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对此观点不一。以秋浦河为例,以2007年为基准,采用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评估了其上游生态服务价值为5.47亿元。并基于"外部性理论"提出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本着因地而宜原则,视生态服务的空间差异而定。补偿的上限为外部经济性行为的全部,即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部5.47亿元,补偿的下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主导效应因子的价值,即直接使下游受益的水源涵养及土壤保育价值2.16亿元。     

市场失灵与耕地非农化过程中耕地生态价值损失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耕地资源被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但在此过程中,耕地的正外部性在评价时却往往被忽略,因而,有必要对耕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详尽的分类研究及价值估算。为此,以江苏省为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耕地生态服务功能分为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4大类,运用价值量评价法评估各生态服务价值,并估算在非农化过程中损失的耕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结果表明,江苏省耕地生态价值为213859.9元·hm-2,1997～2004年期间,因耕地非农化导致的耕地生态服务总价值损失量达3370404.85万元。同时,由于各区域条件差异,其耕地生态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总体趋势为从苏南到苏北逐次递减。最后,从实施生态补偿机制、重新认识耕地价值、规范政府行为和价值评估方法创新等方面提出了耕地保护和生态服务价值核算的相关建议。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初探

本文将我国四大主体功能区分为开发型区域与保护型区域两大类,在分析生态补偿的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三大经典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考虑开发型区域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保护型区域贡献的生态效益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开发型区域的效用影响范围,提出结合生态足迹法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引力模型构建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通过"补偿标准估算—补偿基金设立—分配方案确定—补偿实施"4个步骤,由开发型区域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向保护型区域支付生态补偿金,形成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最后从资金筹集多源化、形式多样化、参与对象多元化等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实施的政策建议。通过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的实施可激励生态保护行为,减少破坏行为,为区域均衡与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环京津地区耕地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通过计算粮食耕地盈亏量、粮食耕地超载指数和补偿系数,建立了耕地生态补偿模型,通过量化县域耕地生态补偿,对河北省环京津地区耕地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环京津耕地"生态供给"与"生态消费"存在典型的"空间异位"现象,其中耕地"生态消费"主要集中于环京津南部地区,而耕地"生态供给"则主要集中在环京津西部地区。2)2014年环京津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4.480 5×10~(10)元,整体呈现不能自足的态势,总赤字金额为7.834×10~9元。3)环京津地区中,河北省张北县、兴隆县、蔚县、尚义县和涞源县等17个县市表现为盈余,其余各县市均呈现为赤字状态。其中滦南县需支付的耕地生态补偿量最高,为5.173×10~7元,其次为玉田县和东光县,分别为4.864×10~7元和4.849×10~7元。虽然遵化市、滦平县、曲阳县可获得补偿,但其耕地生态条件也仅仅表现为"紧平衡",仍需受到广泛关注。4)以粮食安全角度为出发点,2014年环京津区急需获得耕地生态补偿的县为张北县、蔚县、尚义县、阳原县、涞源县和曲阳县,需支付耕地生态补偿的县为滦南县、玉田县、献县、吴桥县和定州市,唐县、涞水县和丰宁满族自治县既不需获得也不需支付耕地生态补偿。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以生态补偿为切入点对河北省环京津地区耕地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于促进环京津地区经济发展、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与耕地资源持续高效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此方法的运用可为类似地区生态补偿的量化研究提供参考,为其他地区以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提供依据,对耕地生态补偿价值机制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西部农户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分析与启示

研究西部农户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对科学合理地制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基于耕地面积建构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计量模型,利用西部省区2005—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农户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农户在保护耕地过程中向社会无偿提供的生态外部性价值量平均为8 174元/（hm²·a）,各省区农户贡献的耕地生态外部性年价值量具有不确定性、区域差异性,整体上呈增长变化。因此,从西部区域角度建立西部农户耕地生态外部性价值的补偿标准与机制具有必要性、可行性。     

论实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基础

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具有生态资本、公共物品以及外部性等经济学特性,本研究就上述3个特性,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实质,探讨了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辽河流域跨省界断面生态补偿与博弈研究

辽河流域生态补偿研究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消除福利经济学的外部性来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改进,建立了辽河流域跨省界断面的生态补偿模型,选择2004—2011年辽河流域生态服务功能系统上游省份环境保护投入及上、下游省份的GDP数据,测算得到辽河流域可以通过对下游征税并对上游补贴或者谈判方法实现整体最优的补偿量范围在32.63亿元和86.11亿元之间,通过博弈分析,明确了辽河上、下游省份的纳什均衡福利份额为60.78亿元,为辽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提供参考。     

