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市级尺度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初步研究——以江苏昆山市为例

在分析县市级尺度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根据其1994~2000年土地利用详查及变更资料,从土地利用现状入手,分析其土地利用的现状特征。并采用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学的空间格局的相关指数等具体指标,对昆山市的土地利用现状及其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给出了相关的结论。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及其动因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信息熵可以作为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的一种度量。在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昆山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进行了分析。自1994年以来,昆山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即土地利用有序度逐渐降低。在空间上,城市及城郊类型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最大,其次是中部工业用地类型区和北部旅游类型区,南部旅游类型区信息熵值最小;各个镇之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也具有明显差异。最后,对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分异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政治经济政策对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变化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具有最大的相关性,其后依次为人口因素、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     

土地利用的生态位及调控机制的研究

根据生态位态势理论，对土地利用生态位的理论与模型的建立进行了探讨。土地利用的生态位表征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占用新生境的能力，土地利用变化由土地利用的综合生态位驱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利用变化实际上是由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决定的。为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必须对土地利用的综合生态位进行调控，其调控的难点是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济量化。土地利用生态位的调控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调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达到土地利用的整体效果最佳。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方法的探讨 ——以西吉县80年代土地利用变化为例

土地利用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与热点问题,本文以西吉县80年代土地利用变化为例,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应用不同比例尺、不同土地利用分类系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可行的.其主要步骤包括土地利用分类系统的转化;空间叠加分析;确定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概率矩阵;表格分析等.     

韩江上游县级土地利用/覆盖时空变化分析--以梅江区为例

县级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进行县级尺度的LUCC研究对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和规划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根据1990～2000年土地利用详查及变更资料，分析了梅江区土地利用／覆盖的数量变化、区域差异以及空间格局变化。根据定量分析结果给出了相关结论。     

涞源县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为探索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利用涞源县2003—2012年土地利用现状图、遥感影像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2003—2012土地利用程度以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利用因子分析法找出了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2年,涞源县土地利用程度处于较高水平,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由240.24变化到249.36;涞源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复杂变化,土地利用类型转化幅度变化了0.15,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由0.36变化到0.51;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是其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应根据本地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实际条件做出理性的决策,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加强矿山损毁土地的生态修复,加强耕地保护。     

准格尔旗土地利用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准格尔旗位于我国农牧业交错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严重。根据多年统计资料分析了该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包括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空间变化，利用程度及效益变化，质量变化。最后，初步分析了影响该区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准格尔旗1987—2000年间土地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林地、草地显著增加，未利用地显著减少，但也存在土地生产力降低等问题。土地利用变化受包括调整土地结构、人口变化、粮食产量变化、工业经济发展、国家资金支持、法律法规等因素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信息挖掘方法及其应用

以基本分辨率硬分类条件下的土地利用转换矩阵为基础，构建了土地利用净变化量、交换变化量、总变化量计算方法，通过土地利用类型间实际转换量与其理论频数的对比，构建了土地利用转换规则的挖掘方法；以多分辨率软分类方法为基础建立了土地利用交换变化距离的分析方法。应用上述方法对北京市海淀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应用表明上述方法可以有效挖掘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信息、土地利用类型间转换规则和土地利用交换变化的空间距离信息，可以为土地利用空间分析和建模提供有用信息。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Ⅱ)——应用篇

双流县是全国100个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试点之一.该文分析了双流县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背景与相关规划的相容性、协调性,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目标,双流县的环境质量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进行识别,建立双流县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预测了土地利用变化包括结构和布局带来的环境影响,最后提出一系列的缓解措施,总结了双流县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可行方案及替代方案.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方法的探讨——以西吉县80年代土地利用变化为例

土地利用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与热点问题 ,本文以西吉县 80年代土地利用变化为例 ,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 ,应用不同比例尺、不同土地利用分类系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可行的。其主要步骤包括 :土地利用分类系统的转化 ;空间叠加分析 ;确定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概率矩阵 ;表格分析等。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的时空演变

采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统计指标,在软件ArcGIS 9.0的帮助下,探索了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在1994,1999和2004年的空间格局,不同时期两者变化的数量和速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等。研究结果表明:(1)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分布呈现出东南部相对较多,西北部相对较少的空间格局。(2)在研究前期(1994—1999年),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行政区划在空间和数量上均比较集中,耕地减少的县级行政区划在空间和数量上均比较分散。而在研究后期(1999—2004年)则出现了相反的发展态势。(3)县域耕地面积变化率与地形地貌等因素有关。(4)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京广铁路沿线、南阳市和三门峡市两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单位。(5)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总体上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6)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豫西南地区,三门峡市和豫北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则相对较低。     

