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耕地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农户参与耕地生态补偿的意愿。结果表明,务农劳动力比例、土地面积、农地流转率和劳力价格等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生态补偿的决策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和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稳定土地产权,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使耕地生态补偿有效实施;协调和衔接不同土地政策的实施,保障耕地质量的同时完善土地市场。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与关联分析——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

研究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对耕地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浙江省开化县为研究区,构建县级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评价2007—2020年开化县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开化县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在2007—2020年总体呈上升趋势,虽在2009年和2013年出现短暂下跌,但很快继续上涨,2015年开始保持稳定平缓。农户耕地生态补偿积极性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对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的影响较大。该研究结果说明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效果,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本研究关于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评价及关联分析,对完善和创新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的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耕地水平的发展对国家粮食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耕地数量与质量持续下行,耕地生态环境遭受着严峻挑战,建立稳固且有效的耕地保护体系显得尤为迫切,而耕地生态补偿是耕地保护顺利实施的重要一环。本文阐述了美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家耕地方面较为成熟的生态补偿实践模式,总结其成功经验,提出了在明确补偿主体、转变生产方式、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政策启示,以期为完善中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耕地利用效益体系与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重构

基于耕地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构了耕地利用的效益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外部性下的耕地非农化机制.分析表明,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则是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根本途径.最后提出了耕地保护的区内经济补偿和区际经济补偿运行机制、补偿体系和实施措施.     

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现状及政策建议

在剖析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建立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完善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对耕地生态补偿的思考与探索

耕地资源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其稀缺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开展耕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该研究在当今非农化建设快速发展和大力提倡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针对区域耕地进行生态补偿可能存在的难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为建立符合区域发展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国有林场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实施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提升国有林场公益林数量、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讨论、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等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国有林场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经营方案和补偿范围划分缺乏系统性思考、补偿标准生成机制不科学、补偿资金筹集和使用方法单一、基础配套设施落后等问题.制定符合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经营理念的补偿政策和体制机制,应着重从编制切实可行的经营管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制定灵活高效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法、盘活各路资金丰富资金来源、营造补偿资金发挥实效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等方面着手.     

粮食安全视角下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的标准量化与机制构建

为促进全国耕地利用布局优化,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立足粮食安全视角,在厘清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的理论逻辑和补偿标准的测算思路基础上,运用机会成本损失与生态外溢价值法对2019年受偿区粮食安全保障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有17个省份处于粮食安全保障的耕地生态赤字区(支付区),14个省份为盈余区(受偿区),后者在满足自身粮食需求后,平均约有超过30%的耕地承载的粮食产量和生态服务供给了各生态赤字区;2)受偿区的受偿标准总额约为24 673.4亿元,其中最高的3个省份是河南、山东、安徽,最低的3个省份是宁夏、甘肃、新疆。为此,提出要构建包括补偿主体—目标责任—补偿方式—资金来源构成的补偿机制和配套体系,进一步保障生态补偿的长效实施。     

基于空间DID模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减污效果评估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已实施十年,准确评估政策的减污效果,对进一步完善、推广生态补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以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21年皖、浙两省中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对城市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不仅显著降低了区域的污染排放,对于相邻区域的治污减排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生态补偿通过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及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了区域污染排放。以上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撑。     

河北省农业生态补偿实践的现状与思考

为河北省农业生态补偿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综述河北省针对农业水资源、农业生产与污染、山区农业环境保护实施的生态补偿实践,分析指出其实践中主要存在区域生态协调机制缺乏、生态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标准无差异化和补偿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问题,提出建立区域生态协同综合管理体制,开辟多元化生态补偿途径,制定区域差别化补偿标准,加强社会化的生态补偿监督评估,形成农业生态补偿长效保障机制。     

生态补偿在小流域尺度的实践——以安徽省秋浦河流域为例

针对小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健全,补偿交易成本高,补偿标准、补偿主体、范围难以确定,补偿方式单一等弊端,以安徽境内秋浦河为例,采用系统研究、模型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方法,运用系统理论,构建了其生态补偿实施体系.结果表明: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框架,由驱动力、法规保障、管理与运行、监督等子系统构成.政策与社会基础、流域上下游对水质、水流调节的供求关系是生态补偿的驱动力;制定生态补偿法规、成立生态补偿委员会是实施补偿的基础;构建多元融资与支付机制、多元补偿方式机制、协商、调解为主的补偿途经机制、监督机制、科学确定补偿标准等是实施补偿的关键.基于秋浦河流域上游提供的生态服务及保护生态受损的发展成本,估算了2009年实际补偿金额为40553.66万元.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有利于协调流域不同群体的环境与经济利益,有利于流域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可为我国小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借鉴.     

