆农村贫困线进行测度,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现行线与修正线的差异。依据修正后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引入Lorenz曲线测算新疆农村贫困结构指数(FGT)。结果显示,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H)指数为21.31%;贫困深度(PG)指数为7.82%,贫困强度(SPG)指数为4.31%。     

和田地区贫困村现状及脱贫攻坚工作调查研究 ——以洛浦县某深度贫困村为例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脱贫攻坚工作呈现新局面。聚焦基层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第一线,以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贫困村“一降、五通、七有”情况为出发点,就该村的现状及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安和村林下经济作物中药材种植成效显著

正隆阳区现有贫困村120个,涉及2198户94 989人,占乡村人口62.81万人的15.12%,贫困范围广、基数大、程度深,产业扶贫任务艰巨。另外,还存在着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成效不明显、村集体经济较薄弱、产业扶贫资金缺口较大等问题。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扶贫。要真正摘帽,贫困群众要脱贫,必须突出"产业+扶贫",通过产     

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方法和实证分析——基于我国9村调研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概念经历了由一元向多维度的扩展,传统单维度测量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其无法解释贫困的现象,而多维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贫困的本质特性,包括复杂性、模糊性和渗透性等。在多维度贫困测量的框架下,简要回顾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和方法,并利用A-F贫困双重识别方法对我国9个村的农户贫困状况进行了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的测量。9村中3.3%的农户存在不少于4个维度以上的贫困,高于2010年我国的国家贫困发生率2.8%,而且农户在教育、健康、住房维度的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要高,不同的村庄多维贫困发生率不同,其中四川云梯村和云南南美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都超过了20%。农村扶贫政策需要考虑到教育、健康和住房方面,使得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成果。     

贫困县与贫困村退出评估中的贫困发生率测算方法探析（英文）

贫困发生率是全国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的退出考核评估中需要重点测算的核心指标。本文在阐述贫困发生率一般概念和常规计算方法基础上,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探讨了贫困县(也含贫困乡和贫困村)退出评估中的贫困发生率测算方法,该方法除了考虑以往的"计划剩余贫困人口数"之外,还要考虑错退人口、漏评人口。以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为实例,调查和测算了元阳县2017年末10个计划退出村的贫困发生率,并提出了推进该县精准扶贫和退出摘帽的建议。     

中国农村教育贫困对社会经济和地区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改进的森指数即SST指数在衡量贫困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本文用SST指数考察了我国农村教育贫困的综合程度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贫困程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教育分布不均则呈上升趋势，而西部则成为教育最贫困的地区，并在分析了教育贫困的现状和特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后，提出了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和提高教育扶贫效率的建议。     

田阳县贫困村空间分异及其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响应

以行政村作为研究单元,基于2015年田阳县各类土地利用和贫困度相关数据,建立贫困度指标体系,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与二元局部Moran的I指数等方法,分析该县贫困村空间分异特征,并研究其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响应。结果表明:贫困村在空间分布上受到生产生活条件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连片特征,空间分异明显;贫困村的土地利用程度与该地区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区域贫困度。     

山东省贫困村贫困状况分析

通过对山东"十二五"期间全省集中扶持的3 000个重点贫困村的调查摸底,汇总分析了贫困村的基本贫困状况,并对这些贫困村的区域分布和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贫困村主要分布在菏泽、聊城、德州、临沂、滨州5地市及沂蒙革命老区,地理环境主要为山区、库区、湖区、滩区、盐碱涝洼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致贫因素主要是人多地少、土地瘠薄、资源条件差、交通闭塞、观念落后、公共设施不足等。为解决贫困问题,提出了5个方面政策建议:一是落实部门分工责任,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强化产业扶贫开发,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三是实施整村易地搬迁,根本消除生存困难;四是增加政府财政投入,落实农村社会保障;五是动员社会力量帮扶,健全社会帮扶机制。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及旅游经济强度空间特征分析——基于Super-SBM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

旅游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之一，旅游扶贫效率是衡量旅游扶贫工作的核心指标，旅游经济强度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二者彼此关联性对于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湖北大别山区1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2011至2017年各县（区）旅游扶贫效率，并通过修正传统引力模型，构建各县（区）旅游强度关系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6个县（区）2017年旅游经济强度空间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湖北大别山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均值0.776)，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县（区）之间旅游联系强度较弱，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网络密度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空间格局，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连接密度较低，联系不够紧密，旅游经济联系地域空间格局分为东南，西北和中部三个主要派系。旅游扶贫效率与旅游经济强度呈现负相关性，边缘区旅游扶贫效率远比核心区旅游扶贫效率高，具体呈现高效率高强度、高效率低强度、低效率低强度、低效率高强度四种模式。提高旅游扶贫效率，优化旅游扶贫和旅游发展之间内生关系是当务之急，从改进旅游扶贫手段，优化扶贫管理模式；科学把握旅游规模，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加强旅游经济联系，提升旅游扶贫效率等方面提出建议。     

