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境界说”之再思考

王国维“境界说”是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境界”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来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我们既要注意 “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审美价值判断的意义，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境界”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互利共成”：桐城派诗人对韩愈诗歌的建构与借径

作为异代知音,桐城派诗人对韩愈诗歌较为推崇,常常“杜、韩”并称,桐城派的这种“追封”始于姚范,终由方东树完成。桐城派诗人对韩愈的接受不仅表现为对韩诗的赞赏、对“以文为诗”的认同,还在于主动将韩愈古文理论运用到诗学批评之中,即“以文论诗”。桐城派诗人言志、有物、立诚、有序的论诗标准是对韩愈“文道”关系论的呼应,而对韩诗雄桀瑰伟风格的推崇、对韩愈诗作的精彩解读,这都成为韩愈诗歌经典化历程的重要一环;桐城派诗人则在对韩诗的评论中,提炼出富有特色的诗学理论,构建了系统的诗学体系。建构与借径这种“互利共成”的诗学关系生动地表现在桐城派诗人对韩愈诗歌的评论之中。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郝敬“诗主声”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在前代诗乐关系、诗声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在明代诗学整体重声的背景下,郝敬提出了“诗主声”.其“声”有别于近体诗的声律辞采,是一种本质论意义上的诗学观点.它要求诗的声符合儒家温柔敦厚、平和中正的诗教观,与“音本色论”是互为表里的.“诗主声”实质上是区别于“诗言志”、“诗缘情”两种传统本质论的新本质论,但它与“诗言志”有较大联系,也有一定区别.“诗主声”的提出,一方面推动了晚明反宋经学思潮的发展,另一方面批判了朱熹解诗的主要观点和以朱熹为代表的空疏思想,具有重要的文论价值和时代特色.     

略论刘勰司空图严羽"尚简"诗学的差异

“尚简”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原则。刘勰、司空图、严羽都非常重视“简”的诗学意义,都强调诗应该“言约意丰”。三人“尚简”诗学的不同处在于:刘勰看重意义表达的“简约”,强调以非常简单、简省的语体形式(包括词汇、语篇、体制等)包含非常丰富的意义。司空图、严羽则重视意味和意兴的“简要”,认为诗之极至在于传达超理性、超语言的意味和意兴。     

爱默生对斯蒂文斯的诗学影响管窥

通过解读爱默生的作品《美国学者》、《诗人》以及斯蒂文斯的书信等提炼出两者相契合的三个诗学观点：“诗学自立”、“平凡事物寓奇迹”和“诗人创造新象征”。以斯蒂文斯的《坛子轶事》和爱默生的《紫杜鹃》两首诗为主要实例,以《坛子轶事》与《希腊古瓮颂》,《紫杜鹃》与《水仙》两组诗对比研究为辅例,印证了斯蒂文斯传承和发扬爱默生的诗学理论,他是爱默生这颗“北极星”照耀下美国诗坛升起的一颗明星。     

诗歌的意境

意境说诗歌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王昌龄“三境”说开“意境说”理论之先河；皎然的贡献在于将“三境”统一为一体，推进了“意境说”理论的发展；司空图“四外”说全面深刻地表述“意境”之内涵，对“意境说”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严羽“以禅喻诗”选取了一个独特视角，开辟了“意境说”的新境界；王夫之“情景结合”学说，王士祯“神韵说”、王国维“境界说”使“意境说”臻于完善，标志着“意境说”诗歌理论的最终完成。“意境说”的形式受到佛老思想的浸染和影响，禅宗与“意境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境”有两种境界：其一是情景交融；其二是“境外之境”。     

中西人权观源流新探

本文从“三代人权论”谈起，指出人权学说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权”虽然是一个近代西方的概念，但是人权作为一种实存和理念无论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即己存在。中西人权观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论”基础之上，都反对君权专制和暴政。不过，中西人权观也有明显的区别，即西方人权观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而中国的人权观是与“王道”相结合的;西方人权观的核心是“人”，而中国人权观的核心是“民”;西方人权观与法制相结合，中国的人权观与人治相结合。具有现代性的第三代人权观则强调“人类人I权”，它既吸收了中西人权观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传统的中西人权观。     

论梁启超后期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对于梁启超后期的新闻思想 ,以“言论自由”和“言论独立”为标志性理论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是欠准确的。梁启超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学说之后 ,无论是在理论阐释上 ,还是在新闻实践中 ,都将新闻自由作为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和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     

省级气象视频会商网络故障分析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月”之诗韵禅境——论月意象的禅宗美学精神

“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禅宗兴起之后,禅学与诗学相互渗透而走向一体化,诗歌由于禅宗而多了一些哲理的情趣和禅悟的启迪,禅宗由于诗歌也多了一些情感的韵味和审美的情怀。月意象在诗禅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禅境与诗境。禅宗可以借月喻指禅宗的佛性、佛身和圆通之境,月意象在禅诗中可以借助佛理玄机的诗意表达增强诗的审美意蕴,禅宗思想的美学精神深化了咏月诗的情感内涵。月意象在诗境与禅境的相互交融中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审美观照,为中国古典文化增添了新的神韵。     

诗歌的意境

意境说诗歌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 :王昌龄“三境”说开“意境说”理论之先河 ;皎然的贡献在于将“三境”统一为一体 ,推进了“意境说”理论的发展 ;司空图“四外”说全面深刻地表述“意境”之内涵 ,对“意境说”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严羽“以禅喻诗”选取了一个独特视角 ,开辟了“意境说”的新境界 ;王夫之“情景结合”学说 ,王士祯“神韵说”、王国维“境界说”使“意境说”臻于完善 ,标志着“意境说”诗歌理论的最终完成。“意境说”的形成受到佛老思想的浸染和影响 ,禅宗与“意境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境”有两种境界 :其一是情景交融 ;其二是“境外之境”。     

物性认识———“三才理论”的深化和完善

知物性之宜与“三才理论”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理论的四大要素。通过对“三才理论”的分析认为，知物性之宜的提出，不仅革新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认识方法，促进了农学对作物特性的不断认识，而且为近代西方农业科学进入中国创造了环境与条件。     

试论中国诗学对庞德诗歌的影响

中国的诗学对以庞德为主的英美意象派的诗歌影响非常大。试从中西意象论比较、庞德译中国诗、仿体的中国诗,以及作品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四个方面论述中国诗学对庞德诗歌的影响。     

食品工艺中的中国美学思想

中国食品工艺美学不仅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美学思想范畴和命题有着密切关系。“意境说，韵味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和“意象，神思说”等，都能体现出中国美学思想在食品加工制作中的美学作用，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使饮食文化从生活领域上升到新的境界。     

印度也是亚洲稻作农业发祥地之一吗?

关于亚洲稻作农业发祥地问题，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印度说”与“中国说”之争。自从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前古栽培稻之后，“印度说”的呼声才渐渐下降。到中国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距今9000年前左右的古栽培稻、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距今12000年前的古栽培稻，“中国说”才真正确立起来，“印度说”开始消沉了。……     

五缘文化与市场营销新理念

介绍“五缘文化说”，并提出应用五缘文化（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的文化研究所）来开拓市场营销。应用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西方先进的营销理论相结合，以创立有中国持色的营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