跨流域调水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

[目的]通过建立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改善水源区生态环境,促进水源区和受水区的可持续发展。[方法]在分析跨流域调水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定义、必要性和原则的基础上,从跨流域调水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行为主体确定、生态补偿量计算、生态补偿模式与途径选择等方面对水源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结果]跨流域调水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回答"为什么要补偿?""谁给谁补偿?""补偿的内容是什么?""如何补偿?"等问题。水源区生态补偿的途径主要包括实物和资金补偿,项目和产业扶持,政策和技术支撑,智力服务等。[结论]跨流域调水工程生态补偿机制有助于协调水源区及受水区关系,推动生态保护共建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机会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是目前国内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确定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是测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心内容。通过分析流域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建立了基于机会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并从理论补偿标准入手,引入生态补偿系数,以闽江流域为例,对2005—2014年流域上游地区保护成本及生态服务价值进行测算,测算了闽江流域下游城市应该对上游地区给予生态补偿的补偿量。结果表明:下游必须给上游补偿的资金下限值为1.477 42~3.242 50亿元。针对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即建立多元化的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模式。     

浅析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础及实现途径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使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效的环境经济管理手段,是近年来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建立与完善我国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调动各生态环境建设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破坏行为将起到经济制约,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建设生态环境,实现水土保持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生态系统价值理论3个方面论述了建立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结合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际,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主要类型、实现的途径以及存在的主要困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及其存在的问题

生态修复是迅速有效治理水土流失的新措施,其主要做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修复措施,包括封山禁牧、封育保护,退耕还林(草),造林种草等;另一类是保障措施,包括以粮代赈、舍饲养畜、生态移民、建设高标准农田、能源替代、调整产业结构等。我国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短期行为,科技支撑不够;模式单一,管理落后;配套资金不足,支持措施不力等。应通过广泛宣传,树立长期坚持的意识,并加强科研、创新政策,建立多层次投入机制,以确保生态修复的可持续发展。     

浑河流域上游森林生态服务空间流转价值及其对沈阳城市段供水量影响的通径分析

[目的]探究浑河流域上游森林生态服务空间流转价值对沈阳市水资源供给量的影响,为制定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标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森林生态服务空间流转为视角,借助ArcGIS 9.3软件的Buffer与Intersect分析工具测算出2010—2014年浑河上游向沈阳城市段空间流转的生态服务价值,利用通径分析法,对沈阳城市段水资源供给量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2010—2014年浑河流域上游向沈阳城市段空间转移的总价值为56.47亿元;上游森林水源涵养与保持水土的生态服务通过地表水、地下水与化学需氧量共同作用于沈阳城市段供水量。[结论]浑河流域上游森林生态服务空间流转价值产生正外部效应,对沈阳城市段供水量影响是由多个因素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共同决定的结果。     

浅谈北京市山区水土流失与非点源污染

利用北京市山区坡面径流小区实际观测资料,进行了山区非点源污染与水土流失关系的分析,说明了水土流失是非点源污染物的载体和水体污染的主要途径,影响非点源污染物流失和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一致,污染物流失量随着水土流失量的加大而加大。目前北京市在非点源污染治理方面,已实现了从以末端治理为主向从源头上控制为主的综合治理的转变,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将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防治作为治理目标,在小流域内构筑"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已在水源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黄土区人工林地水分供耗特点与林分生产力研究

通过定位观测,分析了黄土区人工刺槐和油松林地供水与耗水关系、土壤水分动态及林木生长情况。结果表明人工刺槐和油松林4,5,6三个月林地土壤水分消耗大于供给,水分供耗矛盾突出,土壤贮水减少;雨季水分供给充足,土壤贮水增加;在干旱季节和年份,相同条件下,密度大的林分林地水分供耗矛盾突出,林地水分亏损严重;不同坡向,水分亏损量大小顺序为阳坡>半阳坡>阴坡;0～300 cm土层土壤水分调查显示,阳坡、半阳坡密度较大的中林林分林地土壤含水量较低,出现干化现象;从水分生产力来看,由于林地水分供应不足,林木生长不同程度受到限制,林分生产力逐年降低。     

