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生态旅游资源与基础设施空间协同的区划研究

生态旅游资源与基础设施空间协同的区划研究对于区域整合资源优势、加强合作及提升旅游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文中基于生态旅游景区和基础设施POI数据,利用密度场热点探测器、协同区位商及空间约束多元聚类模型探讨了青藏高原生态旅游资源与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协同水平,并以生态旅游资源和空间协同水平为基础进行区划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旅游资源热点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环状格局,餐饮设施和住宿设施热点呈现“多核心集聚+多核心分散”的格局,医疗设施和交通设施呈现“多核心分散”的格局。2)生态旅游资源与基础设施的空间协同水平总体较差,餐饮设施、医疗设施的协同等级呈现“东北向西南递减”趋势,住宿设施、交通设施的协同等级呈现“东北、东南向西南递减”趋势。3)青藏高原可划分为八大旅游区,分别为：唐古拉山湖沼冰雪地旅游区(交通协同最差)、藏北高原湖沼旅游区(基础设施协同均最差)、祁连山-柴达木盆地植被景观旅游区(基础设施协同均最优)、藏南谷地非物质类文化遗存旅游区(住宿协同较差)、川西北高原物质类文化遗存旅游区(餐饮、医疗协同较差)、横断山区自然标记与自然现象旅游区(交通协同较差)、共和盆地地表形态旅游...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演变

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模型对京津冀地区2006-2013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时间序列上,2006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市际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随时间演进,市际间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均呈现缩小的趋势.2)空间格局上,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呈现出由低水平不均衡格局向高水平均衡格局演进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随时间演变,外围地区与中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差异逐渐缩小;全局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北向西南衰减的梯度格局特征,与京津冀经济空间格局基本吻合.3)区域经济基础、城镇化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网络演化及驱动因素

以最新验收的168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所在的133个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平台，运用量化模型探究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示范区创建后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强度明显增强，旅游经济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呈现单一“极核”向“多中心、多群落”的演变态势。2)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突破空间邻近性限制，受旅游产业基础、目的地供给、客源市场和旅游通道四维要素驱动，各因素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3)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可达性促进其资源生产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增进其旅游经济核心竞争力，旅游接待服务水平构成其服务支撑力，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政策形成其社会经济支持力。     

基于POI数据的西安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

有效地认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是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提升的重要途径，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西安市城六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11、2016、2021三年的POI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多中心结构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西安市城六区总体空间结构“多核”发展态势明显，主次中心分布呈“面状蔓延+多点辐射”的放射型发展格局；不同职能类型的城市中心的发展状况、空间聚集度、分布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西安市发展重心向北移动，虽呈扩散发展态势，但内部集聚度仍较强；西安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受到自然历史、经济社会、交通和政策等多因素综合影响。研究结果在帮助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格局的同时，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其他城市区域发展提供参考。     

高铁站区住宿业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城市规模的视角

高铁站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是住宿业集中分布的新兴区位。文中基于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选择不同规模城市下5个高铁站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各站半径3km范围内的住宿业POI数据，分析了2011-2021年各个研究区内住宿业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其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1)高铁站区所属城市规模越小，住宿业分布越集中，集聚区域越靠近站点。2)高铁开通时间越长，住宿业集聚程度越强，集聚速度与城市规模相关。3)高铁开通时间越长，住宿业分布的方向性越明显，分布中心越靠近站点。4)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是影响不同站区住宿业空间分布异质性的主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新旧动能转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科学测度评价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并厘清其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文中利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模型、GWR模型等方法刻画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时空特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指数稳步上升，16地市综合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演变态势可以分为波动演进、稳步提升、平稳推进三个阶段；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整体呈现中部高于西部与南部、济南与青岛一直为高值中心的空间格局；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异特征。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新冠疫情对武汉旅游时空格局的影响

