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数量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1978年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我国农民工数量与我国农村家庭主要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民工与我国农村家庭生活水平存在紧密的正向关系,农民工的增多促进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增多并不会导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减少;农民工数量增多的原因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之间的差额存在显著关系;农村边际劳动力要素机会成本是影响农民工数量增多的比较重要原因;家庭经营收入和进城务工收入的总和是影响农民工数量变化的重要原因.     

革命老区农户借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96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充足的资金支持,利用革命老区961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资金借贷现象普遍,无息借款比重高;非正规金融是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户金融需求存在"二八分化"现象;农户借贷资金需求呈多元化;小额借贷比较普遍;借贷方式不规范。值得注意的是,户主年龄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借贷有反向的显著影响,而对借贷频率、无息小额借贷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大额借贷、借贷规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借贷频率的影响为倒"U"形。农户人均收入与在正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次数成同方向变动,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与其借贷资金用途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农户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借贷需求影响不确定。最后,本研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经营规模、信息技术获取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对不同生产行为及农户类型的差异性分析

利用2017年长江中下游4省998户种稻农户数据,探究了经营规模和信息技术获取对样本整体农户不同生态生产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同时在将农户分为纯农户、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的基础上,分析经营规模、信息技术获取对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样本整体农户,经营规模与农户减少农药、化肥使用行为之间存在"U"型关系。加入农业合作组织对农户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及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有显著正向影响;接受培训次数对所有生态生产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对于不同农户类型,经营规模与纯农户生态生产行为之间存在"U"型关系;信息技术获取对不同类型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蔬菜种植者新品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天津市的调查数据

通过实地考察、面询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天津市的蔬菜种植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建立了Logistic模型,从种植者特征、蔬菜生产、外部环境等3方面对影响蔬菜种植者新品种选择的12个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找出影响蔬菜种植者新品种选择的关键性因素。结果表明,种植者特征(受教育程度、种植年限)、蔬菜生产特征(主栽品种类型、设施类型、有无购买到假冒伪劣种子)对蔬菜种植者购买新品种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橡胶树新品种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云南和海南植胶区调查

利用海南和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橡胶树新品种分布和采用情况。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占据较大比例,自主选育的品种仅热研7-33-97推广面积较大,新品种被采用的速度受空间距离影响较大并且分布的地域特征明显。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橡胶收入比重、种植规模和市场销售行情对农户采用橡胶树新品种的决策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往往更乐于接受新品种,对橡胶市场前景有良好预期且不担心销售的农户也更愿意采用新品种;橡胶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低的农户,采用新品种的概率较高;橡胶种植面积与新品种采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规模较大的种植户采用新品种方面较为保守。     

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江西省35个县(区)的1080份创业农民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资本等方面选取15个变量,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中的年龄、文化程度、风险意识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风险意识越强的农户更容易获得创业资金;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的人口数、人均年纯收入对农户创业正规金融约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耕地面积与其呈负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相对更容易获取创业资金。     

呼图壁县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新疆呼图壁县3个乡镇的343户农民家庭实地调查数据,通过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农户资金借贷的需求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其是否需要借款没有显著差异;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常住人口数对农户资金借贷的需求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经营耕地面积和农户的平均收入对其资金借贷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     

森林康养步道五感体验需求与潜在游客体验意愿分析

【目的/意义】通过探索五感体验需求对潜在游客体验意愿的驱动影响,以期能够准确理解与把握潜在游客的行为意向,为森林康养步道设计提供理论参考。【方法/过程】以潜在游客为研究对象,借助AMOS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引入“认知程度”这一调节变量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五感体验需求对潜在游客选择体验森林康养步道的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在森林康养步道中,对五感体验需求影响最大的为触觉体验需求,其次为嗅觉体验需求、视觉体验需求和听觉体验需求,影响最小的是味觉体验需求;潜在游客对森林康养的认知程度对于五感体验需求与体验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消费者对农产品电子商务支付意愿的研究

为研究消费者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支付意愿,基于问卷调查的方式,构建7个变量和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质量、信息安全、售后服务、便利高效4个变量与消费者支付意愿有正向显著关系,支付风险与消费者支付意愿有负向显著关系,网站设计和低价享受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并没有很强的影响;个人特征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与月收入对支付意愿有影响,性别与年龄对支付意愿没有明显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与消费支出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在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典型相关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来源与其消费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分析双方各变量间的关联程度及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家庭设备支出、居民的居住支出关系最为密切;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食品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财产性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呈现出最大相关。由此提出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居民各项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建湖县的调查

利用江苏省建湖县273份农户问卷的相关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本身特征、农户经济活动情况等,其中,农户家庭经营支出、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和对农信社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发展多元经济,提高农户收入;增加农户人力资本储备,提高农民素质;加大农信社的宣传力度,提高服务质量。     

