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企业搬迁土地多环芳烃的风险评价

以常州市某农药厂搬迁土地为研究对象,在监测分析土壤中16种多环芳烃（PAHs）的基础上,对该区域土壤进行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土壤中∑PAHs的含量范围为0～1.546mg·kg-1,优势化合物中萘、菲等低环化合物含量大于高环的荧蒽、苯并[k]荧蒽和芘等化合物,且土壤中PAHs可能来源于石油源。健康风险评价结果在可接受的10-6～10-4范围内,而生态风险评价表明,尽管研究区域土壤中的多环芳烃不存在严重的生态风险,但是化合物苊和芴含量超出了风险评价低值（ER-L和ISQV-L）,存在着对生物的潜在危害。     

东莞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含量、代表物及其来源

2002年10~12月采集东莞市各地土壤样品64个,采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对土壤中的16种优先控制的多环芳烃(PAHs)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东莞市土壤中16种PAHs平均含量413μg/kg,含量较高的几种组分分别是菲、萤蒽、屈、苯并[b]萤蒽、芘。与PAHs总含量相关性较好的7种组分分别为屈、苯并[a]蒽、苯并[b]萤蒽、苯并[k]萤蒽、苯并[a]芘、茚并[1,2,3]芘、二苯并[a,h]蒽;所有相关系数R2均超过0.9000,可作为东莞市土壤中PAHs的代表物。北部平原水乡的PAHs污染明显高于南部丘陵山区、水乡上游保护区以及中部过渡带。化石燃料高温燃烧产物的大气沉降为东莞市土壤中PAHs的主要来源。东莞市农业土壤中PAHs含量显著低于天津市受污染严重的农业土壤。     

南京有机污染风险区农田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状况研究

采集南京地区不同有机污染风险区农田表层土壤,用超快速液相色谱仪检测样品中15种EPA优控的多环芳烃(PAHs)含量。结果表明,被检农田土壤多环芳烃总量分布于306.0~1251.3μg kg~(-1)之间,均值682.0μg kg~(-1),四环以上高环多环芳烃占较大比例(80%)。根据欧洲土壤质量标准,所检土壤样本已达污染水平。不同风险污染区农田土壤PAHs的含量由高至低为:钢铁工业区、有机垃圾处理区、化工工业区及炼油工业区。钢铁工业区附近主要的污染物为荧蒽、芘、屈和苯并[a]蒽,分别占到污染物总量的16%、13%、10%和10%。采用荧蒽/(荧蒽+芘)与茚并[1,2,3-cd]芘/(茚并[1,2,3-cd]芘+苯并[g,h,i]苝)比值对各地污染物来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调查区域的PAHs污染物以燃烧源为主,生物质燃料为主要污染物,部分地区同时有石油燃烧污染。     

某氮肥厂场地土壤PAHs污染特征研究

采用现场采样及室内测试方法对广州某氮肥厂原料车间和油库区土壤中16种优控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EPAHs含量及其组成特征和垂直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源解析。结果表明,分析样品中∑PAHs范围在10-7795μg·kg,原料车间土壤中的∑PAHs小于油库区土壤中的,菲、芘、荧蒽、并（b）荧蒽、苯并（a）芘为主要污染物;油库土壤0-40cm的样品中16种PAHs均有检出,∑PAHs和单体分布基本一致;原料车间土壤∑PAHs和单体浓度随着地面深度的增加而减少。通过对单组分比值（菲／蒽,荧蒽／芘）的分析可以看出油库区土壤中PAHs来源于石油和燃烧源,而原料车间污染源主要为燃烧源。     

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农田土壤多环芳烃分布特征与源解析

采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苏州市的96个和嘉兴市的324个农田土壤样品,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土壤中15种优控多环芳烃组成及含量,并运用比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判断了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来源。结果显示,苏州和嘉兴农田土壤中15种多环芳烃的总量范围分别为45.4~3 703μg kg-1和9.0~2 421μg kg-1,其平均值分别为312.5μg kg-1和152.4μg kg-1。苏州农田土壤苯并[a]芘含量平均值达21.4μg kg-1,超过了前苏联制定的土壤苯并[a]芘最高允许值(20.0μg kg-1)。苏州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含量从南部的吴江到北部的相城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嘉兴农田土壤多环芳烃含量远低于苏州,而在嘉兴毗邻吴江和上海的嘉善县土壤中多环芳烃含量较高。菲、荧蒽、苯并[b]荧蒽、芘、茚并[1,2,3-cd]芘是苏州土壤中多环芳烃的主要成分,而嘉兴土壤中多环芳烃的主要成分为菲、荧蒽、苯并[b]荧蒽、芘、屈。两个地区农田土壤多环芳烃的来源较为相似,主要为生物质和煤的燃烧以及石油源。     