网络关注度是公众现实关注和潜在需求的映射,对实际客流具有前兆效应,为多时空尺度的危机影响评估提供了新的手段。文中以88个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客源吸引半径、空间自相关、旅游本底趋势线模型等,从多时空尺度探究新冠疫情影响下武汉及其客源市场旅游时空格局的变化。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疫情影响下武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受损程度一般;各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受损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自然游憩类景区受损程度较小,文化场所、游乐园及远郊区景区受损程度相对较大。2)市内景区冷热点空间格局由“一核多中心”演变为“两中心”,自然旅游片区热度攀升,呈现出较好的恢复态势。3)武汉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具有短期波动性和长期稳定性,在疫情暴发初期,空间影响范围扩大,冷点区增加,但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与疫情前的空间格局差异缩小。4)客源地空间距离与影响强度呈U型非线性关系,邻近客源地和远距离客源地遭受冲击较大。     

廊道型旅游地游客感知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独库公路为例

以独库公路为例，基于地理标记照片，遵循认知-情感理论及情感环状模型解析游客的认知要素与情感变化，并结合GIS地理分析工具及DBSCAN算法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独库公路游客认知具有多重属性，各路段核心属性是自然景观，特征属性各不相同。2)独库公路游客认知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北段稀疏孤立、中段集中连片、南段热点显著”的空间分布格局。3)游客在独库公路上的情感体验特征是动态且多层次的，首因效应、地方认同与资源的稀缺程度影响了游客的高峰体验，低强度-愉悦情绪则有效调节了旅行的情感节奏。4)独库公路的建设与治理工作宜分段性地因地制宜。据此为目的地管理者在资源分配、形象塑造以及管理营销等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陕西省公路交通可达性时空演变研究

区域交通可达性演变是其空间格局变化的基础。文中基于对作为西部大开发门户的陕西省公路交通发展特征分析基础上,采用可达性以及可达性系数对陕西省公路交通的不同阶段进行定量。分析表明:可达性空间格局形成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向外围地区逐渐延伸,大致呈现不规则的环状分布格局;可达性格局呈现明显的道路指向性,呈现轴线特征;陕西省区域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总体变化不大,可达性总体水平呈现出较大的提高,结构在不断优化,地区间存在的不均衡性态势逐渐缩小。     

新冠疫情前后自驾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为获取新冠疫情对春节黄金周自驾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影响,采用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融合公路交通流大数据和游记数据,对比分析2018年和2021年春节黄金周云南省自驾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21年春节黄金周云南省自驾旅游流呈现“两心一轴两翼”的“蜻蜓式”空间集聚特征,在2018年昆明核心区基础上新增了曲靖次核心区,空间结构中心产生明显差异,自驾游客受疫情影响具有主动回避高流量聚集区的倾向。2) 2021年春节黄金周与2018年相比,省外入滇旅游流空间结构无明显变化,但省界节点中介中心性程度明显减弱,文山交界处和丽江交界处自驾游流量分别下降了72.54%和87.26%。新冠疫情阻碍了广西和四川的入滇自驾游发展。3)新冠疫情期间,游客相较于疫情前去往热点城市的意愿降低,整体呈现避免人群聚集、注重健康安全的行为偏好特征。新冠疫情下,远距离自驾倾向转变为以昆明为中心的邻近城市间近距离自驾游。     

旅游地共享住宿多元空间网络关系理论构建

在互联网等新技术飞速发展、城乡旅游消费服务升级、个性化消费理念流行等时代背景下，共享住宿作为共享经济在住宿领域的成功实践，成为游客的重要住宿选择。基于此，文章以旅游地共享住宿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视角切入，引入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行为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概念，联合共享住宿所处的物质空间，提出旅游地共享住宿多元空间理论设想。在旅游地共享住宿多元空间网络中，共享住宿的物质空间、行为空间和心理空间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物质空间是行为空间的基础，行为空间是物质空间的社会性表达；心理空间和行为空间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物质空间是心理空间的信息来源，心理空间是物质空间的优化参考。由此，构成的旅游地共享住宿多元空间实现了“地(旅游地)-物(共享住宿)-人(核心主体)”的有机统一，并对旅游地共享住宿有了更为全面、系统地评判，将为旅游地共享住宿内外部空间优化、多元管理提供新思路。     

