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运行机制为视角的荀子制度伦理思想探析

制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制度的产生就有了制度伦理的存在。中国传统的制度伦理在先秦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与特质。荀子由性恶论出发最终落脚于社会的政治控制及制度安排上,荀子性恶论是其制度运行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石。"义"作为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其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伦理价值导向。荀子隆礼重法的制度运行机制化约为礼的社会组织功能、法的人群整治效用、礼法的双重控制目标等三个问题。荀子设计了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石、以贵义为价值诉求、以隆礼重法为最高准则的制度运行机制,彰显了对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双重价值诉求。作为儒家的荀子对德性伦理的过分强调使得荀子最终以义统礼法,表征了德性伦理相对于制度伦理的优先性,这种重德性轻制度的思想理路,使得客观化制度付诸阙如,对中国后世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礼玉文化浅释:以《周礼》为中心

礼玉，指作为礼仪代言的玉器。我国礼玉文化源远流长。《周礼》中记载的以玉为礼的礼玉制度，通过对礼玉的种类、质地、颜色、形状、大小以及文饰等的分析，阐释了礼玉的文化内涵，以及它在等级制度中的功能，并从礼玉文化的角度采阐释先秦社会的等级制度。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

与传统“天人之分”的共识相反，荀子对“天”的探讨处处以关涉“人”为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两个维度。其中，在现实层面荀子主要发明注重人事、为民祛魅的宗旨；在哲学层面发明人作为主体如何使“天”、“礼”进行内在统一，即实现“天”、“礼”、“人”的三位一体，并最终突出人之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意义。     

制造执行系统MES在水泥行业中的应用

对于任何社会,礼都是不可或缺的。《南华真经》一方面反对世俗礼制,认为俗礼的出现标志着人际关系的疏远,是“相伪”的表现,会造成财富的浪费,甚至堕落为人们盗取名利的工具,促使人性变坏;另一方面,又提倡能够表达真情、带有理想化的“至礼”。 然而当《南华真经》面对现实社会时,又不得不在不同的层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兼顾了“俗礼”和“至礼”。     

论礼的有意味的形式--以荀子的饰论为例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从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两个方面论证了礼的合法性依据.礼的外在形式具有缘饰人性的功能,它既可以满足人性对审美的欲求,又符合政治生活中辨异目的.通过对礼义的学习,以及礼对人恶劣情欲的抑制,在逐渐积善和化恶中,促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从而使理想人格得以养成.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南宋径山万寿寺茶礼的具体形式与复原

南宋径山万寿寺的茶礼(即茶宴,一种茶会礼仪)一直因史料不足而无法复原.现存的史料中,特别是寺院清规等文献中明确记载有“茶礼”,但却没有具体的形式.本文根据文史资料仅从文字上复原了南宋径山万寿寺的茶礼.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论孟子的礼学思想

孟子是一位精通礼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辨礼义,为僵化的等级性礼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他的两种"敬"的学说中,敬不是单向性的义务,而是上下之间共同遵守的准则,他强调礼的本质高于形式,高扬了人的道德自觉意识与生命意识。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杨寨村农耕祭祀岩画

杨寨村岩画是一幅叙事完整的阴刻岩画,它由“回”形图案、双牛字、十字、舞蹈构成古代祭祀场面,与史料记载农业祭祀活动相吻合。经考证;回形图案是祭祀土地的方形三层坛。“牛”字刻在祭坛正前方摆放祭品处,是“牺牲”。“十”字是一个“甲日”表述,指明了岩画描绘的祭祀时间。舞蹈场面反映了古人在祭祀中对农业丰收的祈盼。     

《归妹》卦媵婚制考论

媵婚是商代至西周春秋时期诸侯贵族之间盛行的一种婚姻现象,通过对《归妹》卦卦爻辞与《春秋》、《左传》、《诗经》等文献的参互考证,对爻辞进行了正确阐释,认为《归妹》卦反映了当时媵婚制的实际情况,其爻辞揭示了媵婚制的某些鲜为人知的特殊礼制习俗。纠正了对《归妹》卦某些爻辞的误读现象。     

礼藏于乐:礼乐文化的形态原型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远古时代“事神人之事”的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的存在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乐”实为一体,“礼”藏于“乐”。真正“礼”观念的出现,是从“礼节”和“仪节”开始自乐舞中分化出来开始的,并且这种分化又开始于人们对神灵态度的变化。从以乐舞降神到以乐舞祭神的转变,使原来融合在乐舞中的“礼节”和“仪节”逐步分化成为事神仪式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元素,同乐舞一起构成整个事神仪式。礼乐关系也已开始从“礼藏于乐”的融合状态转向礼、乐独立,共同服务于事神礼仪的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