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及其贡献分析

为了指引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时空配置,保障区域“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从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出发,应用等级折算系数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并借助分层聚类法划分出单位新增耕地潜力区,阐明了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对区域新增耕地总潜力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耕地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东南低、中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     

矿区耕地整治潜力评价与整治分区

探索矿区耕地整治潜力评价方法,为新时期矿区耕地整治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以山西省长河流域为例,从耕地的利用低效利用度、生态脆弱度和土地损毁度3个维度构建矿区耕地整治潜力指标体系,在进行分项测度的基础上,结合地形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修正,集成测算了耕地整治潜力,并利用自组织双重聚类和DB指数(Davies-Bouldin Index)确定耕地整治分区和整治策略。结果表明:1)长河流域耕地低效利用度、生态脆弱度、土地损毁度及整治潜力的空间分异显著;2)长河流域划分为健康利用提升区、耕地资源整理区、重点生态修复区、损毁土地复垦区、土地治理优配区和综合土地整治区6类分区,并据此制订差异化的整治策略;3)基于自组织双重聚类划定的耕地整治项目区空间连片性较高,利于耕地整治的全域覆盖,研究为同类区域开展耕地整治潜力评价提供借鉴,也为新时期矿区土地整治规划提供指导。     

甘肃省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2005-2010年6 a间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通过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甘肃省12个地级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12个地级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涉及3个协调发展类型,分别是濒临失调衰退类、中度失调衰退类、严重失调衰退类;从协调发展亚类看,既包括经济发展滞后型,也包括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型;从单个地区看,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提高的潜力,协调发展度仍有提高的空间;从协调度、发展度与协调发展度关系看,要提高协调发展度,需重点提高发展度.     

沈阳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沈阳市13个区县的城市土地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测算了各区县2004—2010年城市土地利用静态效率并利用Malmquist模型进行了动态对比评价,最后以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探讨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沈阳市各区县的城市土地整体上均达到高效利用;（2）全要素土地利用效率主要受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3）城镇化率、非农产业比重及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且均为正相关。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重庆坡耕地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坡耕地是耕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坡耕地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有益于为合理利用坡耕地资源及生态功能修复与保持提供参考。基于2000-2018年坡耕地空间分布信息,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LISA）、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等方法,从坡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坡耕地冷热点格局和坡耕地变化驱动因子等方面开展,揭示重庆坡耕地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与2000年相比,2018年重庆坡耕地面积减少2.40%,坡耕地2.23 万km2,占耕地59.35%。6个区县（渝中、江北、江津、南岸、大渡口、石柱）年均坡耕地变化动态度大于1%,不同区县坡耕地面积变化趋势差异明显。2）近18年坡耕地与林地、草地、水田、建设用地等地类发生显著转移,转出、转入总体较均衡,其中坡耕地退为林地主要集中位于秦巴和武陵山区的石柱、武隆、丰都、云阳等区县,在土地利用转移过程中坡耕地面积呈小幅度减少趋势。3）坡耕地局部空间自相关异质性较显著,大多数区域坡耕地面积呈高-高和低-低聚集状态,热点区集中在渝东北区,冷点区分布在渝西区和主城区。4）林业产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乡村从业人员、农林水支出等经济、社会及政策因素是主要驱动因子,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大部分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其中解释力较大的交互驱动因子为粮食产量/坡度（2005年,0.92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常住人口（2018年,0.910）,海拔、降雨等自然因素对坡耕地变化有一定影响,但经济发展、政策调控、农民收入、城市扩张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坡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重庆以及西南山地丘陵区坡耕地资源保护与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其驱动机制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土地利用高质量转型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该研究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运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TWR）等方法,分析了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水平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土地利用功能指数从0.20上升到0.55,持续优化提升,但总体上处于中低水平,土地利用功能水平表现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土地利用功能指数逐渐呈现出中西高、东部低的空间格局。2）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及生产-生活功能的协调度指数持续上升,其余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均呈波动发展的趋势,耦合协调度指数呈现中部和西南部高、东北和西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以低质量转型为主,平均占比约为50%,功能转型质量有所提升,中西部区县的土地利用功能转型质量要明显优于北部和东部区县。3）不同影响因子的驱动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的正向驱动作用持续增强,二三产业占比的负向驱动作用增强,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力趋于减弱。应根据各区县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型阶段,实行差别化的发展政策,补齐区县发展短板,提升功能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可为提高区域用地效率,促进土地利用多功能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重庆市粮食生产发展特征及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研究

首先分析了1985—2010年重庆市粮食生产发展过程的特点,随后以人粮关系为基础,构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LCC）模型和土地资源承载指数（LCCI）模型,从区县尺度对重庆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85—2010年重庆市粮食生产呈周期性波动特征,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人均粮食占有量起伏较小,基本维持在356.5 kg/人左右,人口增幅略小于粮食产量增幅。2009年重庆市区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以人口超载、粮食短缺为主要特征。都市发达经济圈的8个区县以及渝东北翼的大部分区县表现为粮食亏缺、人口超载,渝东南翼的大部分区县以及渝西的大部分区县表现为人粮均衡,只有合川区、南川区、黔江区、石柱县和秀山县5个区县处于粮食盈余状态。因此必须加强重庆各区县以及重庆市与其他省市之间的粮食贸易和调配来满足人口超载区的粮食需求。     