基于POI数据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旅游要素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以POI为主的多源数据,分析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旅游要素的空间格局及要素关联性,运用地理探测器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尺度下各旅游要素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显著,总体以陕西三原县为椭圆中心,呈东偏北-西偏南方向分布,较陕甘交界地带,标准差椭圆在山西西南部延伸面积相对较大,基本格局与城市群区域扩展方向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契合。2)要素间空间关联性较差,尤其“食”要素在某些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较好地满足游客基本需求,旅游要素的空间格局有待优化。3)要素空间格局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解释力,即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等综合影响,其中以夜间灯光指数、常住人口数、旅游人次、旅游收入、高程、坡度等因子影响最为显著。     

石羊河中游河岸沙蒿种群的空间格局和关联性分析

以石羊河中游荒漠河岸植被优势种群沙蒿(Artemisia arenaria)为研究对象,采用点格局分析法,对垂直于河道不同距离梯度上沙蒿种群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随着垂直于河道方向距离的递增,沙蒿种群由增长型逐渐演变为衰退型;② 垂直于河道不同距离梯度上沙蒿种群的格局特征为,在相对小的尺度上聚集分布特征明显,随尺度的增加聚集性减弱并逐渐表现出随机分布的格局特征,但距离河道近的沙蒿种群聚集强度大于距离河道远的种群;不同距离梯度上,沙蒿种群均表现出幼体聚集分布,成体随机分布的格局特征;③ 垂直于河道不同距离梯度上沙蒿种群不同龄级之间的关联性表现出异质性。距离河道近的沙蒿种群中,形体差异大的植株之间具有正关联性,反映了互利的生态关系;距离河道较远的沙蒿种群中,形体差异小的植株之间具有负关联性,反映了互斥的生态关系;其他龄级植株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     

基于模型参数本地化修正的河北省生态足迹演化特征及可持续发展分析

以河北省及其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省公顷”参数本地化修正后的生态足迹模型测算2009-2019年间河北省及各市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参数修正后获取的河北省耕地均衡因子最大，耕地生态足迹最大。2)以2015年为时间节点，2009-2019年河北省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幅不明显，全省处于生态赤字状态。3)生态足迹、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均呈现“北高南低”空间分布格局，南部生态足迹多样性大，生态承载力高于北部，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强于北部。4)2009-2019年河北省人均GDP不断攀升，但各市万元GDP生态足迹降幅明显，中南部降幅达到50%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     

新疆县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六个年份新疆各县级行政单元人均GDP数据,提取县级行政中心的几何中心,通过地统计分析建立了县级行政单元人均GDP表面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均GDP空间分布相关与变异分析。结果表明:(1)新疆各县、市人均GDP在特定方向上有一定的空间趋势。(2)自1949年始,新疆县域经济的空间相关性是逐渐增强的;至2008年,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强的空间相关性。随机因素对新疆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异的作用越来越小;一些特定的客观因素的内在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3)新疆县域经济格局由1949年的相对均衡状态逐步演变为越来越集中分布的格局。(4)上述关于新疆县域经济的空间相关及变异特征的判断,对于揭示其空间格局演变的机制提供了可行性支持。     

基于FLUS模型的汾河流域生态空间多情景模拟预测

选取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2015年、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并采用EES模型筛选了对应基准年的20项驱动因子数据,利用FLUS模型,在验证模型精度有效性的基础上,模拟预测了2024年、2030年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三生空间协调4种情景下汾河流域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1)2018—2030年汾河流域生态空间呈现两类演变趋势,在生态空间优先、三生空间协调情景下呈现线性增长,分别增长5.92%、5.13%;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呈现线性下降,分别下降9.40%、2.20%;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地结构比例维持4:1:5。(2)时空格局上,生态空间位于流域边缘山区,生产、生活空间位于核心盆地,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整体呈现依次嵌套的格局特征;生态空间核心区变化幅度较小,边缘区变化显著。(3)2024年、2030年三生空间协调情景、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生态空间的演变趋势近似,受流域自然-社会发展趋势及国家政策影响,未来可利用后备土地资源有限,流域生态空间变化较小但也存在胁迫隐患。基于此,本文建议严格遵循"三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线)基本原则,合理规划三生空间后备土地资源,对生态空间边缘区(生态敏感区)积极治理保育,核心区限制开发,促进流域科学发展。     

