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农就业视角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引领和关键动力所在。现阶段农村农地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两大来源,文章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将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在当前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以及农地流转速度滞缓、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促进农地规范有序流转、充分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转移就业渠道的对策建议,进而使农户合理配置农地和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优化收入结构,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性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农户转入转出土地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个体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农地流转具有收入效应,总体上提升了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由此提出一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农地流转中农地转出户生计风险诊断——来自浙江省农户的调查

农地流转中农地转出户面临的可能生计风险对于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选择及其后续的可持续生计构建都至关重要。基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选取了18个方面构建了农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生计风险诊断体系,并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对嘉兴南湖、衢州江山和杭州萧山地区农地转出户的生计风险进行诊断。研究发现区域间存在着差别化的农地转出户的生计风险,其背后的原因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紧密相关。     

资源禀赋视角下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研究——以尼勒克县为例

基于资源禀赋(土地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禀赋)视角,利用尼勒克县263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研究表明,土地资源禀赋方面,农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显著影响农户收入;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农户家庭劳动力个数、务工时间、职业技能水平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农户资源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收入及稳定性,应根据区域农户资源禀赋状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积极鼓励并引导农户以多种形式参与农地流转以增加收入。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为例

从农户微观角度着手,选取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为研究区域,通过走访调查基层农户了解研究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与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较明显差异,农地重要性、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农业收入对转出意愿影响较显著;而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转入意愿影响较显著。     

农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分析——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视角

通过对2005—2019年不同省份农用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农用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其中的中介效应机制。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加快农用地流转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作为农用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分样本来看，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都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几乎都成立。但西部地区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研究——以湖北、江西山地丘陵区为例

基于农户收入影响模型和农户最优生产经营规模模型,以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及农户最优的土地经营规模。结果表明:1)对转入户而言,土地流转对其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土地流转面积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转入户的劳动力人均收入;2)土地流转对转出户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转出土地的农户通常是劳动力已经实现非农就业或因其他原因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农户,农地的流转对劳动力的释放影响不显著,导致对其收入影响效用有限;3)对转入户和转出户而言,单位地块面积的增加均能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均种植业收入,并测算出农户潜在的最优生产经营规模为3.16 hm2。当前,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现有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农地流转中农户行为决策及其福利效应

从农户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应用Logit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测算和比较分析农地流转农户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农户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环境、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等是农户转出农地的重要诱因,农地价值、农机价值和农业补贴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用PSM控制样本农户禀赋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户主健康有改善作用;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用PSM-DID进一步控制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趋势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仍有改善作用,但对户主健康有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仍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仍不显著。建议在关注农地流转户增收问题的同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进城务工农户和留村农地流转农户的健康、消费支出等福利。     

农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和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的双重背景下，农地流转能否缩小收入差距以及低收入家庭能否通过农地流转实现阶层跃迁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和收入转移矩阵，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根据所处地区、农地流转数量和租金支付形式(有偿流转或无偿流转)探索其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从静态维度考察，农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整体的收入差距，但把收入差距拆解成两极、高端和低端三个局部来看，加剧和缓解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存在。从动态维度考察，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整体的收入流动性，能够改善趋于僵化的动态收入分配格局，并且农村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实现阶层跃迁。从异质性维度考察，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发生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这一效果并不明显；大规模转入农地和有偿转出农地均会大幅缩小整体的静态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政府在继续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同时要注重交易方式的规范化和市场化以推动有偿流转，对不同流转规模进行差异化政策支持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地流转的诱因及其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忻州市农村调查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诱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主要起因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户户主年龄较大或家庭成员有疾病;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基于此,对于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开展及农地流转助推农户福利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主体利益视角下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形成机制研究

农地流转是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从主体利益视角考察农地流转的行为决策形成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农地流转工作。结合实地调研并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和农户行为决策理论分析得知,理论意义上,农地转出户和转入户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量做出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在实际农村当中,亲戚朋友之间往往是自发流转,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的结果不仅考虑经济利益,还需考量人情社会关系;政府介入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地规模流转并抬高地租。     

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武汉、鄂州2市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政府主导下的农地流转对不同兼业程度转出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流转会降低纯农户与Ⅰ兼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Ⅱ兼农户的农业收入;流转还会提高Ⅱ兼农户的非农收入,而对纯农户与Ⅰ兼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影响不明显;最终政府主导下的流转使得纯农户和Ⅰ兼农户家庭总收入下降,Ⅱ兼农户家庭总收入上升。     

生计资本对农地转出户分层城镇化选择意愿的影响分析——以浙江萧山农户为例

农地转出户相比其他农户更有动力与条件完成个体的城镇化。选择农地转出户为切入点,以浙江省萧山的被调查农户为对象,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地转出户分层城镇化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生计资本与农地转出户选择到建制镇、县城、市区(普通地级市市区)又或者省城地区城镇化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为了引导农户科学选择城镇化区域,应该在农地流转中通过政策设计引导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变。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仪征市刘集镇217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苏省仪征市刘集镇21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总体上较强烈,影响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显著性因素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从众心理、对租金的满意程度;其他因素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显著。为了增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土地政策意识,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效益差异分析——以邹城市为例

为了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振兴,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利用独立性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入差异以及不同流转规模和流转方式的收入差异,探讨农地流转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明显高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采用出租方式的收入高于其他流转方式的收入,其次是入股和转包方式;土地流转方式对平均流转收入差异有显著影响,土地流转规模对平均流转收入差异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但具体的流转方式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农地流转对山区农业生产效率与公平的影响——以重庆三个区县为例

农地流转是优化山区土地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然而农地流转是否能够提高山区农户农业生产的效率与公平仍缺乏农户案例研究。文章基于重庆市3个典型山区县的调研数据,构建OLS回归模型,分析山区农地流转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作用,并以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时长和劳动力平均年龄为工具变量,通过2SLS模型控制了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在目前山区农地流转现状下,净转入土地面积与农业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山区农地流转将耕地从人均土地充足的家庭流向人均土地稀缺的家庭,从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家庭流向农业生产效率高的家庭,进而提高了山区土地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同时,本文还发现劳动力占比、牲畜数量、非农收入占比与净转入土地面积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提出规范山区农地流转市场;鼓励种田能手扩大经营规模;鼓励山区部分农户非农转型等政策建议。     

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农地转出户福利的变化——以西安周边地区为例

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选取农地转出户为研究对象,以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研,对陕西省西安市周边农地经营权流转较活跃的6个县(区)30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调研,共收集整理254份有效问卷,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变化。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筛选出构成农地转出户福利的6个公共因子即功能性活动指标,并根据因子载荷矩阵确定6个公共因子的构成指标,从而确定农地转出户的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测度模型,根据隶属度及总模糊指数的计算,分析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福利前后的变化。结果表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总体得到提升,但不明显。其中农地转出户的经济状况、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参与自由及合理性都得到提升,但社会联系、健康状况小幅下降。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评估与驱动机制辨析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行为类型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辨析转出户和转入户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流转确实存在农户收入效应,对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效应为20.5%和17.3%. 2)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占主导地位.转入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规模报酬递增机制驱动,农地资产变现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为促进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持续实现,应采取稳定流转租金、引导非农就业、发展农村金融等措施,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促进转出户和转入户利益共享.     

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地转出行为与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土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测度的指标体系,利用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农地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探讨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两类家庭的生计资本水平总体均不太高,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总值略小于农地非转出户。其中,农地转出户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农地非转出户,而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存量均低于农地非转出户,特别是自然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均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户的金融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农户的生计资本还受到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等特征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非农就业机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强化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促进其生计转型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