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影响*--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的影响日益显著,研究城市化对都市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对协调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优化城市与都市农业功能、把都市农业景观融入城市景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安市长安区为案例,利用遥感、GIS及FRAG-STATS 3.3软件对研究区都市农业景观(耕地和园地)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利用SPSS软件分析了城市化与都市农业景观格局的关系。结果表明: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长安区耕地面积减少,2011年耕地聚集度比1999年下降了2.45%;而园地面积增加,斑块形状趋于复杂,2011年聚集度比1999年上升了10.44%。②研究区内15个乡镇(街道)的耕地破碎度呈上升趋势,而园地面积在各乡镇(街道)都表现为增加,聚集度上升。③相关关系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耕地面积减少,破碎度上升,但综合城市化与耕地斑块数量、形状指数、聚集度等的相关性尚难以确定;而园地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空间上呈集聚趋势;除此之外,城市化与园地的景观指数相关系数普遍较低,相关系数都小于0.5,相关性不显著。④不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和园地的作用机制不同,耕地在较高城市化水平和较低城市化水平下与城市化景观指数的相关关系相对明确;但园地在中、低城市化水平下城市化与其对景观的影响作用机制比较复杂,相关关系不明确。因此得出,园地在城市中面积增加但分布零散,在以后的城市规划工作中应重视这一部分。     

区域耕地变化与人口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湖南醴陵市为例

采用1990-2004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了近15年醴陵市耕地变化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了耕地面积变化与人口、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曲线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15年来,醴陵市土地开发强度大,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经历了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特别是近5年间耕地流失达到一个高峰;2）醴陵市耕地面积减少与人口、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城市化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全市耕地面积变化影响仍然很大,全市耕地减少的趋势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3）研究结果对当地耕地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耕地资源与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基于STIRPAT模型的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是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该文利用STIRPAT模型,以苏州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了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引起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对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富裕度和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类似环境Kuznets曲线,并且苏州市正处于该曲线的前期阶段,属于矛盾的凸显期。据此,研究认为缓解苏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从控制人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烟台市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

土地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城市化直接影响着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在分析烟台市市辖区1999-2010年城市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法确立了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函数关系。结果显示:(1)烟台城市化进程与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耕地、林地具有显著的函数关系。(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烟台市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面积上升明显。(3)烟台市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过快。     

新疆南疆地区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协调性分析

基于南疆地区1989—2012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协调度分析法,采用1990年,2000年,2010年3期Landsat TM,ETM+、ALOS/AVNIR-2数据作为数据源,提取城市和耕地面积信息,分析南疆地区城市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变动情况、相关性以及协调性,找出城市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互动关系,有助于为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近24a南疆地区处于城市化较慢的发展时期,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库尔勒市,较高的有阿克苏市、喀什市、和田市,最低的是阿图什市;(2)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城市的耕地面积出现增长趋势,阿图什市和和田市耕地面积呈递减趋势;(3)1989—2012年南疆地区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关系逐渐向良性发展,从1990年的不协调变了2012年的基本协调,说明研究期间南疆地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协调度各年份的变化均不一致。     

新疆库尔勒市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协调性分析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耕地数量变化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基于库尔勒市1989—2012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库尔勒市城市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变动情况、相关性以及协调性,并采用1990年,2000年,2010年3期Landsat TM,ETM+,ALOS/AVNIR-2数据作为数据源,提取城市和耕地面积信息,结果表明:近24 a库尔勒市的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年均城市化水平增长率达到0.2%,年均耕地面积增长率达到4%,人均耕地面积增长率是1.5%。库尔勒市近年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时序上看,库尔勒市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总体呈现出“基本协调和较协调→不协调→调和和较调和”的趋势。     

基于异速增长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分析——以湘潭市为例

为探求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协调,并可持续发展的基点,本研究试从湘潭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探寻湘潭市"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基点.利用相关因子分析和情景分析方法,以异速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研究湘潭市1999-2008年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并检验湘潭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土地资源系统的稳定性.研究表明:(1)1999-2008年10 a间湘潭市人口变化和耕地变化呈负异速增长.人口规模扩大时,耕地面积会微弱增加,但人均耕地面积会减少.若人口数量增长1%,则耕地面积增加0.101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0.000 1倍;(2)湘潭市GDP与耕地和城镇住宅土地面积彼此间不存在异速增长现象.虽然其相关系数r≥|0.806**|,但只能虚弱反映GDP会影响耕地和城镇住宅土地面积的变化.(3)异速增长模型用于详细描述湘潭市GDP和耕地与城镇住宅土地面积相互关系时,表现出"三个不适应",表明土地资源系统结构功能还不完善,系统不稳定,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度不高.     

