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农业产业扶贫是提升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提高农户家庭的生计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科学揭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及其机制作用,进一步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扶贫指明方向,该文以西南山区典型贫困县-万州区为例,运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研究区41个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主导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主导影响因素与产业扶贫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框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南山区县域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整体上升,其政策干预对促进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具有积极作用,干预时间越长,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越明显,尤其是深度贫困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提升最明显。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呈现明显的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高值聚集区位于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的沿江平坝地带,低值聚集区集中在坡度较陡的高海拔山区。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持续落地,道路密度、特色种植业、劳动力技能培训、农业保险及扶贫信贷资金5个政策因素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及人力资源水平2个社会因素逐渐取代家庭经济因素,成为西南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主导影响因素。该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贫困农户脆弱性研究——以甘肃省岷县坪上村为例

随着"能力"、"风险"等概念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应用,脆弱性以前瞻性的视角成为目前贫困研究的热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研究可以有效识别贫困农户中的脆弱群体,指导农村扶贫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本文以风险—生计资本—适应能力为界面构建贫困农户的脆弱性评价指标,运用综合指数法重点分析收入、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及生计资本等因素对农户生计和脆弱性的影响,为扶贫政策制定和相关扶贫研究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较高,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偏少,生活水平较低;2)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指标值和经济活动风险指标值相比其他风险指标值较高; 3)适应能力普遍较低,且很多应对风险的适应性举措并没有发挥出实际效果; 4)农户脆弱性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负相关,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的脆弱性最低,老年户主型农户脆弱性最高,资本搭配合理型农户遭受风险的影响小、适应能力强、脆弱程度低。总之,研究区一半的农户遭受着高风险的冲击,生计资本严重缺乏,适应能力低下,脆弱程度很高。因此,贫困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部贫困区,未来扶贫政策的制定应该加强对脆弱群体的识别,把脆弱群体作为前瞻性反贫和减贫的重点研究对象。     

重庆县域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分异

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区域内农户生产和生活所需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探求其空间分异特征是实施差异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基础。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条件、居住条件、乡村经济条件5个方面构建了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了各县域评价单元的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分析了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特征,为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优化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环境卫生条件在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2）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分异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3）各一级指标综合得分值地域分异特征显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居住条件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环境卫生条件、乡村经济条件与乡村人居环境呈负相关。     

三江平原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以富锦市为例

科学辨识三江平原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对于推进乡村体系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空间韵律测度、空间洛伦兹曲线、核密度估计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规模、分布及形态演变三方面测度2009—2016年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探讨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及产出效益等影响因素对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决定力。研究表明:富锦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演变整体呈现"低密度稀疏分散式"布局,大型斑块逐渐主导;空间布局理性发展,均衡分布;空间形态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主要受区位条件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及产出效益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也有一定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对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较小。     

区域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测度与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科学测度区域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并识别阻碍因素,为实现稳定脱贫,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实践支撑。[方法]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资本、人力资源、发展机会5个维度构建脱贫稳定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脱贫稳定性测度方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对2021年宁夏西吉县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研究村域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存在差异。稳定脱贫分异类型可识别为单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双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和多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新型经营主体数量、消费经营场所数量、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牲畜户均养殖数、电商配送点数量、农村居民居住质量指数、地形起伏度等是影响稳定脱贫的主要因素。[结论]研究村域脱贫稳定性有待提高,存在多重返贫风险。未来应立足区域特征,加强不同约束和风险类型下返贫防控策略重构。     

西南山区村域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提高家庭收入和实现脱贫的重要途径,但也造成了农村人才资源流失、社会经济建设缓慢甚至衰退等问题。科学揭示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强度空间分异机制,对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以重庆长寿区为案例区,运用综合评价法对村域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强度进行测度,并结合地理探测器、OLS模型等方法,探测出劳动力转移强度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空间分异机制,从而探究乡村发展策略。结果表明:村域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强度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西部明月山区和东南黄草山区高,西南-中部低丘区低,整体呈现北部高,南部低的趋势;影响劳动力转移强度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是人口老龄化、人均耕地资源、地面坡度、劳动技能培训,各因素对劳动转移强度分异决定力值分别为0.410、0.396、0.363、0.301;劳动力转移强度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且任何2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大于单个因素的作用;基于村域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分异机制,不同强度区域应因地制宜,从空间、经济、社会等方面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为有序推进精准扶贫实现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乡镇干部精准扶贫能力建设对策探讨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程度提高,但我国乡镇仍有部分的贫困人口未脱贫,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精准扶贫是"十三五"规划中的重点内容,乡镇干部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其业务能力直接影响了脱贫攻坚的工作成效。基于此,探讨当前乡镇干部精准扶贫能力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乡镇干部精准扶贫能力的方法。     

