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化肥减量的影响

由于农用化学品的过度施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农用化学品减量，应该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基于此，该研究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方法，基于长江中下游3个粮食主产省湖北、湖南和江苏282个县域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业化肥减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基础回归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后化肥施用总量减少了5.1%；2）影响路径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升产粮大县的机械化和粮食作物种植专业化水平实现对化肥施用量的削减效应。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扩大了粮食作物种植专业化水平对化肥减量效应，进而增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化肥减量作用；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平原和丘陵县、中部县域以及中高化肥施用强度地区的化肥减量有更显著的影响。因此未来各区域要继续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化肥减量和减污降碳的有效作用。同时，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和作物种植专业化水平可成为产粮大县兼顾发展农业和生态保护的统筹之策。     

山区县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规律及关联因素

准确测算耕地“非粮化”率，掌握耕地“非粮化”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科学管控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具有积极意义。研究以江西省信丰县为例，从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2个方面测算耕地“非粮化”率，综合运用空间关联分析研究山区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影响耕地“非粮化”生产的关联因素。研究表明：1)信丰县耕地总体“非粮化”率为30.28%，其中种植结构“非粮化”和农业产业结构“非粮化”面积分别为6 601.94 hm²和7 679.98 hm²,“非粮化”率分别为13.84%和16.44%。但不同地形区“非粮化”空间分布异质性明显，高山丘陵区主要为农业产业结构“非粮化”，而低丘岗地区域主要表现耕地种植结构型“非粮化”。2)信丰县耕地“非粮化”呈集聚型空间格局，种植结构“非粮化”在中部低丘岗地区域呈高值集聚，农业产业结构“非粮化”在高山丘陵区域呈高值集聚。3)严格的耕地管护政策对于“非粮化”生产具有抑制作用。4)“非粮化”生产存在空间扩散效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对山区县不同类型的耕地“非粮化...     

“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专题导读

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自然灾害频发、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粮食安全面临诸多风险。“仓廪实,天下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因此,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具有战略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更好地宣传报道“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研究成果,本刊特策划“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专题。东北黑土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优势区,保护黑土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迫切需要。本专题刊发的5篇文章中有3篇是分别关于东北黑土区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保护性耕作技术和农田土壤养分平衡的研究。其中,宋戈等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统筹调整种植业生产结构政策背景下,研究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实施期间东北粮食主产区典型地域种植主要粮食作物的耕地利用分化特征,研究结果对于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邹文秀等通过6年的田间定位试验,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黑土区耕翻深度和秸秆混合还田深度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以及改善黑土物理性质效果最优的农艺措施,研究可为东北黑土区建立以“土壤质量提升、秸秆高效利用”为核心的秸秆还田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楚天舒等采用农田土壤养分平衡法从宏观角度对黑龙江垦区2000－2018年农田土壤氮、磷、钾养分资源收支平衡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对指导当地农田养分管理和面源污染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另外2篇是关于陕西地区耕地细碎化整治和土壤性质空间变异研究。张蚌蚌等系统剖析了陕北榆林市榆阳区的“一户一田”和“一组一田”两种耕地细碎化整治创新模式,通过整合农户土地,对改善农地细碎化问题、提升农地经营效率、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王捷等研究了不同田块表层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原因,结合生产实践进一步明确了表征土壤养分变异度的合理采样方法,研究结果可为田间养分监测设施布设以及农业生产精细化提供重要的科学理论依据。 本专题集中刊发的5篇系列文章,分别来自东北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机构,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的研究成果,研究具有创新性、系统性、实用性等特点,对统筹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升土壤质量、优化土壤养分管理、破解耕地细碎化难题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绿色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地流转对洞庭湖区水稻产量与氮素污染的影响

该文通过构建ABM（agent-based model）与SFA（substance flow analysis）的耦合模型,模拟农地流转对水稻种植与氮素环境效应的影响,为决策者权衡粮食生产与环境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并以洞庭湖双季水稻种植区大栗港镇为案例,对该耦合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农地的流转,耕地逐渐向规模种植农户转移,提高了双季稻种植比例和区域水稻总产量;2）因农地流转所致的作物种植制度的变化,导致氮素通过挥发、反硝化、径流以及淋失方式损失的环境输出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分别从2000年的286.5、77.3、46.4和100.0 t减少到2003年的252.2、67.0、40.4和86.5 t,再增加到2014年的324.03、82.6、49.4和107.2 t,此外,氨挥发是此区域氮素损失最主要的途径,而氮淋失是南方水稻田氮素进入水体中最主要的方式;3）随农地流转,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面积的扩大,在耕地地力等级较好的区域,其氮淋失量与氮盈余增长放缓,反而在耕地地力等级较差的区域,其氮淋失量与氮盈余量增加明显。     