滁州市近30年来耕地数量与城市化之间协调性研究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阶段,耕地资源数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研究区域耕地资源数量变动与城市化的协调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滁州市1974-2004年近30年的统计数据,应用协调度模型分析方法,计算了滁州市1974-2004年耕地数量变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度,并对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滁州市耕地协调度与城市化明显呈阶段性分布,说明过去30年间滁州市耕地变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协调因素.     

河南省耕地资源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河南省所辖地区为研究单元,分别构建了耕地资源指数和城市化水平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990,1995,2000和2005年河南省各地区的耕地资源和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数量化.然后利用协调度模型对4个年份各个地区的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划分出协调发展类型.结果表明,各年份耕地资源指数的区域分布特征基本一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现象.协调度的高低由两种指数的大小及其之间的差异决定,河南省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协调度逐步上升.在研究前期,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失调的地区主要是传统的农业区;而在研究后期,两者失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工业基础较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基于粮食安全的乌鲁木齐市人口–粮食–耕地系统态势分析及预测

基于统计数据在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近16年人口、粮食和耕地动态变化的基础上,运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和耕地资源人口承载指数模型,揭示了乌鲁木齐市耕地压力和粮食供给状况;同时集成曲线估计模型和时间序列平滑法对2014—2020年人口–粮食–耕地系统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996—2011年,乌鲁木齐市人口–粮食–耕地系统整体逐渐呈不平衡态势;16年来乌鲁木齐市人口超载、耕地压力明显,其中,2003年耕地压力最大、耕地资源承载力最小,1996年与之相反;未来7年乌鲁木齐市人口将持续增长,粮食产量波动式减少,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缓慢减少,耕地压力指数和耕地资源承载指数继续变大,乌鲁木齐市人、地、粮矛盾将更加尖锐。据此提出应对措施:控制人口数量并提高人口素质;完善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重视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重视基本农田保护的基础上优化都市圈内部耕地资源。     

陕西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时空分析

[目的]探究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镇化进程的耦合协调关系,为陕西省城镇化开发和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陕西省2005—2019年各县域面板数据,建立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及城镇化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各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和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结果]2005—2019年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由0.765下降至0.684,但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相对较高,且县域间存在空间差异性,各区县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以团块状聚集,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间差异随时间逐渐缩小;2005—2019年陕西省综合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98.24%,整体呈“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态势,关中地区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核心区域,变化速率整体表现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2005—2019年,陕西省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度等级主要处于低水平耦合向拮抗耦合过渡阶段,25%的区县耦合度有所提高;2005—2019年,陕...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变化计量分析

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一直是决策者两难的选择,其传统假说大都建立在发展与保护矛盾不断激化的基础之上,该文基于国内外耕地变化轨迹的判断,提出新的研究假说: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存在Logistic曲线关系,并选择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外(区域)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由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过程中,对建设占用耕地需求的强烈程度先增强后减弱,整个过程类似于Logistic曲线假说。中国不同阶段对比发现,1988-2003年间中国人均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变化具有较为一致波动特征致,2003年以后两者波动出现明显脱钩或分歧。1988-2008年间的全国各省实证结果显示,除上海、广西等8省份无法通过F检验外,其余省份均能验证研究假说,在2002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759.2元,是耕地变化加速减少向减速减少的拐点,2009年后数年耕地规模总量不应小于121.7万km2,不同区域耕地变化拐点和规模下限差别较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耕地保护和公共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直接参考。     

黄淮海平原城镇化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有效保护耕地资源,该文通过研究城镇化进程与耕地变化的内在联系,揭示不同城镇化进程的差异化规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方法,对黄淮海平原1997-2008年城镇化进程中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进行分析;选取4类城镇化指标（人口城镇化指标、空间城镇化指标、经济城镇化指标、生活方式城镇化指标）,构建城镇化对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区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变化的差异性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驱动因子、空间城镇化驱动因子对研究区影响显著,而经济城镇化驱动因子和生活方式城镇化驱动因子因各研究区域所处城镇化阶段和发展特点而呈现不同规律。该文以数据分析和实证对比为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城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适时适度推进,避免大量占用耕地牺牲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产业拉动、用地集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明智选择;城镇化的发展应与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紧密衔接,通过优化用地布局,既发展经济又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从而真正促进城镇化的和谐发展。     