矿区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德兴矿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47.0%的农户同意实施生态补偿政策,27.6%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持否定态度,12.9%的农户对其不了解,12.4%的农户选择保持原样。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耕地面积的多少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农业收入低下和家庭人口众多是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务工时间和主粮来源间接的也会影响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由此得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确保生态补偿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多关注农户意愿,将农户的满意度作为补偿是否合理的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的顺利实施。     

农户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满意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和崇州市江源镇为例

近年来,广东、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为了解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反响,以在全国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证,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成都市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基金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49.76%的受访者对耕地保护基金的实施持满意态度,农民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满意度呈中等水平;2)农民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的满意度取决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政策认识及政策影响感知等因素。其中,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对农民家庭在耕地投入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影响感知对其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其他变量一定时,相对于"极不满意",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对政策实施的评价为"不满意"、"一般"、"较满意"、"非常满意"的可能性将分别提高69.1%;此外,农民家庭的耕地资源越破碎,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低;农户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农户对耕地保护基金政策越满意。     

吉林省辽河流域耕地生态价值时空分异及差异化生态补偿研究北大核心CSCD

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在确保耕地生态功能持续供应、内化耕地保护外部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基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逻辑,通过引入景观格局指数,充分考虑耕地景观空间配置差异,建立流域多尺度耕地生态价值核算体系。结合耕地生态可承载能力,制定流域差异化耕地保护生态补偿额度及财政转移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吉林省辽河流域耕地生态价值逐渐凸显,且空间异质性显著,整体北部高于南部,中下游区域是耕地生态价值的主要贡献区域。2)截止2020年,流域内耕地整体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盈余量为48.45万hm^(2)。各区县耕地供需呈现出“县(市)盈余、区赤字”的特点。3)流域耕地保护生态补偿额度和方式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尺度依赖效应。其中流域耕地保护受偿总额度为13.50亿元,各区县耕地保护补偿额度为-0.03亿~6.57亿元。因此,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应充分考虑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可承载能力、区域差异及尺度依赖特征等相关因素,提高补偿的精度与有效性。同时,可以通过设立中介平台等方式实现耕地生态补偿的横、纵向财政转移。     

耕地禀赋、非农就业与农户多元耕地保护补偿方式选择

补偿方式的合理设计不仅是补偿机制顺利展开的客观要求,更是满足农户长远生计,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户利益的必然选择。依据河南省滑县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耕地禀赋对农户多元耕地保护补偿方式选择的影响,并探究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更愿意选择"资金补偿"或"资金+社会保障补偿"。耕地禀赋对农户多元耕地保护补偿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其中耕地规模、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细碎化具有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耕地禀赋影响农户多元耕地保护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制定差异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方案、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促进耕地流转以及加大耕地保护补偿相关政策宣传力度的政策建议。     

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作为连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粮食安全的重要纽带,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逐渐成为国际生态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保障耕地生态功能的稳定持续供给,是解决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多元化、市场化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作为最终目标,通过厘定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对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利益主体、补偿标准、区域协调内在机制等进行了系统梳理。耕地生态系统具有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等4个方面的服务功能,功能决定价值。然而,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主要存在有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理论基础体系尚未完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研究方法较传统,缺乏模型创新;区域补偿协调度较低等问题。基于此,今后研究中应注重构建"功能识别—供需分析—区域调剂—区内补偿—长效政策"理论分析框架;加强对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研究方法及其模型的创新性研究;构建"省—市—县"三个层级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区域协调机制等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辽宁省出台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推进美丽辽宁建设

<正>逐步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精神,辽宁省出台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大力推进美丽辽宁建设。实施意见涵盖辽宁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七大重点领域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建立补偿资金稳定投入机制方面,辽宁省将积极争取中央各类生态补偿资金支持,在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基础上,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在完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制方面,辽宁省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本文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未退耕地生产力、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加强合理实施生态补偿、落实政府后期服务意识等建议,以期为同行提供建设性意见。     

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目的]构建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方法]以陕西省为例,综合考虑省内11个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市区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等进行量化测算,通过引入生态超载指数,构建区域内的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对各市区的生态价值补偿量进行测算。[结果]2019年陕西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整体上有少量盈余,全省可获得生态补偿量2.10×10⁸元;关中地区的西安市和杨凌示范区耕地生态处于赤字状态,尤其是西安市耕地生态超载指数达-2.15;陕北和陕南地区耕地生态处于盈余状态,该区域耕地生态状况良好。关中地区需支付48.36×10⁸元的耕地生态补偿费,陕北、陕南地区分别可获得44.31×10⁸和6.15×10⁸元的耕地生态补偿费。[结论]测算结果与各市区的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可为陕西省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该测算方法可为各地区的耕地生态补偿费测算提供参考。     

毕节试验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以贵州毕节试验区作为研究对象,在简要阐述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围绕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与完善,从补偿策略、补偿标准制定以及补偿实施组织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探索性建议,指出应通过生态补偿优先级规划来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方案,利用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建设成本相结合制定补偿标准,根据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设计生态补偿管理机构框架,以期为推动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