基于GIS的典型岩溶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分析——以云南省小江流域为例

在GIS支持下,利用云南小江流域两期土地利用图形数据叠加分析,得到土地利用变化图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结果发现,1982—2003年全流域610.12km2的土地利用面积发生变化,占流域总面积的59%。土地利用的类型主要是由未利用地向耕地和林地以及林地向耕地的转化,流域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达2.95%。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基本构型由以大斑块为主体,散布型斑块镶嵌其中转变为以中等斑块为主体,散布型斑块镶嵌其中的构型;区域土地利用的斑块数由1014个增加到1889个,平均斑块面积由1.02km2/个减少到0.55km2/个;流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指数中多样性指数增长4.14%,均匀度指数增长4.14%,破碎度指数增长84.6%,优势度指数降低1.6%;未利用地、林地的分离度分别增加114.58%和69.64%,而耕地的分离度减少45.86%;流域耕地、建设用地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而未利用地、林地重心向南东、南西方向偏移。引入社会、经济数据分析,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是流域耕地增加进而导致系列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驱动力,而生态环境保护等宏观政策是流域林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郑州市土壤多样性和土地利用多样性研究及关联分析

以郑州市为研究对象,将多样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应用于土壤和土地利用多样性研究.选取2004年和2009年两个时期的TM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并基于第二次土壤普查的郑州市土壤矢量数据,对郑州市土壤和土地利用的组成分布多样性和空间分布多样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和定量化研究,探索了土壤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郑州市土壤构成组分较为复杂,其组成分布多样性指数取值0.776,土地利用组成分布多样性指数由2004年的0.610增加为2009年的0.651;郑州市同一土属或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多样性指数在不同网格尺度下存在相似的分异规律,其中空间分布最离散的土壤类型为砂土,空间分布最离散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在3种空间网格尺度下,城镇建筑用地、农村居民点和工矿用地与各典型土壤的关联系数随研究时期推进均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     

汉中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变化研究

基于汉中市1996—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空间差异模型,对汉中市14 a间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表明:汉中市耕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林地、牧草地、居民及工矿用地、园地和交通用地增加;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缓,年变化率为0.17%,其中牧草地年变化率（2.30%）最大,耕地的年变化率也较大;2010年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为215.64,土地利用程度不太高,汉中市土地利用处于调整期;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多样化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呈下降趋势,而优势度指数则呈上升趋势,说明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川西盆周山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机制与对策研究-以雅安市天全县为例

采用GIS和数理统计方法,以及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和景观生态学中的空间格局指数对天全县1992~2002年10年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林地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2002年达79.14%,但年变化率则很小,只有0.29%;耕地占的比例很小,仅有5.50%,而且10年间面积减少了4813.3hm2,但年变化率比林地大得多,高达2.68%。受人类活动的影响,10年间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优势度指数不断下降。由此得出产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机制,除了受地形条件和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是受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以及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生态发展模式的建议,以期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兰州市近10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以兰州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土地成果资料,系统分析了全市近10 a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选取土地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5个指标,定量评价兰州市土地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及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2000—201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用地减少,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增加;从土地利用速度及土地利用程度来看,全市土地利用仍处于调整期;土地景观格局模型表明兰州市土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减少,土地优势度指数呈逐渐增加趋势,土地空间格局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种植结构密切相关,人类活动是导致其变化的根本原因。     

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结构及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响应——以甘肃省陇南市为例

利用陇南市2003—200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运用景观生态学中的结构定量方法分析,计算出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和生态服务价值,分析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结果表明:2003—2008年陇南市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增加而优势度降低。林地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最大,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总体呈增加趋势,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结构线性相关。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研究

在RS与GIS技术的支持下，该文对鄱阳湖区1990～2002年间的土地利用景观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2年鄱阳湖区面积变化的趋势是耕地减少、林地增加、草地减少、水体增加、居民点与工矿用地大幅度增加，未利用地维持不变。利用二级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对景观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利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分维数、破碎度等景观指数对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的研究表明，1990～2002年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总体变化趋势是多样性增加、优势度减少、分数维减少、破碎度增加。最后，该文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鄱阳湖区景观格局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导致景观分维数、景观破碎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导致景观多样性和优势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境内公路里程与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     

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

利用1996—2004年湛江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在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4年,湛江市耕地、林地、牧草地面积在减少,其中耕地减少最多,减少了11954.1hm2;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未利用土地面积在增加,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最多,增加了7696.4hm2。②1996—2004年,湛江市总ESV在缓慢减少,减少了0.57亿元,变化率-0.44%;湛江市生态系统单项服务功能价值(ESVf)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食物生产、原材料在减少,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娱乐文化在增加;不管是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是单项服务功能,湛江市各县区都在减弱。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民勤县土地生态风险研究

利用1987、2000、2008年民勤县TM遥感影像数据,基于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民勤县土地利用/覆被生态风险的时空特点和结构演变,并选取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和景观格局指数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民勤县土地利用/覆被存在的生态风险主要集中在草地和未利用地,两者的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5%以上。耕地、草地、未利用地三种土地类型间的相互转化是民勤县22年间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在人类活动对土地的扰动作用日益加强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趋同性的双重影响下,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增大,研究区斑块数量明显增多,景观破碎化程度加重,景观多样性指数和分形维数指数上升,土地生态风险程度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