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诗作尽现“斯宾塞诗体”的艺术魅力

。 埃得蒙?斯宾塞是生活在乔叟时代和莎士比亚时代之间的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他继承了乔叟所开创的英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加以丰富和发展,把诗歌的火炬传给后来的诗人,因而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他创立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斯宾塞诗体。后来的不少诗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这种美妙的诗歌创作技巧。仅19世纪就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分别用斯宾塞诗体写出了传世佳作。本文详细分析了诗人和相关的诗篇,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种艺术形式     

酸改性活性炭吸附甲苯的性能研究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之一,毕生从事着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工作。作为犹太人的他在英国的“他者”身份和“他者”眼光、拉格比公学和剑桥大学给予他的良好语言和文学教育、大英博物馆的理想的工作环境和优秀的工作伙伴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文学的传播者和阐释者。     

徐志摩的剑桥诗歌研究

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创作了他的第一批诗歌,他还以剑桥自然物景为题材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他的剑桥诗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歌唱诗人的创造、爱欲,抒发政治理想;写剑桥自然美景的诗有田园牧歌风,表达了对剑桥的热爱和依依不舍之情。《再别康桥》之美,在于它精炼、提纯、节制的功夫,以及异国情调与古典意境的完美统一。徐志摩为了刻意追求古典意境,甚至不惜在意象的选用上作伪。剑桥把徐志摩培养成一位杰出的诗人,也让他写了自己最好的诗。     

五四时期惠特曼诗歌体式对安徽诗人的影响——以胡适为核心的研究考察

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提倡平民使用的“口语入诗”和“自由体式”契合了安徽诗歌革命和新诗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理论创作层面和创作实践层面给安徽诗人带来诗歌创作的灵感。胡适、蒋光慈、田间为代表的安徽诗人对惠特曼口语入诗的借鉴和模仿激发了安徽现代诗歌体式进一步向平民化方向转变,而自由体诗歌的引入则给安徽诗歌界带来不小的震动,对安徽古典诗歌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为安徽诗歌的新变开拓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H.A.Giles《落叶哀蝉曲》英译评析

《落叶哀蝉曲》是汉武帝刘彻为缅怀“绝世而独立、倾城复倾国”的李夫人而作,蜚声中外。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和青睐,英美等国的许多汉语言文学家纷纷对其进行了英译。但由于中英文化的差异,他们的译诗误译、漏译等现象较严重。本文仅以英国著名的汉语言文学家H.A.Giles的译诗为蓝本,对其不当之处予以校正。     

信阳诗歌方阵:三级梯队扫描

“信阳诗歌方阵”是近年来中国当代诗坛上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众多诗人以其高质量的诗歌作品赢得了诗坛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方阵”为基点,将信阳诗歌归纳为“三级梯队”,在对各梯队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予以画龙点睛式的扫描的同时,从不同侧面展示信阳诗歌方阵的特色。     

行走在历史边缘的歌者

对于诗歌,我们还保存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一首诗这样写道:“在异乡流浪的我/扣开古老的城堡/美丽的公主为我/准备了盛大宴会/耄耋的伯爵/孔武的骑士/雄辩的学者/国王的大臣/都欢迎我的到来/而我只是个流浪诗人/一个吟游四方的诗人/却得到了如此的礼节/没有人看轻我的存在/我的仆人拨动了琴弦/歌声在那烛光里飘起/我的诗歌在世间流传。”这是古典时期诗歌和诗人存在的状态。     

李维乌斯《奥德赛》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其影响研究

李维乌斯在翻译《奥德赛》的过程中,以萨图尔努斯格律为译诗韵律,以相似罗马神话人物替代原作希腊神话人物,甚至构建谱系,并开创“糅合法”,这是复杂而多重的社会、文化、译者、读者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当时古罗马社会环境、译者创作目的,以及译者对读者群体接受的预测。他借鉴希腊史诗概念,既不脱离荷马原作,又在拉丁话语语境中创作古罗马自己的史诗,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罗马诗人和翻译家们所坚持的“竞争诗学”与罗马本土文学之间进行了有效互动,推动了本土文学发展,最终成为古典传统的两条根茎之一。     

