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石漠化区多维贫困空间测度与格局分析

辨识和分析喀斯特石漠化区多维贫困空间及其分布格局，有助于理解特定区域的贫困原因与形成机制。以石漠化现象突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各县市为评价单元，通过探索和构建人（贫困主体）-自然-经济-社会四维一体的贫困空间三角锥体结构及其评价体系，利用贫困综合指数模型、Moran''I指数和热点分析等方法，测算和分析2015年广西农村多维综合贫困程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关联格局，探讨区域贫困类型与减贫对策。研究表明：1）广西自然地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4个维度上的贫困值和多维综合贫困值均以中度贫困以上为主。各维度贫困空间分布地域差异性明显，其多维综合贫困呈现东南部地区贫困程度较低、西部和北部喀斯特区则相对较高的分布特征；2）多维综合贫困空间关联格局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高高集聚主要集中在喀斯特石漠化区，其次是桂西南喀斯特丘陵山区的靖西县和桂北喀斯特峰丛洼地的融水县，低低集聚区则主要是南宁市和桂林市区。3）基于各评价单元不同维度贫困值的贡献程度及其差异性，将广西各县市划分为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驱动型、多因素综合型和无主导因素型4个大类，并对喀斯特石漠化深度贫困区提出相应的乡村发展与减贫措施。     

秦巴-武陵山区重庆段乡镇域多维贫困测度及类型划分

深度揭示秦巴、武陵等连片特困山区的贫困特征对于当前脱贫攻坚效应分析、返贫预警机制构建以及2020年后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该研究以秦巴-武陵山区重庆段境内392个乡镇为评价单元，通过构建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热点分析等方法，综合测度多维贫困指数，并进行贫困地理识别。结果显示：1）乡镇贫困程度多以比较、高度贫困为主，各维度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多维贫困空间呈现"北深南中浅"分布且高值区集聚明显，北部秦巴山区贫困程度最深；2）基于各维度下贫困测度值识别评价单元致贫因素，划分出弱综合约束型、单因素约束型、双因素约束型、三因素约束型和强综合约束型，秦巴山区更多表现为三因素和强综合约束型为主，武陵山区更多表现为单因素和双因素约束型为主，而连接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之间的万州区则以弱综合约束型为主，表明区域贫困是综合性因素导致的结果。该研究能为乡镇尺度开展脱贫效应评价及乡村振兴基础工作提供前提科学基础。     

西南喀斯特区贫困空间剥夺的识别及空间格局分析

西南喀斯特区是生态环境脆弱和多维贫困复合区域,研究该区域的贫困空间剥夺有助于揭示特定区域的贫困原因和空间分布,为制定减贫措施提供理论依据。该文在引入贫困空间剥夺概念的基础上,构建贫困空间剥夺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云南省罗平县153个行政村进行了贫困空间剥夺识别和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罗平县贫困空间剥夺程度较深,自然剥夺、经济剥夺、生态剥夺、能力剥夺和机会剥夺5个维度和多维贫困空间剥夺的程度均以中高度剥夺为主;贫困空间剥夺集聚性较强,存在6个高值集聚区和1个低值集聚区;空间格局分布地域性明显,单维度贫困空间剥夺分布呈现不同的空间形态特征,多维贫困空间剥夺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结构;最后,针对5个重点贫困空间剥夺区域提出了政策建议,为统筹城乡贫困治理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宁夏海原县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空间耦合关系

为研究宁夏海原县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的空间耦合关系,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统计调查数据和遥感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海原县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程度、空间耦合关系以及分异规律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海原县生态脆弱性整体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空间差异较大,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集聚性特征,生态脆弱性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开发强度大、人类活动频繁的河川河谷区以及海拔高、地形起伏大的南部地区; 从贫困程度来看,海原县中度贫困及以上的行政村比例为55.72%,表明研究区整体贫困程度较深,重度贫困和极度贫困集中分布在海拔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大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从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来看,研究区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同步发展比例为10.71%,失调环境滞后型和失调经济落后型行政村数量最多,且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分布在海原县东部和南部等地区。研究结果可为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GIS的宁夏六盘山区空间贫困特征模型分析

空间贫困旨在通过研究特定区域地理资本构成,以此分析空间贫困陷阱,确定贫困空间分异机制,进一步判识减贫效果和制定反贫困策略。以2011年数据为基础,运用TOPSIS模型并结合熵值法,系统分析了宁夏六盘山区空间贫困特征,最后借助障碍度模型进行贫困与地理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各县（区）与最优目标的贴近度∏_i 可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类地区:高贫困区包括西吉县（0.363 3）和泾源县（0.361 9）;中贫困区包括海原县（0.258 0）、原州区（0.245 7）、隆德县（0.229 6）以及彭阳县（0.211 8）;低贫困区只有同心县（0.191 7）。整体上,市场连通性差（经济维度）、农业生态系统稳定性低（环境维度）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差距大（社会维度）等对研究区空间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     