基于LMDI-SD耦合模型的绿色发展灌区水资源承载力模拟

针对灌区大量引水导致的河道断流、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开展绿色发展模式下水资源承载能力模拟研究。以宝鸡峡灌区为研究区，基于Divisia指数分解、Kaya恒等式以及系统动力学理论，提出对数平均迪氏分解与系统动力学耦合模型，从需水机理出发识别灌区用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运用情景分析法，考虑生态需水、高效节水、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调水等情景设置5种模拟方案，对2017－2030年灌区需水量进行动态模拟；引入水资源承载指数探讨规划年2025年和2030年的水资源承载力水平。结果表明：灌区各部门用水定额对用水量变化起主要驱动作用；按方案1（现状发展模式），2025年水资源基本可承载灌区社会经济发展，但2030年出现轻度超载；方案5（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对用水变化主要驱动因子的调控，到2030年，水资源承载指数均小于1，属于可承载状态。研究表明，通过合理的调控措施可有效地缓解灌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提升水资源承载能力。本研究可为干旱半干旱灌区绿色发展模式下水资源合理开发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行间免耕播种机防堵装置设计与试验

针对行间互作和宽窄行交替休闲2种保护性耕作模式缺少配套免耕播种机的现状,该文设计了一种适用于行间互作模式和宽窄行交替休闲模式的免耕播种机防堵装置,其采用组合刀片式结构,具有作业功耗小、秸秆切断率高等优点。通过理论建模和动力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关键部件秸秆滑切刀片滑切秸秆的过程进行研究,得出秸秆滑切刀片侧切刃最优曲线应为一条等滑切角曲线。通过三因素三水平正交组合试验得出秸秆滑切刀片的最佳参数组合为：作业速度2.1 m/s、耕作深度35 mm、刀片回旋半径为185 mm,并进行验证试验得出秸秆切断率为90.9%,单把刀片功耗为8.15 W。该研究可为适用于行间互作或宽窄行交替休闲耕作模式的免耕播种机设计提供参考。     

基于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与检验

为了科学评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构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分析和检验一体化的方法体系,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生态社会效益属于一种纯粹的、具有正外部性和私人(主要为农户)联合提供的混合类跨区域性公共物品,可以运用CVM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2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较大程度地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农户和城镇居民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度的高低是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户支付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3基于CVM测算出的焦作市耕地整体外部性为1.91亿元·a-1,耕地保护外部性为993.7元·hm-2·a-1,该测算结果可作为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的最低标准。4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是CVM理论、方法和实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问卷设计优化、预调查、问卷内容修正、合理的询价方式、不同估算方法的对照分析、同一方法重复试验等手段进行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CVM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高。     

基于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与检验

为了科学评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的基础上,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构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分析和检验一体化的方法体系, 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 ①耕地生态社会效益属于一种纯粹的、具有正外部性和私人(主要为农户)联合提供的混合类跨区域性公共物品, 可以运用CVM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②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较大程度地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农户和城镇居民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度的高低是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户支付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基于CVM测算出的焦作市耕地整体外部性为1.91亿元·a^-1, 耕地保护外部性为993.7元·hm^-2·a^-1, 该测算结果可作为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的最低标准。④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是CVM理论、方法和实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通过问卷设计优化、预调查、问卷内容修正、合理的询价方式、不同估算方法的对照分析、同一方法重复试验等手段进行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CVM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高。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in two Mediterranean islands: Sardinia and Malta

OBJECTIVE: To examine and analyse consumption changes over time of 24 food items between Sardinia and Malta. SETTING: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in 2001 in Sardinia and 2002 in Malta. DESIGN: A structured qualitative questionnaire, articulated around four main themes: food supply, transformation, preparation and consumption habits, was administered by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the help of a local person. It encompassed mainly open-ended questions, which allowed us to measur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change. SUBJECTS: Thirty mother-daughter pairs were interviewed in each insular territory. RESULTS: Despite a common trend revealing a shift away from cereals, pulses and potatoes to the benefit of meat products, fats and sugar, our results showed contrasting evolutions in food consumption between both insular societies. Fruit and vegetables, olive oil and fish, which are part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diet, were among the top foods for which consumption frequency has increased in Sardinia. In Malta, besides an increase in olive oil and vegetable consumption, cheeses and desserts showed the highest increase. Along with modernity and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enhanced commercial availability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of food preparation were also identified a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food consumption changes.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 Sardo-Mediterranean model is evolving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sation, it is not disappearing. In Malta, however, modernity has led to a more sudden shift from a state of food shortage to one of affluence, but in a cultural context where the identity is no longer Mediterranean but Anglo-Sax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