农牧结合生态工程及其种植模式研究

农牧结合生态工程是个复杂的农业生态、经济和技术系统工程,它由植物（种植业）、动物（养殖业）和微生物（连接种养业）３个子系统组成,其关键是建设以“四三二一”畜牧业生产模式为主要内容的高效节粮型畜牧生态工程。农牧结合种植结构主要模式有“一粮一饲”、“一粮一经”、“两饲一粮”、和“一粮一经一饲”等多种模式。农牧结合型种植模式的核心是因地制宜建立以粮食生产为基础,饲料生产为重点,经济作物生产为动力 ,并有     

都市休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路径研究

限于大都市的资源与政策限制,为实现都市休闲农业主体规模经营意愿,寻求休闲农业主体如何在现有资源约束下适度扩大规模,有效促进都市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上海市87家休闲农业主体问卷数据,构建Logistic-ISM模型,以休闲农业主体农地规模意愿为测度目标,研究影响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及各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结果表明:适度扩大规模取决于3个层次因素的影响。1)深层根源因素中,受到政府建设用地支持的休闲农业主体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更强烈。2)中层间接因素中,农业资源特色性、园区规划科学性、创新经营能力、经营产业结构对休闲农业主体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生态性强,则会减弱其扩大农地规模的意愿。3)表层直接因素中,文化功能型的休闲农业主体愿意扩大农地规模,而休闲功能型的经营主体倾向降低农地规模。为促进都市休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府应引入国企发挥示范效应,盘活乡村存量的土地资源,释放资源价值。同时,休闲农业应为都市核心功能提供战略空间,充分考虑休闲农业主体异质性,深挖乡村文化底蕴,促进从承担农产品保障供应功能向承担多元复合功能转变,凸显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     

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约束下江苏省耕地休耕规模探讨

实施耕地休耕是巩固提升粮食产能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亟需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可休耕耕地规模，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和扩大耕地休耕制度试点提供理论依据。该研究基于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构建粮食主产区耕地休耕最大规模测算仿真模型，同时提出休耕规模弹性边界的确定方法并以江苏省为实证区域进行仿真预测。结果表明：当前江苏省在兼顾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调配任务且考虑区域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的基础上，仍能保有10.16%的耕地资源来支撑耕地休耕制度的实施；仿真期内区域耕地资源面积可能会由于城市快速扩张和耕地保护不力出现大幅减少，并对区域耕地休耕条件环境产生影响；同时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和休耕规模适宜程度的恶化导致江苏省休耕规模弹性边界从2017年的9.93%缩减至2036年的4.81%，区域粮食安全稳定状态终将被打破。建议充分利用粮食主产区的耕地资源基础积极有序推广开展耕地休耕工作，深入部署"藏粮于地"战略以巩固提升粮食产能；建立休耕规模与生态安全挂钩的指标预警体系以实现对休耕实施方案的宏观动态调节；统筹休耕与其他耕地保护政策的正向联动，创造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内部的正向溢出效应。     

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为评价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本研究选取重庆市荣昌县农地流转典型区域,结合实地调查和能值分析方法,分别以普通农户和经营大户的投入和产出表征农地流转前后的农业生态系统投入和产出,对研究区农地流转前后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后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购买能值投入较流转前减少70.48%,能值产出增加2.15%。这使得农业生态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由农地流转前的0.01增加到流转后的0.04,提高了300%。农业机械对人工的替代是单位投入减少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对于可更新系数小于系统可更新系数的单项投入来讲,减少其投入量能够使系统的环境负载率降低;对于可更新系数大于系统可更新系数的单项投入来讲,增加其投入量能够使系统的环境负载率降低。但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单项投入的变化均使得环境压力有所增大。其中,人力投入大幅度减少,电力柴油等投入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因此,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负载率由农地流转前的0.12增加到流转后的0.65,提高441.67%;可持续性指标由流转前的0.08降低到流转后的0.06,生态可持续性降低25.00%。研究发现,适度规模经营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过,种植结构调整高附加值化和高产量追求,导致农药化肥等购买资源大幅度地增加,加剧了农业生态系统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研究认为,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对农业集约化发展方式的选择。为此,国家在引导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体系中需对此给予指导并施以规范。     

水稻种植大户发展现状、障碍及对策——以湖南省南县为例

南县是＂洞庭鱼米之乡＂的典型代表。调查发现,水稻种植大户越来越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生力军,总体形势较好,当前面临耕地流转不顺畅、社会服务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激励不到位的障碍,需要遵循农业发展规律、大户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着力完善耕地流转机制、发展社会专业服务、突破机械化育插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大户对口培训、加大专项政策扶持,推动水稻种植大户稳健发展。     