混合菌降解土壤中多环芳烃的试验研究

PAHs生物降解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通过筛选驯化PAHs降解菌,研究混合菌对土壤中菲、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茚并（1,2,3-cd）芘的生物降解性能,并考察污染时间对土壤中PAHs降解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筛选的混合菌具有很强的PAHs降解能力,缩短了PAHs生物降解的半衰期,且PAHs起始降解速率较快,之后趋于平缓。27d内土壤中的菲、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茚并（1,2,3-cd）芘的平均降解率分别为98.14%、89.97%、88.47%、63.55%、65.24%、60.49%,其中菲在5d之内的降解率高于93%。污染210d的土壤中各PAHs的起始降解速率高于污染50d的土壤,因此污染时间越长,PAHs生物降解的停滞期越短。     

产漆酶真菌筛选及其对PAHs污染土壤修复的初步研究

真菌漆酶可以高效转化多环芳烃(PAHs),因此,产漆酶真菌在PAHs污染土壤修复中极具应用前景。根据漆酶可将愈创木酚氧化为红色物质的特性,成功从土壤中筛选出一株能够分泌漆酶的真菌菌株F-1,初步鉴定该菌为疣孢漆斑菌(Myrothecium verrucaria)。通过Plackett-Burman试验对菌株F-1的产酶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特定培养条件组合可将其酶活提高近300倍,达5628 U L-1,表明F-1的漆酶活性受到环境条件的显著影响。应用菌株F-1对PAHs污染土壤进行了初步修复研究,结果表明,接种F-1对菲、荧蒽、芘、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茚苯(1,2,3-cd)芘等11种PAHs均有不同程度的降解,提示产漆酶真菌在PAHs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潜力。     

活性炭对土壤中多环芳烃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多环芳烃(PAHs)是土壤中污染较为严重的一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本研究在某场地采集不同土层土壤，通过室内培养实验，研究添加5%活性炭对土壤中PAHs残留的影响，并利用羟丙基-β-环糊精提取方法评价土壤中PAHs生物有效性的动态变化，以期为治理石油泄露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土壤PAHs污染提供修复技术参考。结果表明，在8个月内，添加活性炭组土壤中菲、芘的残留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苯并[b]荧蒽的残留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苯并[ghi]芘残留量在两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在第1个月时，活性炭组土壤中菲、芘、苯并[b]荧蒽生物有效性较对照组分别降低了35.06%、37.73%、39.60%，苯并[ghi]芘生物有效性仅降低了1.37%。随着时间延长活性炭对土壤中PAHs生物有效性的阻控效果呈减弱趋势。因此，土壤添加5%活性炭能够有效降低PAHs生物有效性，减少其环境风险，并且在添加活性炭1个月内阻控效果最佳。     

香港土壤研究 Ⅲ.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含量及其来源初探

通过对香港地区53个土壤样品多环芳烃(PAHs)含量的分析,并利用GIS空间数据管理功能,揭示了香港土壤中PAHs的含量和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运用比值法定性地判断了土壤中PAHs的来源。研究结果表明:香港土壤中可以检测出16种美国环保署规定的优控PAHs中的15种(二苯并(a,h)蒽未被检测到),郊野土壤中PAHs的平均含量为34.2±16.0μg kg-1,而城区土壤中PAHs的平均含量为169±123μg kg-1,港岛动植物公园土壤中的苯并(a)芘的含量最高达到了47.2μg kg-1。在PAHs的来源上,前者的PAHs可能主要来自山火焚烧,而后者可能主要与城区的汽车尾气排放有密切的联系。     

溶解性富里酸对土壤中多环芳烃迁移的影响

多数多环芳烃（PAHs）因其水溶性低,且易被土壤有机质固持,曾经被认为其迁移能力十分微弱。但土壤中溶解性有机质可能影响PAHs的溶解、吸附等环境过程,进而影响其迁移性。本文旨在研究富里酸提取的溶解性有机质（FDOM）对PAHs在土－水间迁移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溶液化学稳定性研究结果显示,FDOM在溶液pH 2.0～7.0、CaCl₂浓度0～1 500 mmol L^-1范围内均能保持较好的分散性,未发生絮凝沉淀。室内土柱淋溶试验结果表明,FDOM在土壤中具有较强的迁移能力,在FDOM持续淋溶条件下,菲、芘以及苯并[a]芘在淋出液中的浓度明显提高,并有少量二苯并[a, h]蒽淋出。FDOM淋溶处理的土柱表层土壤中菲、芘、苯并[a]芘和二苯并[a, h]蒽的淋失率分别为92.06%、92.07%、84.52%和23.27%,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以上研究结果表明,FDOM可作为载体提高PAHs在土壤中的迁移性,增加PAHs向深层土壤和地下水迁移的可能性。     

