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会提高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吗?

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有助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基于农地确权政策的推进和农地要素市场逐步发育的背景,以江西省12个县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例,把农地转出方是否会在契约有效期内提高租金而形成违约作为衡量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标准,运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关系。结果表明,83.14%的农地转出户已完成确权,但仅有32.40%的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选择书面合同,农地流转契约总体规范性较差,法律约束力较低。农地确权并未直接对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政策效应未能凸显;但农地转出对象的非亲缘化、合同的规范化、转出方的近期调地行为却会降低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因此,恰当运用农地确权成果,充分融合关系契约与正式契约,维持承包关系稳定,是提高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重要选项。     

新常态下农户风险态度对其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哈密市伊州区6个乡镇48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农户风险规避态度对其农地转出行为及转出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信息识别能力、非农就业率、周围平级群体数量、转出户对交易对象的了解、家庭特殊事件经历等控制变量也有助于提高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质量和效率;由于拖欠土地租金、分期支付的出现使更多的农户对土地流转交易没有安全感,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增多,其土地转出意愿减弱。因此,加大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的形成力度,规范农地流转双方的保障项目,鼓励农地不集中、规模较小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是有效推进农地流转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系网络、农户分化与农地转出行为研究

在中国农村地区,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关系网络、农户分化和农地转出行为的分析线索,利用陕南3个地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探讨农户分化在关系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3.4%的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但转出户的农地转出规模相对较大,平均每户的农地转出率为65.9%。关系网络中的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分化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促进作用要强于关系网络。但是,农户分化抑制了强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促进作用,增强了弱连接网络对农地转出规模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构建农地交易平台时应充分发挥关系网络信息共享和建立信任的优势;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与提供就业信息等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农地流转正式制度;让农户分化后扩大的弱连接网络与资本、企业家能力相连,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制度的形成、产权与农地流转

运用制度形成原理及产权理论解释了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形成的困境,地方集体组织与政府、农户之间相悖的利益关系以及农户残缺的农地产权是农地流转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地方集体组织利用职权通过对农户农地产权的侵蚀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依靠政府的力量变革农村中的部分生产关系、削弱地方集体组织的权利是农地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所在。     

南方稻作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分析

从农户生计角度分析农地流转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农地流转的经济逻辑。通过实地调查,分析表明,水田在农户间存在流转集中趋势,亲友间无偿转让和向同村农户租赁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在租金合理情况下不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比例高于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比例。对农地流转的政策思考是,继续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农地流转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考虑;为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应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进行全面谋划。     

基于DTPB理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本文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武汉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观决策因素。结果表明:1)行为态度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意向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感知行为控制,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控制力较弱;2)经济收益是农户农地转出的最大动力,而就业保障程度则是农户农地转出的最大阻力,感知风险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具有负向影响;3)农户对同伴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村集体的信任度;4)受制于村集体的统一流转,农户的自我决策能力较弱,对行为意向的作用不明显。因此,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本文建议建设因地制宜的租金制度,促进农地信息交易平台的建立,同时优化务工环境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     

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供给行为关系研究——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

在农地市场发育过程中,愈是具有从事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虽然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可能性和流转面积有负向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构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农户是否向市场提供农地,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利用2005年江西省21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以上假说进行验证。     

当前农地制度下的困局与农地市场化流转机制改革

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遗留制度以及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遭遇了新时代变化的适应性困境。表现在：改革红利消失和“三农问题”仍然严峻;政府“低成本”征地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相冲突;新型城镇化战略遭遇土地制度短板。这些问题均与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配置中单纯行政权力主导而缺乏市场均衡化流转,以及农地产权主体不清导致利益争夺无序有关。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仅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也影响了农地主体自由流转农地的行为决策。目前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比较明朗,即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已经成为各界共识。但要形成农地健康流转的市场机制,必须突破目前产权主体不清和社会保障制度配套不全两大制度障碍,夯实有利于农地流转的制度“硬核”,并形成有利于农地流转的制度“保护带”。     

农地制度对农户经济地位影响的历史分析

我国的农地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对应四种模式。现行的农地制度的缺陷有三方面：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土地产权各项权能模糊,缺乏土地流转机制。农地制度影响农户的经济地位,农地制度要创新。     