基于遥感时序物候特征的耕地非粮化多模式监测方法

耕地非粮化对粮食生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精准监测不同的耕地非粮化类型对制定针对性的农业管理政策至关重要。该研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为研究区，首先采用最大类间方差算法（OTSU）提取果园和耕地范围，然后利用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计算平台构建了基于Sentinel-2遥感数据的特征集，包括光谱特征、物候特征和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时序特征。结合面向对象分割和随机森林（radom forest, RF）、时间加权的动态时间规整（time-weighted dynamic time warping, TW-DTW）算法，构建了4种不同的分类模式用于提取粮食作物和露天蔬菜、大棚种植等非粮食作物。通过选择最优模式，提取了研究区2019-2022年间不同非粮化类型的空间分布信息，并探讨了不同模式的优点和局限性。结果表明：1） 采用面向对象的机器学习模式进行耕地内作物分类的精度最佳，两个生长季内总体精度分别达到93.23%和90.10%，Kappa系数分别达到0.91和0.88；2） 基于时间序列匹配的模式在区分粮食作物和其他地类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准确性，冬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用户精度分别高于95.60%、74.70%、82.70%，制图精度分别高于97.70%、86.40%、93.10%；3） 利用面向对象的机器学习模式进行耕地非粮化信息提取，在两个作物生长季的总体精度为87.00%和81.00%。分析耕地非粮化结果发现，藁城区2019-2022年的年际性非粮化面积为2753.09 hm2，其中果园占比最高；而季节性非粮化结果显示，秋粮非粮化面积（3174.86 hm2）明显高于夏粮非粮化面积（1060.27 hm2）。该研究利用Sentinel-2时序遥感数据，为一年两熟区耕地非粮化监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可以为制定差异化农业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安徽省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初探

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技术标准,提出安徽省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规范内容涵盖了生态高标准农田的定义、建设条件、高标准农田中生态建设和管理技术措施、农业清洁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田管护等制度方面的要求。     

用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评价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效应

规范评价实施效果对科学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山地丘陵区3个农业产业化进程梯度差异明显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重庆市江津区(YQ-I)、铜梁区(YQ-II)、梁平县(YQ-III)为样区,以土地整治项目为样点,选取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土地流转规模等10项指标,构建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熵权法和改进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模型应用于评价。结果发现,在影响经济-社会效应的各项指标中,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等3项指标处于重要级,指标值变差大、影响强;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变化、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和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等4项处于边缘级,指标值变差小、影响弱;其余指标处于次要级,影响程度居中。3个样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综合效应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关系密切,呈现为农业产业化进展快速型的YQ-I进展加速型的YQ-II相对缓慢型的YQ-III,效应等级分别为良、中、差;但单方面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指标等级分布不平衡、效应等级分布不平衡、研究样区内部不平衡;而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表现为YQ-III、YQ-II和YQ-I中,经济效应贴近度与社会效应贴近度之间的差距依次为22.25、1.21和0.77倍。因此,通过农业产业化,山地丘陵区能有效地利用和发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支撑作用,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更好地统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与后续管护;而基于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     

中国大田无人农场关键技术研究与建设实践

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无人农场是实现智慧农业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索和推广无人农场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华南农业大学对大田无人农场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无人农场作业环境、作业对象和作业机械装备信息的数字化感知技术；土地整治、耕整、种植、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方案的智能化决策技术；农机自动导航和农机精准作业的精准化作业技术；农作物生长、农机运维和农场经营管理的智慧化管理技术。2020年在广东增城创建全球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实现了五大功能，包括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全，作物生产过程实时全监控，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2021 年广东增城水稻无人农场种植的优质丝苗米十九香产量达到9934.35 kg/hm²，比当地的平均产量高32%；2023年湖南益阳千山红镇再生稻无人农场两季产量达到18625.5 kg/hm²，说明了人不下田也能种地，也能种好地。截至2023年11月，在国内15个省启动了 30 个无人农场的建设，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和花生4种作物，实践结果证明了无人农场和智慧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为解决“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提供了重要途径。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安排研究——以河北省涿州市为例

高标准基本农田是集耕地自然质量、良好配套基础设施、高级农业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高生产能力系统,然而国家对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投资标准较低,如何在不饱和投资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本文以河北省涿州市为例,采取模型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配对比较法、可行性-适宜性组合矩阵,首先依据基本农田连片度状况,进行建设区划分,依据乡镇界线对建设区进行细化,然后以建设区为基本评价单元,通过建立建设可行性和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各评价单元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状况,并根据可行性-适宜性组合矩阵进行建设时序安排。结果表明:河北省涿州市可划分为73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其中近期建设区15个,总面积11 241.23 hm~2,主要分布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区位条件较优越,生态景观状况良好,连片度较高的松林店镇、码头镇和刁窝乡等区域;中期建设区50个,总面积27 054.07 hm~2,其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义和庄乡等东北部,高官庄镇、豆庄乡等东南部,以及西部、西北部绝大部分区域;远期建设区8个,总面积875.98 hm~2,呈零散状分布,且建设区平均面积较小,仅为109.50 hm~2。相关政府部门需要综合考虑建设区建设可行性、生态适宜性,以及实际工作开展时所需要的前期和后期经费支持等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建设时序和重点区域选择;通过工程或技术等措施改善限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要素,逐步扩大适宜建设区域;需要认真决策,选择建设强度低且生态适宜性较好的区域进行试点工作,与此同时积极扩宽投资渠道,从而保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     

