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近年来,河北省城镇建设用地和农居点用地呈现双上升态势,土地对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突显,化解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该文分析了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类型。从经济、社会、自然3个方面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体系,建立了评价模型。以县域农居点为评价单元,对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按照综合分值高低将县域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划分成4个级别,分别对应集约利用、适度利用、低度利用和粗放利用。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集约利用的有效途径。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与空间格局优化

在用地矛盾比较突出的广东清远地区,为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需要对农村居民点迁、并、撤等进行整理。该文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适宜分值,利用最小限制因子方法,将佛冈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城乡联合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5种整理类型。同时,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将其临近区分成可转为建设用地的优先等级区。最后,根据优先等级区的位置和面积,结合2020年佛冈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预测值,对不同整理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优化结果为：城镇转化型和迁弃型农居全部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扩大城乡联合型农居至 1 108.04 hm2,缩小限制发展型农居至753.1 hm2。该研究为农居整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西南丘陵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分析——以重庆市合川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是重庆市土地整理工作的重点之一。采用统计数据和实地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时合川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和整理潜力进行分析,提出了理论潜力转换为现实潜力的限制因素及对策。研究表明：现实潜力小于理论潜力;低山丘陵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程度与各村的地形地貌和经济状况相关;低山丘陵地区农村延续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庭院经济特点,在当前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潜力主要是对空闲地的整理。     

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实证

为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新思路。借助植被覆盖率对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分类,通过分析抽样农村居民点斑块的植被覆盖与内部用地结构得到整理潜力修正系数,从而建立基于植被覆盖率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门头沟区无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占大多数,具有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并且这部分农村居民点多远离主干道;山区具有中、高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略多于平原、浅山区,而低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明显多于平原、浅山区;门头沟区规划整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包含有大量农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比例只占63.19%～71.54%,但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将整个农村居民点都作为建设用地调绘;因而,一些不考虑植被覆盖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夸大了整理潜力,放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效果。该文为进一步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提供参考。     

高山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科学估算高山地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并构建可行性较强的转化路径,有助于提高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质耕地转化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思路为指导,选取十堰市郧阳区作为研究区域,以抽样行政村地籍调查成果为支撑,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逐步验证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宜拆建筑结构形式房屋及附属设施修正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潜力。结果表明,依据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整个郧阳区的潜力面积为616.956 hm~2,修正后的综合潜力为1661.248 hm~2,其面积相较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面积仍较小,但是相较于传统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结果已经提升明显,且存在切实可行的潜力转化路径。研究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充分考虑了政策支撑和农民支持,从而提供了依托国家重大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整理潜力转化为优质耕地路径,也能够有效避免高山区复垦耕地撂荒;提出的潜力测算方法对不同尺度间潜力测算的联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时序研究——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时序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自然条件、整理经济可行程度、整理迫切度、整理接受程度等13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时序研究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采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基于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平均分类法和聚类分析法相结合将农村居民点整理在时间上分为三期,结果表明,近期整理区分布在卢龙镇、石门镇、木井乡、蛤泊乡4个乡镇,居民点待整理面积为3 936.86 hm²、中期整理区分布在刘田各庄镇、双望镇、印庄乡、陈官屯乡4个乡镇,居民点待整理面积为2 999.24 hm²,远期整理区分布刘家营乡、下寨乡、燕河营镇、潘庄镇4个乡镇,居民点待整理面积为2 112.72 hm²。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保定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探讨

建立保定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促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合理划分整理区片和安排整理项目提供参考。以保定市22个县（市）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3个方面9个指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指标体系,采用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统计分析法计算出各县综合分值。根据综合分值将保定市各县（市）居民点整理划分为三个级别区。结果表明:保定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较大,整理潜力大且居民点整理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特点。将综合分值区间是[0.6,1]的划分为Ⅰ级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整理潜力最大;[0.3,0.6]为Ⅱ级区区位于平原区,整理难度较低,潜力较大;[0.0,0.3]为Ⅲ级区位于西北部山区的Ⅲ级区受自然因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整理难度较大,整理潜力最小。通过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合理划分整理区片和安排整理项目;各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居民点整理策略。     

