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3年和2014年对内蒙古城乡家庭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内蒙古城乡家庭在两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内蒙古城乡家庭的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内蒙古城镇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内蒙古农村收入的绝大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在城乡家庭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贫困严重性在农村家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家庭呈现下降趋势;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非农劳动人数、家庭固定资产、家庭经营类型和地形条件对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研究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4轮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4个维度8个指标,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将总体多维贫困分解为慢性多维贫困和暂时性多维贫困,同时考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和剥夺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暂时性多维贫困;暂时性多维贫困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慢性多维贫困比重则相反。     

中国农村教育贫困对社会经济和地区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改进的森指数即SST指数在衡量贫困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本文用SST指数考察了我国农村教育贫困的综合程度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贫困程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教育分布不均则呈上升趋势,而西部则成为教育最贫困的地区,并在分析了教育贫困的现状和特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后,提出了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和提高教育扶贫效率的建议。     

新疆农村贫困的测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

利用FGT贫困测度指数,采用Datt和Ravallion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间新疆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期内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与平方贫困距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以来,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贫困距指数相对稳定,平方贫困距指数从2004的1.00%上升到2007年的1.38%;影响新疆农村贫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农牧交错带农户转出耕地行为实证研究——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

通过内蒙古包头市调研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农户转出耕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转出耕地的行为与农户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和农户的非农收入有密切关系。农户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与转出耕地行为呈负相关,非农收入与转出耕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从三者之间影响的显著程度看,农户非农收入较家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农户的年龄更为显著,而农户年龄对转出耕地的影响程度最低。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化研究

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计算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剥夺程度,分析多维贫困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结果显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指标平均剥夺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脱离多维贫困与进入多维贫困现象并存,均呈状态依赖特征。     

欠发达地区农民收支结构变动分析——以张家口为例

介绍了2002~2007年河北省张家口市农民的收支变动情况,并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动趋势的原因。研究表明：2002~2007年,张家口市农民家庭的经营收入与支出均占农民家庭总收入与支出的较大比例,其中,第一产业收入所占比重在上升,种植业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二、三产业的收入与投资所占比重在下降。     

脆弱性视角下气象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分析

【目的】研究气象灾害对贫困农户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引导贫困农户增强抵御气象灾害的能力。【方法】利用全国592个贫困县53 271个农户两年贫困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首先分析了气象灾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然后分析了气象灾害对农户消费和贫困的作用机理。【结果】水灾、旱灾、冷冻灾害和风灾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和消费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同时,还发现气象灾害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有双重抑制作用。各类灾害的发生明显提高了贫困发生率,加深了贫困程度。【结论】完善农业保险和生态补偿等有利于增强农户应对气象灾害能力的政策,对农村反贫困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新时期我国农村“增长性贫困”的预防对策

在界定＂增长性贫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的经济现状,找出我国农村居民经济弱势的成因。分析了市场消费经济对＂增长性贫困＂的影响,指出我国农村较快经济增长下可能导致的＂增长性贫困＂现象,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物价持续上扬,农村居民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二是财富集中程度较高,农村居民大多数收入偏低。提出了预防农村＂增长性贫困＂的对策建议：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村居民获取自由迁移权利,增加地位收益;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共资源公平配置;科学有效进行收入再分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以规避＂增长性贫困＂。     

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成效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高;参保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于低收入组农村家庭,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更明显。这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在精准识别和保障弱势群体方面具有较高的精准度,能够防止农村家庭返贫。     

齐齐哈尔市农民收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从收入结构、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分析齐齐哈尔市农民收入现状:农民收入中71%由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工资性收入占比不足,财产性收入仍有提升空间,转移性收入水平偏低;2001~2015年农民收入整体上呈波动增长态势,自2011年起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省内一些市区相比仍较低;城乡收入绝对差呈现逐年上涨态势,但城乡收入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出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比重、非农就业人员比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户兼业化程度、生产资料支出、农产品产量、能否上网这8个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开展农民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苏北地区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17年苏北地区X市建档立卡脱贫家庭的相关信息为基础,使用VEP法测度该地区农村已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区分脆弱家庭与非脆弱家庭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推测哪些因素可能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测度各个因素对贫困脆弱性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户主为女性影响脆弱性概率比男性大、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高和健康水平高会降低已脱贫家庭返贫的概率,而劳动力就近务工和劳动力残缺会增加其返贫概率。最后从家庭规模、户主性别、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健康水平、务工地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农村文化致贫的Logistic模型分析——基于CGSS 2010数据库

【目的】考察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念对农村居民"是否陷入贫困"的影响。【方法】以CGSS 2010数据库农村人口的调查部分为基础,结合贫困文化理论,利用Logistc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文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农村人群体受教育程度集中分布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呈现出普遍偏低的状态;从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维度来看,农村贫困存在显著差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价值观念都是影响农村脱贫的重要因素,与农村贫困呈现显著相关。【结论】文化贫困和贫困文化是解释农村贫困的有效解释途径。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机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贫困脆弱性呈二次曲线关系,并且开口方向向上;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婚礼支出与贫困脆弱性负相关,但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医疗保险比例、劳动力比例、资产、耕地面积、户人均净收入与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家庭规模与贫困脆弱性显著正相关。     

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收关之年,关注如何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回顾,结合学术界贫困研究的演进,应当重视多维贫困识别对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的重要作用。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教育、健康、生活、就业、社交等多个维度对农村地区家庭贫困状况进行识别,结果表明,相比于单一维度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识别可以反映更多家庭的贫困状况,并全面地反映农村家庭的贫困特征,从而针对性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     

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省的多维贫困测度

为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选取31省农村居民消费的8个维度,运用ELES方法测算出基本需求支出份额,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进而计算出各地区不同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数和各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并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相对贫困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分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的主次因素,对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区域农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大、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则区域总体贫困程度越轻。因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比重,加大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问题。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探析

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使用重庆市涉及扶贫开发任务的33个区县2014—2018年县域农村贫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刻画农村贫困化空间关联格局,构建影响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县域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化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稳定,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巫溪、城口、酉阳和彭水等渝东北和渝东南区域的相关区县,而主城区和渝西地区的区县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研究时段内各区县农村贫困发生率明显呈现下降态势,区县间的差距在缩小;②重庆市2014-2018年全局Moran’s I指数均达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县域农村贫困化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③通过GWR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影响因素中,海拔高度、人均耕地资源面积、 25°以上耕地面积比重和区位水平、未通客运班车村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文盲人口比、因残致贫人口比重等8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对县域农村贫困化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上表现出的影响力不尽相同.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淅川县为例

基于2007—2019年淅川县统计年鉴数据,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淅川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为第三产业投资占基建投资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耕地数、第一产业生产值比重,均对劳动力转移呈正向促进作用,而经营性收入比重会抑制劳动力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