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为科学辨识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2005年及2012年土地利用数据提取乡村聚落,运用空间韵律指数、空间统计测度模型、GIS热点制图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来定量展现乡村聚落的规模、布局及形态的演变特征,探索自然地形、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乡村聚落格局分异的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规模整体缩减,集约用地程度提高,斑块形态趋向简单规则发展,聚落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强,分布密度呈"中密外疏"的空间特征;聚落规模"热点"区布局基本未变,而"冷点"区表现出了明显的轮换特征。近8 a期间,乡村聚落分布逐渐向草地、林地靠拢,且远离沙源,乡村聚落的变迁映射出沙区人地关系趋于缓和,人类活动正在以积极的方式逐渐优化沙区的生态人居环境。基于1 km×1 km网格单元进行的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分异主要受区位条件和自然地形的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影响作用力最显著,主要表现为离农业灌区距离、离沙源距离、城镇临近度3个指标,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力不显著。该研究可为沙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新农村建设规划及沙区聚落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科学开展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可为山区乡村空间治理和脱贫攻坚提供一定的基础支撑和指导意义。该研究以秦巴山区腹地原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为典型案例,基于GIS、地形梯度分析法、分形理论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1—2018年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张显著,斑块密度减小,平均斑块规模增大;分布指数随着地形梯度等级升高而逐渐减小,且在2013—2018年内变化幅度最大,表明房县农村居民点向着地形条件优越的低梯度区域集聚发展特征愈发显著;2)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均具有较强的分形特征,表现为空间聚集维数减小,集聚特征增强;形态维数减小,斑块形状越来越规整,空间形态趋于简单;稳定性指数增大,居民点呈现规则有序的扩张和发展态势;3)自然地理要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因素,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是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增减挂钩"和"扶贫搬迁"等政策要素进一步驱动着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这对2013年后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庆农村“两不愁三保障”测度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减贫脱贫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当前我国进入了脱贫攻坚的决胜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发生了变化,进一步脱贫减贫的难度加大。本文运用ELES模型实证得到重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基本消费需求,发现重庆农村居民"两不愁"已基本达成,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最后构建了重庆农村"两不愁三保障"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消费扶贫;进一步加强教育扶贫,坚持扶贫扶智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改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住房扶贫,保障住房安全。     

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湖南省安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地形类型可分为高山区、库区和低山丘陵区,将不同地形类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考虑,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有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实施。该文以578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地问卷调查结果为数据源,结合3种不同地形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安化县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贫困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不同：库区贫困程度综合值的绝对值均值为0.236、高山区为0.192、低山丘陵区为0.127,库区贫困程度最高、高山区次之、低山丘陵区最低;2）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影响因素不同,库区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落实情况和地形坡度因素影响,高山区主要受地形坡度、劳动力数量和经营收入因素影响,低山丘陵区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政策落实情况和工资收入因素影响;3）不同地形区域双因素交互作用强度主要表现为经济要素及自然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高于政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不同地形区域需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黄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土壤快速培肥效应

湖南省安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地域类型可分为高山区、库区和低山丘陵区,将不同地域类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考虑,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有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实施。该文以578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地问卷调查结果为数据源,结合3种不同地形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安化县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贫困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不同：库区贫困程度综合值的绝对值均值为0.236、高山区为0.192、低山丘陵区为0.127,库区贫困程度最高、高山区次之、低山丘陵区最低;2）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影响因素不同,库区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落实情况和地形坡度因素影响,高山区主要受地形坡度、劳动力数量和经营收入因素影响,低山丘陵区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政策落实情况和工资收入因素影响;3）不同地形区域双因素交互作用强度主要表现为经济要素及自然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高于政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不同地形区域需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

为合理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方向,科学指导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该文以2018年脱贫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研究区,综合运用遥感解译、GIS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等方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研究2001-2017年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在规模形态方面,农村居民点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整体规模扩展显著,景观形状趋于规则,平均斑块规模增大;2)在空间分布方面,农村居民点向地形条件优越地区集聚的特征愈发明显。核密度和聚类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空间分异明显,分布形态由小规模分散式逐渐向大规模集聚式发展;3)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是促使其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对地质灾害频发的西南边疆贫困山区的农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并为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岷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度测定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互衔接,不仅有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基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岷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衔接度测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统计资料和实地走访调查收集整理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通过计算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来对岷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衔接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岷县脱贫攻坚综合评价指数大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属于乡村振兴发展滞后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为中度耦合,相互作用较强,但耦合协调度较低,属于初级协调。因此,应从思想宣传、产业发展、乡风教育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秦巴山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分异