烟台市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关联测度

[目的]分析山东省烟台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关联测度及其变化规律,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与低碳城市的建设提供科学建议。[方法]基于烟台市1986—2012年各区县的土地利用结构和能源消耗数据,采用碳排放量计算模型,测算出其能源消耗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度烟台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关联度。[结果]1 1986—2012年烟台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由3.05×106 t上升到1.494×107 t,增加了3.9倍;2 2012年烟台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之间关联度最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园地,与人均碳排放量关联度最高的用地为交通运输用地;3烟台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关联度较高的分别是园地(0.812 8)、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812 0)、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0.805 9);4 1986—2012年烟台市各区县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关联度较大的地区依次是长岛县(0.980 4)、芝罘区(0.962 4)和莱山区(0.948 0)。[结论]烟台市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土地利用结构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关联度在空间上存在着差异性。     

基于"类型-等级-潜力"综合视角的村庄特征识别与整治对策

村庄作为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载体,其空间布局与发展态势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对象和重要内容。该研究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镇布局优化的新内涵,以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为基础,通过构建涵盖"城镇辐射""资源禀赋""生态安全"3个维度特征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睢宁县为研究区,在村域尺度进行村庄类型识别;采用Pajek复杂网络分析法构建村庄等级体系;在村庄分类分级的基础上,明确各类型各等级村庄的发展职能,进而探索其整治潜力。结果表明:1)乡村发展具有异质性,村庄分类分级能够为村庄整治潜力的测算评价、整治区域的优选和时序安排提供有效支撑;2)村域尺度下,研究区可划分为城郊融合类、激活优化类、特色提升类、生态保护类、拆并搬迁类等9种单一或复合类型,结合"中心村-次中心村-一般村"的村庄等级结构体系,可形成"规模-格局-质量"的整治潜力分区;3)研究区占主导类型的为激活优化类,全县可复垦潜力共计627.51 hm^2,可盘活潜力共计17 299.91 hm^2。各类型等级村庄的发展职能、整治潜力及综合整治对策等研究成果可为村镇布局优化重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调控、乡村振兴战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等提供借鉴与参考。     

黄淮海平原粮食均衡增产潜力及空间分异

在当前区域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双向压力下,为了了解粮食主产区增产潜力、区域内部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该文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通过空间均衡增产途径分析,初步研究了黄淮海平原均衡增产潜力及其空间分布;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了黄淮海平原增产潜力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黄淮海平原粮食增产潜力达到3 304.57万t,空间上表现为南部平原区高于西北部平原区;黄淮海平原粮食增产潜力的空间分布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类型主要为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在增产潜力及增产潜力空间分布模式引导下,黄淮海平原土地整治类型区划可分为中低产田改造区,包含258个区县;农用地整理区包含24个区县;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包含20个区县;土地开发区,包含7个区县。通过均衡的思想,对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保护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均衡增产方向和途径提供支撑。     

基于Logistic-Markov方法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多因素驱动预测模型研究与应用

[目的]探索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驱动规律及其预测方法,为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抑制建设用地扩张、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等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Logistic,Markov等方法研究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驱动力,分析土地利用结构状态转移矩阵与驱动因素的数量关系,构建基于多因素驱动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模型。[结果]以地处"长三角"经济区的江苏省泰兴市为例,测算了城镇发展、经济发展和管理政策等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驱动力,其中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增加了25.85%,耕地减少的驱动力则降低了22.21%,并预测分析了2010—2020年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预测精度相对提高了0.52%。[结论]多因素驱动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方法,能够科学地诠释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力的作用机理,可以提高预测精度,为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提供一种新方法。     

北方农牧交错带靖边县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中国北方农业和畜牧业交错地带,是中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选取陕西省北部靖边县为研究区,以1990,2000和2010年3期TM/ETM+影像及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和转移矩阵分析了靖边县199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 1990-2010年,靖边县林地、建设用地面积呈现增加态势,耕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为减少态势.(2) 1990-2010年,靖边县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发生于2000年之后,其中尤以建设用地的快速增加为特点.(3) 1990-2000年,靖边县耕地、林地和草地之间的相互转变数量较大,且共同向建设用地转变.这种变化主要集中于北部风沙滩区.(4)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油气等资源的开采是靖边县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的实施,是耕地、林地、草地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生态脆弱区土地综合承载力时空差异分析——以榆林市为例

