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流域土地利用及覆盖变化研究

基于1970、1980、1990、2000和2008年五期的MSS、TM与ETM遥感影像数据,对海河流域1970~2008年土地利用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为充分揭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征在土地结构整体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利用ARCGIS数据集成分析平台,将不同时段土地利用图叠加,统计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1970~1990年与1990~2008年两个比较时段的转移概率矩阵.近30年来海河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一直是以耕地和林地为主导的土地覆盖格局,园地、工业用地、住宅用地显著增加,耕地和其它用地则明显减少,在定量刻画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影响流域内土地格局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为自然因素以及政策导向、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等社会经济因素.目前海河流域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生产性用地快速增长,耕地面积迅速减少,林地面积变化不大,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流域内耕地不合理非农化,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增长     

基于“三生”功能的晋中市土地利用转型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三生”功能为视角,定量分析山西省晋中市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探究市域土地利用转型规律。运用地学信息图谱、多指标综合指数法探究晋中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转型图谱特征和隐性形态时空格局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转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0—2020年晋中市处于高强度的土地利用转型状态。2000—2010年图谱单元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农业生产用地向绿地生态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的转换,2010—2020年图谱单元类型以农业生产用地与绿地生态用地之间的相互转换为主。晋中市各区县转型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2020年在晋中市东北部形成“Z”字形空间集聚特征。榆次区、平遥县与其周边的寿阳县、太谷区、祁县和榆社县共同形成“T”字形高速发展区。土地利用转型是自然环境、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和交通区位对土地利用显性转型的驱动力较大,交通区位和社会经济因子对隐性转型的驱动力较大。     

太湖流域入湖河流土地利用类型对水质的影响——以乌溪港、武进港为例

以太湖流域典型入湖河流乌溪港以及武进港2009年和2010年5月末至6月初的水质监测数据为基础,结合断面土地利用数据,通过聚类和相关性分析识别河流污染物主要来源,并利用逐步多元回归揭示污染物的最显著响应范围。结果表明:研究区域水质指标与土地利用类型存在显著的响应关系,响应方式与响应程度强弱普遍在500～1000 m范围处发生转变。TN与水田、其他建设用地,NH3-N与水田、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PO4-P和TP与水田、城镇用地间分别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氮磷营养盐的最显著响应尺度基本在500～1000 m之间,而TOC主要受到500 m内离河岸较近的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以南昌市建成区外10 km的环城地带作为半城市化地区,基于2000、2010和2015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开展半城市化地区多时相、多层缓冲带、多方向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以耕地、林地为主,耕地占比由65.11%减至55.53%,林地占比由11.00%增加到21.21%;距离建成区越近,建设用地、水域面积所占比重越大;土地利用呈现出明显的方位差异,东部地区耕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较大,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林地面积占比突出。(2)2000～2015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程度不断提高,综合指数由275.88提高到283.90;距离建成区越近,土地利用程度越高;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3)2000～2015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景观紊乱度熵值由1.01提升至1.18,景观紊乱度不断增强,有序性愈来愈低;距离建成区越近,紊乱度越高;东部、南部景观有序性更强。     

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以南昌市建成区外10 km的环城地带作为半城市化地区,基于2000、2010和2015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开展半城市化地区多时相、多层缓冲带、多方向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以耕地、林地为主,耕地占比由65.11%减至55.53%,林地占比由11.00%增加到21.21%;距离建成区越近,建设用地、水域面积所占比重越大;土地利用呈现出明显的方位差异,东部地区耕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较大,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林地面积占比突出。(2)2000～2015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程度不断提高,综合指数由275.88提高到283.90;距离建成区越近,土地利用程度越高;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3)2000～2015年,南昌市半城市化地区景观紊乱度熵值由1.01提升至1.18,景观紊乱度不断增强,有序性愈来愈低;距离建成区越近,紊乱度越高;东部、南部景观有序性更强。     