为探索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内在机理,进一步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指明方向,该文以秦巴山区典型贫困县(重庆市云阳县)的78个贫困村为例,分析了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与消费扶贫的益贫性之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随着村-城空间距离的加大逐渐降低的趋势,县域交界处成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盲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高值聚集和低值聚集的空间关联特征,高值区集中在城市周边区域,低值区则集中在距离城市较远的高山地带。道路交通对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营销宣传、公共帮联、家庭特征和市场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信息网络建设对消费扶贫的益贫性作用尚未完全凸显。因此,为巩固贫困人口的脱贫稳定性,在保持交通、营销、责任帮扶和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力度,提高网络建设对消费扶贫的带动作用。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光伏扶贫生态补偿标准评估

光伏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该研究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方法,构建光伏扶贫生态系统服务指标评价体系,以及经济价值与经济损失评估模型。以补偿对象的经济损失得以弥补为目的,补偿主体支付补偿后经济价值仍有富余为可行条件,提出3种可行性补偿方案,通过对受益者与影响环境者在经济、环境、社会维度获得的经济价值进行再分配,确定补偿标准,比较判断补偿后的脱贫情况。以炎陵县地面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为例,选取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代表性县域光伏扶贫项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第1种补偿方案,贫困户既是补偿对象又是补偿主体,人均获得补偿净收入1 294.09元,无法实现脱贫;第2、3种补偿方案,贫困户仅作为补偿对象,不支付补偿,人均收入达到3 527.3元,高于最低脱贫标准;延寿县、水城县和大通县的生态补偿效果与炎陵县一致。结果说明,通过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环境保护和消除贫困将协同实现。     

太行山区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以平山县北冶乡为例

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山区农村聚集现象,全面了解山区农村贫困现状、有效减少山区农村贫困对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立足河北省太行山区贫困农村,以海拔与区位特征为依据,选择河北省平山县北冶乡的6个典型村镇为研究对象,通过提问式调查方式获取数据,选取收入、资本、生活水平3个维度9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F （Alkire-Foste）法分析数据,得到北冶乡多维贫困测度结果。研究结果表明：1）北冶乡单维贫困状况仍较严重,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贫困主要表现为资本维度的缺失。2）北冶乡多维贫困程度较深。3维贫困（贫困户）家庭超过90%,多维贫困指数随维度k的增加而降低。3）各指标对北冶乡多维贫困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人均耕地面积、教育、技能培训与卫生设施4个指标贡献率均超过15%,且随维度k的增加变化不大,是太行山区精准扶贫应着重关注的方面。4）教育缺失是导致贫困发生的内在因素,相对于教育未缺失家庭,教育缺失家庭的月收入更低、收入来源更单一、家庭人口规模更大。针对以上结论,提出采用等级优化模式整理农村居民点,从而进行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助力山区脱贫的建议。     

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光伏发电扶贫模式及效益提升机制研究

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决胜时期,光伏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在解决脱贫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业信息化是促进贫困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该文以国家级贫困县W县为例,结合光伏扶贫信息化建设,系统梳理近年来4种典型的光伏扶贫模式,对比分析各种模式的适用范围及其特点,设计光伏扶贫综合效益计算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设计基于光伏扶贫指标评价的收益分配方法,根据典型案例分析,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综合从5个视角5个层面构建光伏扶贫效益提升机制总体架构,旨在为中国贫困地区光伏扶贫工程提供技术与决策支撑。     

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的模式及实证

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构成严重障碍。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脱贫的目标,并要求采取措施确保这一目标实现。该研究分析了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机制,认为土地整治通过引导外部要素输入和内部潜力发掘,能够有效缓解或消除贫困地区存在的致贫因素。基于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机制分析,该研究将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即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带动模式和村民自治模式,每种模式有其适用性。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分析了土地整治在促进该省贫困地区脱贫中发挥的平台作用,并以七星关区现代高效农业园区、赫章县平山乡农业园区和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村为案例,实证了前述3种模式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强调,各地在实现贫困地区脱贫目标中,要注意发挥好土地整治的平台作用,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模式促进贫困地区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