生态：引发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阐释

中国文学对生命整体观及大宇宙生命活化的体验特点，显化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其“生态”内涵，既是一种现代阐释，也是一种对接；作为历史机缘，更成为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这种环绕“生态”体验的现代阐释，意在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把握中国文学体验的核心要素，将“生态”承载文学的运思与体悟，进而揭示文学价值及人的生存的“生态”标识。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 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 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化”向“俗化”嬗递, 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一本为英诗汉译形式探路的好书籍——评苏福忠先生的《译事余墨》

自白话译诗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就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近年来,对白话译诗的评价更是贬大于褒,有志之士纷纷为白话译诗探寻出路。苏福忠先生的《译事余墨》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由于现代白话诗与英诗有相似之处,因此,可以采用既有民歌又有元曲特点的语言形式来译英诗。     

试论北宋真宗朝翰林学士白体诗歌创作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防、李至、王禹偁等人的去世,新朝文士纷纷进入文坛,使得昆体代替白体渐次成为诗坛中心.但不少诗人尤其是真宗朝的翰林词臣们的应制唱和诗作,无论是内容体制上还是语言风格上仍然具有白体诗的特征,甚至不少“典型”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而来.宋初诗风更替具有渐次性与复杂性,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总之,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改良大众,“雅俗”共赏：论瞿秋白鲁迅翻译思想的共性与分歧

瞿秋白和鲁迅同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和白话文学积极倡导者,其翻译思想有着共性的一面,也存在着诸多分歧。通过分析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对两位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翻译思想中的共性与分歧进行对比性研究,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继承和发扬二人在译介国外先进文化过程中深邃的翻译思想、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务实求真的学术批评态度,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服务。研究表明：瞿秋白和鲁迅翻译思想的共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对翻译的政治功用性目的、＂信＂的＂直译＂翻译观、＂翻译可输入新的表现法＂等方面的一致性;分歧则主要表现在对翻译的标准与方法、接受美学解读基本特征的侧重点和对严复的翻译观等方面的不同认识,焦点在于对＂顺＂的深层次理解,以及是否实现、如何实现翻译语言的大众化,让翻译为改良民族大众服务。瞿秋白和鲁迅关于翻译思想的讨论,留给人们的是辩证的哲学思考。     

从儒教祭祀乐章看古代诗歌的作用

自汉至清,历代封建王朝不仅继承了原始宗教教义,而且也继承了以诗事神的古老传统。他们信奉"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乎诗"的古训,坚持"放郑近雅",以《诗经》雅颂为典范,大力创制与使用儒教祭祀乐章,旨在借助诗歌"感鬼神而通教化"的作用,为国家统治服务。在儒者看来,诗歌的主要作用是祀奉神祗,教化民众。认为祭祀诗歌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也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诗为活物”之因的接受诗学辨异

“诗为活物”为钟惺梳理《诗经》的流传、徙变所成之观点，主要阐明“诗”为“活物”＋的特性与成因。“诗为活物”说与西方接受诗学多有相似之论。然“诗为活物”说为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关于审美接受理论的一种独特创说，它与西方接受诗学在关于文学本体与“接受过程”的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文章拟就“诗为活物”说与西方接受诗学的理论加以辨析，以期透过中西两种接受诗学的互照，抉发出中国接受诗学的奥妙精微之处。     

浅论陶渊明的主体创作意识

东晋陶渊明打破了诗坛的沉寂 ,“独起众类”地以自觉的创作意识及创作成果而声名于后 ,在诗歌艺术的长河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诗文领域 ,实现了他的“以诗文传世”的创作理想。《陶渊明集》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专集。     

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士与民——小议胡兰成对中国文学作者的诠释

被王德威先生评为“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的胡兰成于五四之后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作者”独到的诠释。他将中国文学作者划分为士与民两类,并分别论述士与民的文学及文学精神。将士的文学精神概括为“礼乐文章的自觉”,把民的文学精神刻画为“好玩”与“喜反”。同时,胡兰成对士与民的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发现了民的文学与士的文学兴盛期交替出现,阐释了士与民的文学之间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同时将士与民一同安放在中国千百年来深邃而现实的人世礼乐风景里,认为他们同是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     

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中的文化缺省

文化缺省(culture default)指交际过程中对双方共有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中国古典诗歌蕴含着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存在很多文化缺省现象,这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文通过对比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三个英译版本,分析了该诗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省现象,并提出了文外加注这一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