呼图壁县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呼图壁县参与农地流转的农业经营主体(转出户为普通农户;转入户为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公司)在此轮流转到期后是否愿意继续流转土地为主线,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呼图壁县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显著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出方参与农地流转主要受流出方的年龄、转出期限、农地流出对象、农地流转的风险、对这次流转交易市场的信心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流入方参与农地流转主要受流入面积、流入规模扩大后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二轮承包期满后土地政策的预期调整性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并提出规范双方主体的流转行为、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市场流转价格机制和中介服务组织、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市场主体、规范政府行为、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等相应的对策建议。     

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农地制度变迁

农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既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的改革与更民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扬弃，在农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正式制度安排，但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本文在对非正式制度安排、现行农村神经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１９７８年开始发生的农地家庭承包制进行了新注释：家族意识与激进式的农地制度变迁，家庭、家庭观念与农地制度变迁；平均主义与农地     

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扩展TPB的实证分析

运用扩展计划行为理论(TPB)分析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之后利用吉林省10个市(县)的526份农户调查数据,结合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社会信任、流转对象信任、政府信任均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信任、流转对象信任和政府信任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其农地转出的意愿。加大国家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扩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加强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服务和保障能有效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评估与驱动机制辨析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行为类型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辨析转出户和转入户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流转确实存在农户收入效应,对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效应为20.5%和17.3%. 2)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占主导地位.转入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规模报酬递增机制驱动,农地资产变现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为促进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持续实现,应采取稳定流转租金、引导非农就业、发展农村金融等措施,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促进转出户和转入户利益共享.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我国农地流转的困境

农地流转作为推动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方式,一直以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率仍然偏低。分析了农地流转中交易费用的存在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从农地产权安排、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发现、合约谈判以及合约执行4个方面探讨了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并针对流转中不同方面的交易费用提出降低交易费用的相关举措。     

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地区差异及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农户的调查

利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采用模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的地区差异,探讨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在无锡和南通,农地就业保障被替代程度和经济保障被替代程度愈大,农户愈是愿意转出农地。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这种影响程度就愈大;在无锡农地基本生活保障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微弱的负影响,南通农地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提高农民收入多元化的程度,是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根本途径。在农地流转制度设计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     

新农村建设中创建农地银行及经营制度的研究

通过创建农地银行及经营制度,能够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培育农村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将成为我国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在创建农地银行时,主要可从政策法律、组织机构、资金来源、经营程序方面考虑。同时,要着重创建农地租借受托制度、农地出售受托制度、恢复经营支助制度、农地储备制度、农地交易制度、农地租借制度、农地交换.合并.分割制度、农地退休金制度。这将成为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切合我国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的正确选择。     

农村土地流转O2O模式的法律风险与制度优化

通过分析土地流转O2O模式存在土地确权不明、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以及监督评估机制不完善等法律风险，得出健全土地流转O2O模式的法律制度需要解决农地流转规模化与农业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农地流转的趋利性与农村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化解土地流转O2O模式的法律风险应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通过回应电商交易的趋利性本质，完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健全电商交易程序以及创新第三方监督评价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激活土地流转市场的作用，提高农村土地流转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增进农民福祉。     

贫困地区农地流转问题——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户调查

新疆南疆贫困地区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农地流转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基于农户具体行为的研究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南疆贫困地区农地流转的现实情况。通过对南疆三地州的入户调查发现,新疆南疆地区农地流转规模较小,以自发流转为主,流转形式多为转让、转包,流转期限较短,流转意愿并不强烈。由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农地流转后存在的农户生计风险、农户间潜在的纠纷及耕地质量退化等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针对新疆南疆地区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及加快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对策建议。     

土地确权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的影响——基于村庄内土地不平等视角的分析

稳定的农地产权能够激励农户农地投资,有助于促进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地确权是稳定农地产权的重要正式制度安排,即稳定地权是新一轮土地确权承载的重要功能。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以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Logit和Ologit模型,从村庄内家庭土地不平等视角分析土地确权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新一轮农地确权的地权稳定效应。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域,33.79%的农户已完成新一轮土地确权颁证,62.64%的农户认为研究地块在未来不会被重新调整,即感知的地权稳定性水平较高。新一轮土地确权显著强化了农户的地权稳定性感知,且在控制村庄内土地不平等的情境中具有更高的强化效果;村庄内家庭土地不平等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具有显著的弱化效应,且土地不平等在土地确权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中,政府应重视规范土地确权程序,加强产权制度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同时,注重以政策调整和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土地不平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强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