基于组合模型的城镇化演进对耕地影响极限测算

以安徽省为例,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等18项指标,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活四维度构建了城镇化综合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了测算;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城镇化进程引致的耕地减少份额进行了计算;基于经济学边际理论,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城镇化边际耕地变化率测度模型;借助EXCEL软件,通过作散点图并添加趋势线,采用最佳拟合优度获取曲线及高数极值求导判别方法,测算了城镇化演进对耕地影响最小的极限时刻,结果表明：安徽省城镇化综合指数由1996年的0.0319上升至2012年的0.9945;城镇化进程引致耕地面积减少量2002年后呈降幅态势,契合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城镇化边际耕地变化率指数由2002－2003年的1292517.63下降至2011－2012年的7430.35,整体呈下降态势;边际耕地变化率拟合曲线为开口向上U形抛物线,当城镇化综合指数为7.325时,即2022－2023年间,城镇化对耕地影响处极小状态,2023年前,安徽省推进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较突出。基于研究结果,从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及制定协调城镇化演进与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也可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STIRPAT模型的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近年来,耕地面积变化的人文驱动力研究成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领域研究的热点.以陕西省1978-2010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时间序列数据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经以上方法筛选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城镇化率、人均生产总值、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是导致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增加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交通条件的完善是促进陕西省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抑制耕地面积的减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此,研究认为缓解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以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设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浙江省工业化、城市化与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的关系——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划分的视角

[目的]探索不同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浙江省工业化、城市化与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之间的计量关系。[方法]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结果](1)浙江省工业化经历了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而城市化仅经历初期和中期。两者之间的发展历程并不完全协调。(2)浙江省历年耕地面积呈明显的下降态势,下降速度为"先快后慢"。而历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特征,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在起伏中逐渐增加。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后期,该省年均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先增加后基本平稳"。从城市化初期到中期,年均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逐渐增加。(3)在整个研究期间,浙江省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了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变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浙江省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变化。(4)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业化或城市化的发展对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影响是不同的。而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没有引起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变化。[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并非会引起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增加,相反两者可能会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     

基于组合模型的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耕地影响前景研究

[目的]探索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耕地影响的前景,为管理层制定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方法]运用LMDI分解模型对城镇化进程引致的耕地面积减少份额进行了计算;借助SPSS分析软件,采用最佳拟合优度曲线估计方法,对城镇化与耕地变化间耦合函数关系进行了考察;基于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演进趋势进行了预测;依据城镇化与耕地耦合关系及城镇化演进趋势,测算了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影响的前景。[结果]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化进程引致耕地面积年均减少1 097.87hm2,人口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耕地面积减少795.20hm2;城镇化与耕地变化间以二次曲线拟合最优;安徽省2020,2030年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8.44%,68.25%;2020年前,城镇化发展将导致耕地年均减少3 804.94hm2,城镇化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减少2 549.37hm2,2021—2030年,城镇化演进将导致耕地年均减少11 179.42hm2;城镇化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减少11 395.94hm2。[结论]未来城镇化演进对耕地的影响将日趋激烈,耕地保护与生态安徽建设将面临较大挑战。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空间格局、影响机理与治理路径

揭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影响机理对保障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下的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首先构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然后以溧阳市为研究区，实证分析了耕地撂荒的程度、空间格局等特征，并探究了其影响机理，最后提出了治理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的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 2019年溧阳市耕地撂荒面积1 344.48 hm2，撂荒率为3.03%，各村撂荒率介于0.01%～54.26%，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现象普遍存在。2） 溧阳撂荒高密度区主要聚集在工业、商业和旅游业等发展水平高和旱地比例高的区域，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集聚和带动效应。3）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劳动力流失加剧了耕地撂荒程度；而高比例水田、道路密度等基础条件和土地流转、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能有效抑制耕地撂荒。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未来一方面应该继续推进土地整治工程，吸引农业资本下乡，创新"旅游业+农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高和劳动力流失严重的农村积极推行耕地流转，并继续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管理等举措来预防、治理耕地撂荒。研究结果可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小尺度的耕地保护与撂荒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