中国脱贫县“三生空间”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经过脱贫攻坚期后,中国的脱贫县是一个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地理和经济单元,是自然与社会条件复杂、经济发展困难的复合地域系统,识别脱贫县“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有助于防范返贫和推进乡村振兴。文中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三角模型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识别脱贫县的“三生空间”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脱贫县的生产与生态空间面积缩减,生活空间面积扩张;“三生空间”高值区呈现大范围分散、小范围聚集的特征,在主导功能相对稳定的状况下,“三生”功能有均衡化趋势;“三生空间”格局在不断调整优化,受带有“运动式”脱贫攻坚战的影响,生态功能为主的地类降级趋势明显且转入转出量均较大,生活、生产空间转入转出频繁。     

贵州古村落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

以贵州省2024个古村落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和历史文献法,对古村落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展开研究。结果发现：1)县域古村落数量和密度整体上呈现“东南多西北少、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特征,18类古村落分类形成“小聚居大杂居”的空间格局。2)县域单元古村落呈集聚分布模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极化现象突出,形成4个一级核心区、6个二级核心区和12个三级核心区。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常住人口、公路里程、第三产业产值、森林覆盖率、至县域行政中心距离和年均降水量是古村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至县域行政中心距离、河网密度、森林覆盖率和公路里程是交互解释力增强的关联主导因子。4)古村落地理格局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态和降水是基础性约束因子,人口和经济是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动力,交通和城镇发展是空间形态重塑的外在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空间集聚的精神纽带。研究还发现,随着公路里程、第三产业产值、至县域行政中心距离和年均降水量的增加,古村落数量和密度总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基于聚集分形维数的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聚集分形理论对旅游吸引物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和描述,不仅可以整体上揭示区域旅游吸引物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且能定量识别差异化旅游吸引物类型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北京市5种类型的旅游吸引物(共1057处)为研究对象,运用聚集分形维数测算方法,从北京市旅游吸引物系统整体分布格局和各类型差异化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特征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旅游吸引物系统整体具有显著空间聚集分形结构特征,距城市中心2.43km范围内,旅游吸引物呈松散离散分布,而2.51km至市域范围,旅游吸引物系统结构向心性强呈集聚紧凑分布.观光旅游、主题活动、康体健身旅游吸引物均以城市中心为核心逐步分散布局于主城区内,呈现出紧凑的集聚式分布特征;度假疗养吸引物集聚分布于小汤山地区,沿半径方向吸引物密度递减;民俗体验型旅游吸引物系统以雁栖镇为重心沿半径方向密度小幅度递减,空间分布基本呈均衡状.通过对旅游吸引物系统分形特征的测算研究,刻画出了系统的空间特征及分异趋势,为区域内旅游吸引物系统的空间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引导提供参考.     

生活圈视角下天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差异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直接影响到居民生活幸福感。文中基于高德地图数据,运用核密度、Ripley′s K、Z-Score等分析方法,从生活圈视角对天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天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整体表现出典型的"单中心"结构特征,不同类别公共服务设施存在显著差异。(2)居民可达设施数量及类别在空间上呈现圈层分布,由中心向四周迅速降低,并且海河两侧可达设施数量及类别差异明显。(3)街道之间及街道内部居住小区之间的可达性差异明显,表现出低水平-低差异、低水平-高差异、高水平-低差异及高水平-高差异四种类型。(4)街道尺度上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综合分值与人口密度空间匹配情况分为低水平-低密度、低水平-高密度、高水平-低密度及高水平-高密度四种类型。研究结果可为生活圈视角下天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