金融精准扶贫下的农户信贷行为分析及启示

从农户信贷行为研究的角度,以农户信贷需求和供给作为因变量,农户特征变量、社会资本等作为自变量,以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1 665户农户作为调研样本,采用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行为进行识别。结果表明,当前农户获取信贷资金更倾向于非金融机构,同时银行在信贷支持中更具有"嫌贫爱富"的特征;年龄、上学人口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具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更倾向于贷款给有工资性收入的群体,非正规信贷具有"中性",更倾向于贷款给劳动力多的家庭;与村、镇干部以及邻里的关系程度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供给呈现为正向影响。研究认为解决金融精准扶贫的关键还是在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创新开发土地流转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作用,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完善农业保险等,这些举措也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的重要途径。     

河长制背景下制度能力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Double-Hurdle模型

为研究在河长制全面推行背景下,制度能力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采用陕西、河南两省610个村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以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3个制度能力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村民对水环境治理有较强的参与意愿,有78%的样本村民愿意参与,其支付意愿区间为200.08～259.57元/年;2)知识资源变量中,奖惩规则和规则执行力度对村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参与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关系资源变量中,干群关系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村民贡献受重视程度对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4)动员能力变量中,村委会或河长所拥有的治水专业知识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村内组织动员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水环境参与意愿,村外资源获取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水环境治理参与程度。基于分析结果,建议培育知识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强化村内组织动员和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村民外在信任水平、内在责任感和归属感,使信任、认同及合作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效动员中的力量源泉。     

"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与农民收入的灰色关联分析

以中部地区"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农业大省——江西省为例,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构建关联度模型,研究江西省"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与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密切关系。农民收入增长受"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人口非农化转型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非农化转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需要积极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城乡有序转型;以人为本,优化人口非农化路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基于心理授权的主题公园酒店员工忠诚度研究

为探索心理授权与员工满意度、员工忠诚度之间的关系,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设计问卷,对乐和乐都两江假日酒店的员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酒店员工的心理授权感知、满意度和忠诚度均处于中等水平;工作意义、自主性和工作影响力等心理授权感知维度对员工满意度有直接而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员工忠诚度有间接而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的态度忠诚对其行为忠诚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户水稻新品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通过问卷分析、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湖北省的稻农进行了实证调查,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二元logit模型,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4个方面对影响农户水稻新品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找出影响湖北省稻农对水稻新品种选择的关键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是否采用水稻新品种主要取决于采用新品种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健康状况等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对水稻新品种选择有显著影响,农户水稻种植面积对新品种选择也有显著影响。     

农户采用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农户问卷的调查

针对以农户需求为中心的技术采纳的关注,对解决"两型农业"技术转化与扩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辽宁省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研究了涵盖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6类"两型农业"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会基于技术特征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户主年龄、社会公职、农地细碎化、户主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转移、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社会公职、参加培训、农地细碎化程度、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用影响显著;参加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经营规模、户主外出务工、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社会服务对免耕栽培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参加技术培训、年收入、户主外出务工、社会服务对精量播种技术采用有显著正影响;社会公职、受教育程度、经营规模、外出务工、社会服务对机收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农户"两型农业"技术培训和通过不同技术服务主体间的互联互动来拓宽两型农业技术引入路径等建议。     

关于不同年龄段农民从业偏好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基于陕西省佳县红枣种植区6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2010年陕西省佳县红枣种植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农民的从业偏好、个体特征与家庭种枣特征及环境特征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年龄是决定农民从业偏好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与所在区位、性别、健康程度、受教育程度、红枣种植投入产出比等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是否是户主、是否愿意更换新品种、实际外出务工天数、对枣树管理用工及技术复杂程度的认知、红枣种植规模、红枣价格、农资价格、裂果发生程度、有无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技术指导等变量呈显著负相关。     

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糜子新品种采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糜子作为我国传统作物,在西北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但受产量低、口感差等原因,面积逐步萎缩。本文通过对糜子新品种采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单位产量、单位效益、是否出售、糜子新品种信息渠道对新品种是否采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新品种风险对新品种是否采用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从加强科研投入力度,培育适合农户和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开发糜子加工新产品,提高糜子的市场化程度、加大糜子的补贴和支持力度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农户种植糜子新品种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糜子作为中国传统作物,在西北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但受产量低、口感差等原因,面积逐步萎缩。本文对糜子新品种采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单位产量、单位效益、是否出售、糜子新品种信息渠道对新品种是否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新品种风险对新品种是否采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从加强科研投入力度,培育适合农户和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开发糜子加工新产品,提高糜子的市场化程度、加大糜子的补贴和支持力度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