中观视角下的韩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基于韩城市中心城区2012年建设用地利用现状,从中观视角出发,通过基础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数据处理分析,选取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构建综合评价模型。按照功能区划分依据,划分居住、商业、工业3种不同类型功能区,运用综合评价法测算各功能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结果表明:韩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现状利用方式以集约利用和中度利用为主,占到了评价区总面积的80.34%;低效用地仅占评价区总面积的19.66%;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挖潜方向集中在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潜力较小。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保护老城区古建筑、工业企业向北部工业园区转移、加大中心城区边缘地带住宅用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用地需求及土地利用调控研究

分别对海南省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旅游用地需求、新型工业用地需求和基础设施用地需求进行分析,预测出与2008年相比,2015年海南省的用地新增量;分区域分析了海南省土地利用主要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区域土地利用调控方向,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     

山西省集约利用土地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文献资料法和实证分析法,结合2000～2007年山西省人口发展、建设用地增加和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等情况,分析了山西省集约利用土地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表明,山西省目前的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存在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快、农村居民点占地多、低效工业用地多等问题。应加强土地资源行政管理力度、确定合理的建设用地供地原则,同时运用经济手段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     

30年来北京市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基于1980、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6期土地利用类型图,利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市域、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及类型转化的时空差异,以期为北京市实施土地利用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全市耕地减少1 462.11km~2,建设用地增加1 344.64km~2,林地和草地略有增减;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呈"先加速后减速"趋势,1990—1995和2000—2005年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缩减尤为严重;2000年前,耕林草之间相互转化较活跃,后趋于稳定,2000年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成为最主要的转化方向;2)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耕地降幅分别为61.75%和22.28%,建设用地增幅分别为84.32%和109.16%,较其他功能区更为剧烈;3)耕地缩减及建设用地扩张多发生在距城市中心较近(30km)的区域,且随时间变化向外推移,距城市中心65~70km有密云、平谷和延庆区建成区,耕地缩减和建设用地扩张也相对明显。过去30年北京市建设用地激增,耕地锐减,土地利用结构失调,未来应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全国其他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应重点协调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及生态空间保护的矛盾。     

北京市郊城市化过程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本研究在利用多种数据源获取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信息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结果表明:研究区城市化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显示不同的特征:1990—1995年,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1995—2000年,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建设用地盲目扩张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不大,耕地面积也有所恢复;2000—2006年,建设用地发展重点由建成区转移到远郊区县,建设用地又有所增长。同时从空间角度分析建成区空间分布变化、高速公路周边5 km范围内城市扩张强度变化,揭示了城市化过程土地利用的空间演变规律。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

未来最主要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空间在农村居民点用地上。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改善了农民的居住观念,构建了和谐的新农村局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解决了农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后顾之忧;同时,其体现了集约节约的用地理念,保证了建设用地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原则;也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有效平台。从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潜力、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选择等方面阐述了重庆市巴南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并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展望了全面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区域建设用地变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已经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城市化为角度对广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和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1997~2002年间,广州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由68.28增加到75.28,年平均增长的比率为1.92%,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非常平稳,在6年间共增长了796.67hm2,年平均增长0.47%。以上数据反映广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广州的城市化是以自组织为主的城镇化,产业与居住的分散化决定了小城镇发展呈现均衡性特征。这样实质上把有限的农村空间割裂为多个不大的发展中心。这种多中心往往导致无中心,即建设无重点、发展无中心、各乡镇过度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的不合理流动与低效率配置,影响资源向优势区位的流转,无法形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最终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状况,当前对策主要是依托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土地整理规划使其用地变化向规模减少、集约利用发展。广州市有农村居民点的各区(县级)市,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地理条件可以对上述区域进行分类,分别采用适合的模式。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研究——以德令哈为例

