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建设性、公共性及介入性

生态批评是实在的，建设性的，既经由文学阐释活动而直指现实，其评价又会指涉人们的具体活动方式。生态批评以无尽的情意与想象情调来发现、审思、理解、体味人在系统整体及有机性条件下的生存活动，在话语表达、文本阐释/重释中鉴析人的生态境况，在追索生态有机共荣及“万物一体”中把握人的存在的“本根性”。由此，生态批评拓展了文学活动的公共性视野，以生命体验的介入性，阐释评价、理论策动及价值展示，力主确证人何以能够在有机—过程中，在精神—审美的境界体验中彰显魅力。     

生态批评的生态世界观、方法及诗意性

生态批评既体现文学阐释策略，又旨在超越文本局限，意在凸显文本与外部环境（自然、社会、文化及人的生存等），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有机性。生态批评实践生态世界观，在生命有机性及生命活动关系的场域中拓展批评原则，力主表现生态正义；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方法应对批评对象的多重性、关系的多层次性及内向性与外向性交织、多学科相融合的批评特性，并启悟人的生态化的生存体验；其诗意性则从人的审美体验中润化生命运行的节律，彰显生命—生态体验的诗性特征及意义。     

沈从文：用生命充实文学

沈从文关注文学中的生命表现,用生命来充实文学,推崇生命的神性,认为文学之美就在于表现生命,由此形成“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在文学中追求一种真、善、美合而为一的理想人生。这种文学理想的实现需要三个方面的合力：作家对生命的静观、用生命体验来阅读“社会”、用勤奋写作来表现生命之美。     

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

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逻辑发展线索,中国当代思想也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伦理观。但在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上承鲁迅、巴金等现代传统,又感应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动物叙事中出现了视动物为伦理主体的自觉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的出现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士与民——小议胡兰成对中国文学作者的诠释

被王德威先生评为“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的胡兰成于五四之后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作者”独到的诠释。他将中国文学作者划分为士与民两类,并分别论述士与民的文学及文学精神。将士的文学精神概括为“礼乐文章的自觉”,把民的文学精神刻画为“好玩”与“喜反”。同时,胡兰成对士与民的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发现了民的文学与士的文学兴盛期交替出现,阐释了士与民的文学之间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同时将士与民一同安放在中国千百年来深邃而现实的人世礼乐风景里,认为他们同是人世礼乐风景的缔造者。     

从“整理国故”到“活的生命整体”——略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从什么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之中是否还有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近代以来受到多方关注而又见仁见智的焦点问题。西化派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中西文化，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早就已经死亡的结论。文化保守主义者注重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坚心要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做见证，但也存在着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之组成部分的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论指明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明确肯定这一“文化生命整体”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从一个侧面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存在的“焦灼”——中国现代小说死亡主题的存在主义探微

存在主义是生命理想经民族危机对国人生命意识的渗入，它是五四开启的人的文学的启蒙运动的最富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存在”是人的内在生命要求，是生命对自身的超越性体，也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以“存在”为关注视域诠释中国现代小说的“死亡”主题，展现了多重维度下的存在主义叙事模式。     

“诗为活物”之因的接受诗学辨异

“诗为活物”为钟惺梳理《诗经》的流传、徙变所成之观点，主要阐明“诗”为“活物”＋的特性与成因。“诗为活物”说与西方接受诗学多有相似之论。然“诗为活物”说为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关于审美接受理论的一种独特创说，它与西方接受诗学在关于文学本体与“接受过程”的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文章拟就“诗为活物”说与西方接受诗学的理论加以辨析，以期透过中西两种接受诗学的互照，抉发出中国接受诗学的奥妙精微之处。     

普实克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在普实克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既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发展。西方浪漫主义抒情传统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一种感时忧国的思想情感。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融合了中西抒情传统，内涵更为复杂。由此，普实克不仅细致分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不同，展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性，而且深刻把握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