固始县生态农业建设现状与对策

研究了河南省固始县生态农业的现状、生态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模式，提出了基地建设、示范小区建设、配套项目建设、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对策。建立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的生态农业复合系统是实现固始县生态农业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陕西省2002年生态足迹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陕西省2002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2002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093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927hm2,人均生态赤字0.166hm2,陕西省的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研究结果对该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宏观指导意义。     

我国西北地区生态林业发展政策研究

结合我国西北地区林业政策失灵的案例 ,剖析了西北地区现行林业政策失灵的原因。并提出完善林业产权制度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以土地换生态 ,完善退耕还林的西北地区生态林业政策框架。     

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为科学评判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变化规律,本文运用作者改进的生态足迹法对1989～2004年陕西省各地级市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依据作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等级划分标准可分为3类区域,即除铜川和宝鸡以外的关中"生态严重超载区",其可持续发展指数均小于0.2,可持续性很低;陕南的安康、商洛,关中的铜川以及陕北的延安、榆林属"生态轻度超载区",可持续发展指数均大干0.3,可持续性稍低;其他区域均属"生态中度超载区",可持续发展指数一般处于0.2～0.29之间,其可持续性较低.     

河北省2006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河北省2006年的生态足迹、生产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和比较.结果表明,2006年河北省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468 3 ghm2,人均生态足迹为2.189 7 ghm2,人均生态赤字为1.721 4 ghm2,人均生产足迹为3.436 3 ghm2,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为4.675 8,基于消费的河北省生态足迹多样性为0.837 4,基于生态承载力的河北省生态足迹多样性为0.988 0,基于生态承载力的河北省社会发展指数为0.462 7,基于生产消费的河北省社会发展指数为1.833 8,万元GDP生态足迹为1.290 9 ghm2,河北省的生态贸易赤字为-1.246 6 ghm2,生态耗竭值为2.794 3 ghm2.表明河北省生态经济系统处于生态耗竭、不可持续状态,生态多样性低,生态经济发展能力较差,经济发展属于高能源消费型.河北省只有改革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节能降耗机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及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江西省信江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

信江是江西省“五大河流”之一,位居第3。信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地区各市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且对江西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影响甚大。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信江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及经济贫困等一系列问题。为促进新世纪新阶段信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作者提出应发展生态工业、推广生态农业、倡导生态旅游、搞好生态治理、加快生态建设等对策。     

渭南市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利用生态足迹方法对陕西省渭南市1985年~2003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研究,该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985年的1.3792hm2逐年增加至2003年的2.3516hm2,而实际人均生态承载力则波动在0.5252(0.4726~0.5917)hm2左右,人均生态赤字从1985年的0.8423hm2增至2003年的1.8291hm2。生态压力指数从1985年的0.82逐年增至2003年的1.29,同期生态占用指数从0.63增至1.08,生态经济协调指数波动在0.58~0.88之间。说明渭南市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处于稍不安全状态,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很差。     

基于生态压力指数的不同尺度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在生态足迹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压力指数,并将其作为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制定了相应的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利用该评价指标和等级划分标准对全球147个国家或地区及中国部分省、市和县的试评价表明,该评价指标及等级划分标准能很好地运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生态安全评价。     

生态足迹法在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定量评价中的应用

如何定量评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是生态经济学的难点。利用生态足迹法对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经济状态进行定量测算。结果表明: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赤字为-1.1207875 hm2/人,生态经济发展极不协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态赤字的原因,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中国生态足迹的动态研究

通过对中国1978~2003年的生态足迹的动态研究,获得中国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模型。结果表明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由1978年的0.8992hm2逐年增加至2003年的2.2522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0.7722hm2增加到0.8819hm2。中国1978年的人均生态赤字为0.127hm2,2003年人均生态赤字增至1.3702hm2。预测中国2010年和2015年人均生态足迹分别为2.7767hm2和3.1717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为1.0224hm2和1.1319hm2,人均生态赤字分别达1.7543hm2和2.0398hm2。说明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