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用地转换方向模拟

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同转换方向将对区域景观格局带来不同的环境效应,如何因地制宜地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方向是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中需解决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该文使用CA-Markov模型对北京山区未来土地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进而对其景观格局指数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反映不同农村居民点转换方向引起的不同环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去向为耕地和园地时景观效应较差,而依靠适宜性评价结果或整理成林地则取得较好景观效应。因而,在当前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应审慎看待整理为耕地或者园地的普遍做法,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方向,使其与其周围基质相谐调以更好地优化土地利用总体格局获取最大环境效益。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与时序

影响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因素南北差异巨大,开展全省范围内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和整理时序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构建了自然、经济、社会、土地和建筑5大因素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5个公共因子,计算了65个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按评价值划定了5个分区并确定了整理时序。研究表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确定整理时序结果可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度对整理的影响最大;5个分区的总体分布趋势是苏南向苏北逐渐过渡;整理时序靠前的分区区位相对优越、经济发达,但整理成本较高,时序靠后的分区经济欠发达,但整理成本较低。该研究可为制定土地整治规划、确定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整治分区规划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的基础,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和官桥镇为例,选取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与生态因子,构建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因子量化体系与表征方式;统筹城乡发展与适宜性评价分级,实现村镇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研究结果表明,鱼岳镇与官桥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存在较大差异,以平原为主的鱼岳镇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适宜性明显高于以丘陵为主的官桥镇,鱼岳镇应以城镇化区为重点,官桥镇应以迁村并点为主要方向,通过不同分区间的空间整合,实现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合理引导与规划布局,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决策支持。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估算

有效评估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是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环节。该文以文登市为例,通过选取与现实潜力转化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土地资源状况和宅基地利用等14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现实潜力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和标准化指标值进行了综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综合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出文登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文登市各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25～0.70之间;2010年、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分别为883.67 hm2和1072.74 hm2;耕地增加系数分别为10.10%和12.27%。研究认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潜力大小来安排农村居民点整理,以便提高整理效率。     

基于区位势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分区与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该文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势理论,从区位角度对农村居民点开展定量研究,提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的概念,分析影响区位势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模型,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以居民点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为表征量,采用 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分区,并对居民点采用不同整治模式.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运用该技术方法对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研究结果体现了影响农居点用地发展的各项因素和现势性,符合当地实际,在土地整治规划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和实用.该研究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开辟了一条途径.     

基于地理空间适宜性指数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为研究基于地理空间属性的区域农村居民点差异化整理方向和模式,提高整理效率,该文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例,从农村居民点地理环境、空间区位、空间分布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构建居民点整理地理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标准化值加权求和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获取适宜性程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并结合各行政村超标可整理面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针对不同分区特征提出差异化的整理方向和模式。结果表明：1）地理空间适宜性值为32.093～85.226,空间分异明显,指标体系可较好地反映区域农村居民点地理空间属性差异;2）全局Moran指数为0.66,在0.01显著水平上极显著,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LISA 图显示只存在显著高高、低低聚集,与全局分析一致;3）分区划为优先整理区、次级整理区、并点整理区和选择性整理区,包含空间聚集特征,可较好地识别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效益差异。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作参考,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土地整理分区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在各级土地整理专项规划中,为明确区域土地整理的类型与方向,制订适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整理标准,进而为土地整理潜力评价提供基础,需进行土地整理分区.该文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以乡镇为分区单元,采用经济社会指标与自然指标相关延伸的方法,确定10项指标进行星座聚类分析,将大兴区分成北部经济发达区、东部产粮区与中南部综合发展区三个区,并分别明确了三个区域土地整理的方向.     

考虑农村建筑安全性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界定及估算方法研究

目前推广运用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不能测算危房改造潜力,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该文首先从农村居民点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定义出发,运用推理分析法重新界定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然后根据研究区居民点空心化成因,提出了基于居民点用地分类的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居民点用地分为3级,一级依据用途分为5类,二级依据建筑设施安全性分为安全、不安全、无使用功能3类,三级依据利用状况分为使用、闲置、废弃3类;将不安全、无使用功能的二级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中的未利用地和边角地定义为整理潜力,并将用于居民点用地的潜力定义为改善生存条件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土地利用扩展潜力,再根据整理的难度,将不安全使用类用地的潜力定义为难实现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易实现潜力;最后运用该方法测算了下吐京村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结果表明:该村有居民点整理潜力10.66 hm~2,改善生存条件潜力0.76 hm~2,土地利用扩展潜力9.90 hm~2,易实现潜力8.19 hm~2,难实现潜力2.47 hm~2。该文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危房改造潜力,依据测算结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实现农村危房改造和空心村整理。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