以生态脆弱区的典型城市榆林市为例,从社会、经济、水土资源、科技、生态环境5个承载系统共选取30个指标,并利用AHP决策分析法与熵权法的组合权重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分析了1990—2012年榆林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时空变化,并得出了各县区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限制因子,结果表明:(1)1990—2012年期间,榆林地区土地综合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各县区域土地综合承载力差异较大。(2)1990年时,榆林各县土地综合承载力都处于严重超载和临界超载的状态,最大值为绥德县,最小值为横山县;2000年时,土地承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增幅不大,最大值为榆阳区,最小值为横山县;2012年时,各县土地综合承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最大值为神木县,最小值为佳县。(3)各县区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限制因子差别较大。在1990年时限制因子主要是科技系统;到2000年时,限制因子主要是经济系统;到2012年时,限制因子主要是水土资源和科技系统。因此,榆林市应以保护环境和发展科技为关键,带动和维护社会,经济等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建设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目的]评估城镇化和生态恢复双过程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变化量,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建设对ESV的影响,进而为区域协调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1995—2020年的土地利用/覆盖、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识别区域城镇扩张与生态建设信息,并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法、空间自相关以及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展开了城镇化与生态建设双过程对区域ESV在时空尺度上的影响研究。[结果](1)京津冀城市群ESV在1995—2020年总体下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5—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好转。(2)城镇扩张所导致的城镇建设用地占用其他地类是使ESV下降的主要因素,使区域ESV降低了368.2亿元;生态建设使区域ESV上升了225.67亿元。[结论]生态建设带来的ESV增量不足以抵消城镇化带来的下降。城镇化与生态建设对ESV影响较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城市群的西部和东北部,对ESV影响较弱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城市群的东南部。     

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用地利用水平时空耦合协调度——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对城市群2004—2013年新型城镇化、建设用地利用水平进行了测算,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并选取了两者的典型表征变量,探寻表征变量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 从时序特征看,各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用地利用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势,城市群发展呈现积极良好的状态;（2） 从空间特征看,各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用地利用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均稳步上升,但地域差异较为明显,呈现出以长沙为中心城市向外扩散的发展格局;（3） 新型城镇化、建设用地利用水平均与耦合协调度呈正向相关关系,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城镇人口比重、人口密度与耦合协调度呈负相关。     

沧州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发展关系时空变异

人口、耕地和粮食的协调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当今社会的关注热点。以沧州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协调度函数模型对沧州市14个县（市）的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以确定和识别沧州市2003—2012年该系统的演进态势,研究分析了各区域协调发展关系的时空变异。结果表明:沧州市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协调发展度D值约为0.52,处于基本协调水平。从时间序列上看,沧州市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呈波动起伏变化,无明显规律可循,但总体上呈上升态势。所辖14个县（市）由2003年的以极不协调为主发展为2012年以比较协调和高度协调为主。从空间分布来看,沧州市所辖14个县（市）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及年平均增长率均存在显著差异,吴桥县协调发展水平在沧州市始终最高,海兴县最低,协调发展度平均增长率青县最高,为8.60%;吴桥县最低,为0.33%。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西南部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再次,东部最低。研究为制定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机制,制定差异化三农政策,推动区域内各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均衡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重庆市荣昌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力分析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盘活土地存量,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重要途径。为分析重庆市荣昌县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现状,明晰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形式,该文对重庆市荣昌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流转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荣昌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潜力较大、价格偏低、租赁为主、区域差异明显等特征。非农业人口比例、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化率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两大方面。为此,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应成为今后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序流转的工作重点。     

基于生态约束-发展潜力的城镇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分区

[目的]从生态和经济的角度划分城镇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类型区,为江苏省射阳县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提供参考。[方法]依据最小累积阻力值分析射阳县区域生态约束强度,划分强度等级;运用多因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从开发强度和空间距离角度构建评价模型,划分区域发展潜力等级;最终在生态约束等级和发展潜力等级的基础上,进行全域城镇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分区。[结果](1)生态约束高区域与生态约束低的区域相差较大,总体上以生态保护为主。从空间分布上,不同等级强度生态约束力表现出了阶梯式的分布,由内向外辐射,强度逐步提高。(2)开发潜力与生态约束分级结果对比,矛盾突出,经济需求旺盛,生态保护用地形势严峻。(3)适宜保护区、较适宜保护区、较适宜建设区、适宜建设区4类,所占比率分别为11.04%,24.78%,34.59%,29.59%。[结论]开发适宜性分区表现出"核心—边缘"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同时合德镇及周围的适宜建设区较为集聚,外围适宜建设区逐渐减少。     

生态-经济权衡下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优化配置——以武汉市为例

因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武汉市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关键。以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设置了经济优先情景、生态优先情景和综合发展情景,对比和分析了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结果。结果表明:(1)2000—2018年耕地、林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地迅速扩张。经济优先情景下该趋势更加明显,水域也持续萎缩。而生态优先情景下林地和水域实现增长,建设用地扩张受到约束。(2)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上看,相较于其他情景单方面地偏于生态或经济,综合发展情景下武汉市生态-经济效益均能得到提升,其耦合协调度高于其他情景,新城区普遍优于中心城区。(3)从土地利用布局上看,综合发展情景下武汉市建设用地的适度扩张保障了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注重对林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的保护,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布局较为规则。因此,综合发展情景能兼顾生态-经济目标,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为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