基于耕地质量与立地条件综合评价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划定

保障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永久稳定是在土地整治战略背景下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的重要举措。该文以沈阳市沈北新区为例,以美国重要农地保护的LESA(land evaluation and site assessment)体系思想为指导,构建耕地质量与立地条件综合分析体系,采取多因素综合对比分析法,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适宜性评价和非适宜性评价,该研究区划定高标准基本农田优先建设区的面积为11 212.42 hm2,该建设区基本农田质量较优,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较小;划定有条件建设区的面积为18 714.36 hm2,该建设区有良好的基本农田质量条件,但需要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影响因素和限制条件采取一定的整治技术和措施;划定限制建设区的面积为7 491.30 hm2,该建设区耕地质量及立地条件差异显著,城区周边受立地环境条件影响较大,远离城区基本农田质量条件较差。     

菜篮子工程对南京市大棚扩张的影响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土地利用转型是学术研究的前沿,而中国的“菜篮子”工程可将两者联系起来实现可持续集约化的食物生产。该研究基于政策梳理、遥感数据解译和农户实地调查,选取南京市6个大棚主要种植区作为研究区域,采用Tobit模型定量分析“菜篮子”工程对南京市大棚扩张的影响,同时定性分析农业、农民、农地政策在推动农用地大棚化转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菜篮子”工程有效地推动了郊区农业设施化进程,使南京市大棚面积从1995年的23.58 hm2增至2017年的10248.89 hm2;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距建成区1 km缓冲区内耕地占比从1995年的37.96%降至2015年的11.34%,蔬菜产地不断远郊化,因此市场和交通等区位因素对大棚扩张有重要影响,经分析大棚面积发生改变的比例随着与菜市场和道路的距离的增大而变小;大棚面积变化具有区域差异,但政策依旧是影响各区大棚扩张的显著因素;大城市郊区农地大棚化转型是农业、农民、农地政策和“菜篮子”政策协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四象限法的县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布局与模式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综合考虑耕地的基本条件和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建设适宜性。为了提高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布局的科学性及合理性,该文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首先对耕地质量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其中,耕地质量从立地条件、耕地物理性状、耕地化学性状及利用条件4个方面选择评价指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适宜性从农田基础条件、区域社会经济综合条件及群众意愿等方面选择评价指标,据评价结果分析了五华县耕地质量等级分布的不同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适宜程度的差距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采用四象限法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区域进行了划分,其中,"高质量高适宜"区域的耕地面积为15 460.51 hm2,占到五华县耕地总面积的37.65%,"高质量低适宜"区域的耕地面积为8 771.85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1.36%,"低质量高适宜"区域的耕地面积为7 508.73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2.71%。在对3个区域的耕地限制性因素、基本农田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农田的空间调整措施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建设模式及建设方向。研究结果可为县域土地整治规划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粮食作物种植视角下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的时空分化特征

作物种植是耕地最直接的利用方式。基于粮食作物种植视角研究耕地利用问题,是耕地利用领域研究的进一步细化,也是粮食安全的基础。该研究以东北粮食主产区典型地域为研究区,基于主要粮食作物大豆、玉米和水稻的不同耕地利用方式,以乡镇为单元,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阐明2016—2019年研究区粮食作物的耕地利用空间分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主要粮食作物的耕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大豆与玉米的耕地种植面积出现明显"剪刀差"变化特征,水稻的耕地种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2)研究区主要粮食作物的耕地利用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动态格局,种植大豆和玉米的耕地利用重心位于研究区的中东部地区,分别向东偏南和西偏南方向迁移。3)研究区种植主要粮食作物的耕地利用结构具有较强的正负空间关联性,正相关类型聚集性较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一致性;负相关类型无明显聚集区域,面积较小,且零星分布。研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实施阶段研究区种植主要粮食作物的耕地区域空间布局分化和耕地种植结构的空间关系,为区域种植结构调整及保障粮食结构性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丘陵山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与模式研究

合理的建设时序和科学的建设模式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郧县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正理想点法,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时序;从耕地质量、区位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三种模式。结果表明:郧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安排上近期建设区、中期建设区、远期建设区建设面积分别占基本农田总面积的12.88%,37.76%,49.36%;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限制因素在各评价单元的限制级别,郧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耕地质量提高型、区位优化型、社会倡导型三种建设模式。该研究结果可以有效指导丘陵山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