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采用高、中、低3种人均建设用地标准预测模型,对德令哈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目标年潜力、挂钩供给潜力、增减挂钩潜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德令哈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分为3级,即Ⅰ级潜力区为德令哈市;Ⅱ级潜力区为尕海镇、怀头他拉镇;Ⅲ级潜力区为柯鲁柯镇、蓄集乡.采用高、中、低3种农村人均居民点指标模型,预测德令哈市在2015年和2020年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潜力分别为999.7hm2和1 292.2hm2,2010年～2015年、2015～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挂钩供给潜力分别为617.29hm2、667.82hm2、718.36hm2和791.78hm2、826.76hm2、861.74hm2,2015年和2020年德令哈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挂钩潜力分别为667.82hm2和826.76hm2,挂钩率分别为0.45和0.44.说明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建设用地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建设用地面积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乡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以重庆崇龛镇为例

乡村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要求农村居民点用地需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评价指标,以重庆潼南县崇龛镇16个行政村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可挖掘潜力面积进行了初探.将16个行政村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按照集约程度分为集约利用、一般利用、粗放利用3个等级,根据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的理论潜力,选择自然、经济、社会的7项评价指标测算潜力系数,并分别以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50、190 m2为标准计算可实现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潜力值,以期为缓解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提高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服务.     

北京市顺义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经验与启示

北京市顺义区通过科学规划、创新思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引领为方针,统筹城乡一体化,促进产业、人口、土地、环境协调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研究了顺义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做法,提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以人为本、产业先行,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资源有效利用,生态环境治理,民生改善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观点。     

上海市农村居民点整治现状及发展变迁

分析了上海市农村居民点现状:上海农村建设用地总量规模大,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大,居民点布局分散,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低,村庄总体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不均衡和不协调现象比较突出。近30年上海市农村居民点整治变迁分为迁村并点、镇区集中、多元化3个阶段,对各整治模式进行了分析。     

基于RS和GIS的城市化扩张动态分析——以长江三角洲典型行政区为例

对不同年份江宁区的遥感影像以及土壤信息等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结果表明,江宁区的城镇扩张主要是向南发展;城镇扩张主要利用地为耕地,林地、水体、未利用地也有部分被占用;城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幅较大,主要占用耕地面积;城市化进程驱动力主要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的增长。     

浅析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

结合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通过综合分析法、空间分析法、文献资料法分析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变化特点,研究农村居民点数量与位置的变化,并针对渝北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完善土地制度,发挥土地整理资料的导向作用。     

重庆市巴南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

为揭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西南丘陵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巴南区农户居民点用地变化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显著影响农户"是否新辟地基建房"的因素包括:"风水"心理、自然灾害、宅基地来源和交通条件;显著影响农户"新辟地基建房占地面积"的因素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宅基地来源、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宅基地政策法规的认知。对两者影响最显著的都为宅基地来源因素。由此可见,荒地或闲置用地为新辟地基建房的主要用地来源,且相对其他用地来源建房占地面积较大。因此,在保护耕地不被占用的同时,政府应控制荒地或闲置用地建房超占现象,从而保护潜在的耕地来源。     

基于核密度的余江县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为综合分析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各项因素,以余江县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对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进行评价,结合核密度分析得出农村居民点的集聚性,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的4种优化方案,最后引入加权Voronoi图,以确定农村居民点的搬迁方向。研究表明:余江县综合影响力一级、二级和三级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2 472.54、3 173.01和977.26hm~2,面积占比依次为37.33%、47.91%和14.76%,高级别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余江县综合条件优越的中部区域,低级别的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北部丘陵区域;核密度分析结果直观显示了高集聚区的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区域,可优先发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中,就近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共1 116.99hm~2,重点发展型农村居民点共2 839.37hm~2,内部挖潜型农村居民点共2 126.93hm~2,迁移归并型农村居民点共539.52hm~2,综合条件较差的南北丘陵地带设置的迁移安置点较少。研究结果可为对低丘岗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科学规划与布局优化提供参考,并可运用到土地整治规划、村镇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