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为例

对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进行乡村性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不同乡村发展类型贫困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其精准脱贫模式.研究表明:(1)渝北区乡村性总体上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递增,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2)渝北区138个行政村可划分为现代农业导向型、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3个发展类型;(3)贫困探测因子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应科学施策,对不同发展类型乡村因地制宜,精准脱贫;(4)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但必须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补齐短板,发挥产业优势和都市带动作用,实现全面脱贫.     

特色产业地区产业扶贫绩效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南丰县蜜桔产业扶贫为例

为有效测度特色产业地区的扶贫效益,以“世界名果县,区域明星县 ”南丰县蜜桔产业为例,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带动发展、产业扶贫参与程度、环境效益、减贫效果五个方面构建了产业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各指标体系权重,并通过加权分别计算出产业扶贫前后扶贫绩效的评价值。对比发现,南丰蜜桔产业从多个方面对当地贫困问题具有很大改善作用,同时,也存在经营主体产业带动不强,参与程度不深等问题。     

多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群体识别与扶贫效果研究-基于k-medios聚类与关联规则方法

文章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对贵州省少数民族聚居D乡扶贫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多因子方法得到“家庭背景”、“民族与自身发展”、“地理环境”、“健康与劳动力”四个重要贫困维度，并基于k-medios聚类识别得到5个差异贫困群体。并基于关联规则，得到不同扶贫手段在差异群体中效果关系。分析发现（1）不同群体扶贫效果存在显著差异；（2）各群体中，“家庭背景维度”、“健康与劳动力维度”对扶贫效果影响最大；（3）教育扶贫在“弱势”及“一般”状态贫困群体中没有收到好效果，但对少数民族群体效果显著。相关建议包括:（1）针对少数民族占优群体，推广“教育+产业”扶贫模式；（2）采取预防干预，防止“良势”群体向“弱势”群体转化。     

黑龙江省县域贫困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科学准确地刻画贫困空间格局并揭示其影响机制是制定区域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县域为单元,在对黑龙江省贫困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量化贫困程度的影响因素,揭示县域贫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县域贫困发生率均值为3.92%,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贫困发生率均值分别为8.98%和1.19%,县域贫困发生率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干旱盐碱区、漫川漫岗区、低山丘陵区和偏远农业区。黑龙江省县域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包括县域城镇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温度、坡度、水田比率、耕地质量等别、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垦殖率和中小学在校生比例,其中,前6项指标呈负相关,后3项呈正相关。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经济因素对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具有直接性与短期性,而气候和地貌等自然地理状况对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具有间接性与长期性。因此,黑龙江省应结合气候特征和地形地貌状况,充分挖掘贫困县社会经济与土地利用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地制定扶贫措施,确保扶贫工作能够切实有效。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下的乡村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城乡关系是国家关注的重要经济社会关系,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迎来了各自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是指导城乡关系合理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现状的关键,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则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新方略,而农村的“精准扶贫”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决策,致力于解决乡村地区和乡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不断缩小城乡的发展差距,以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会给乡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法,促进精准扶贫落到实处,推进新时期我国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发展,改善乡村地区的发展方式,引领乡村走向富裕之路。     

农村扶贫开发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以兰州市为例

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价体系是成功扶贫行动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当下贫困地区扶贫效益评价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文章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反贫困的角度出发,秉持效率、全面、动态、可行的原则,运用AHP\|Delphi法,从政策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重新构建其评价体系,并以兰州市为研究样本进行动态评价与研究。研究表明,兰州市扶贫工作被评为“良好”,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正确、可行的。     

基于西部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品牌特色培育对策——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为例

西部民族地区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扶贫产业的地域品牌特色形成则是扶贫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西部民族地区因其受到特有的自然条件、人文特色、民族特点等因素影响,而与中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环境条件具有很大的不同。总体上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较东部地区竞争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扶贫产业发展的模式为例,探索西部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与形成地域品牌特色之间相互促进的策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