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索区域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扶贫开发策略,促进贫困地区农民脱贫增收。该文构建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程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较深且区域差异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水平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低贫困水平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主城和主城外围地区;空间关联格局特征表现为农村多维贫困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效益,各区县主要以HH型和LL型正相关空间格局为主,HH型区县主要集中在渝东北地区,LL型区县主要集中在主城地区;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异主要受到地形坡度、到重庆市政府驻地距离、耕地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主导因素有所差异。     

区域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测度与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科学测度区域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并识别阻碍因素,为实现稳定脱贫,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实践支撑。[方法]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资本、人力资源、发展机会5个维度构建脱贫稳定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脱贫稳定性测度方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对2021年宁夏西吉县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研究村域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存在差异。稳定脱贫分异类型可识别为单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双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和多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新型经营主体数量、消费经营场所数量、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牲畜户均养殖数、电商配送点数量、农村居民居住质量指数、地形起伏度等是影响稳定脱贫的主要因素。[结论]研究村域脱贫稳定性有待提高,存在多重返贫风险。未来应立足区域特征,加强不同约束和风险类型下返贫防控策略重构。     

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探析

基于对重庆三峡库区地理环境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的认识,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文献资料,采用PSR剖析了影响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的自然力（自然环境基础）和非自然力（包括区位力、经济力、社会力、政治力）的作用,揭示了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可以划分为:平行岭谷区河谷平坝与缓丘通达良好高度聚集型、岩溶低山与中山槽谷一般通达松散聚集型、平行岭谷丘陵与低山一般通达松散团聚型、低山与中山山麓及盆地通达良好松散聚集型、低山与中山一般通达松散团聚型、低山与中山岭谷封闭散居孤立型、低山与中山坡地封闭散居孤立型等地域类型;（2）上述乡村聚落地域类型空间发展呈现集聚与扩散并行的总体特点,具体表现为聚集型分布—网络扩展并行、团聚型分布—带状伸展并进、散居型分布—串珠状伸延并存等演进类型;（3）非自然力是驱动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与演进的重要力量,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基础制约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共生视角的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格局与分区调控

精准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实现分区调控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进而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河北省121个县（含县级市）为研究单元,从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居住生活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四个维度,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测度乡村地域功能值,运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和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基于共生理论和共生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多功能之间的共生模式,综合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短板功能以及共生模式,实现乡村地域空间功能分区调控。研究表明：1）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和集聚特性十分明显。2）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利共生、寄生关系等多种共生模式。3）将河北省乡村地域划分为极化发展区、主导发展区、欠缺发展区、综合发展区共4种一级功能区,细分16种二级功能区,并提出各类功能区优化发展策略。研究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功能间存在多种共生关系,在乡村地域发展决策中应明晰其空间分异特征,把握乡村地域多功能间的内在共生关系,从而提供更为科学的分区优化策略。     

要素配置与流动视角下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载体，其空间布局优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为合理优化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该研究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可镇）为例，以乡村发展要素为纽带，在界定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基础上，从产业、人才、文化、环境及组织5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居民点要素配置状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人口流动网络，以反映要素流动能力；综合要素禀赋及流动能力评价结果组合特征识别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剖析各类型内生发展动力并提出各自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亟需乡村各要素的科学配置，人口流动作为要素流动的桥梁对于各类要素的合理配置起到关键作用，而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通过要素在布局优化动态过程中的调配流通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中等及以上居民点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74.32%，评价结果呈现“南高北低，中间高边缘低”分布特征，两极化格局明显；3）可镇农村居民点程度中心度总体偏低，程度中心度等级低的居民点空间分布广泛，面积占比52.67%，可镇人口流动规模小，要素流动缺乏活力；4）可镇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划分为特色保护类（9个）、城郊融合类（20个）、集聚提升类（40个）、原地观察类（24个）、搬迁撤并类（87个）。研究结果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村域尺度的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多功能特征与振兴方略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科学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是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该研究在考虑规划约束的前提下,从经济条件、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质量4个维度构建密云区乡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SOFM网络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工具系统划分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在经济发展、交通区位等综合影响下,密云区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其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水库南部水库北部"的特点。其中,密云镇、穆家峪镇和十里堡镇内的乡村发展最为突出,其乡村发展均处于较高级别以上;古北口镇和新城子镇的乡村发展弱。2)将密云区乡村划分为经济交通主导高水平区、交通生态主导高水平区、资源生态主导中高水平区等7大类,其中交通生态主导高水平区和经济生态主导中高水平区是主要的乡村发展类型,集中分布在不老屯、大城子、巨各庄、穆家峪、西田各庄、冯家峪和溪翁庄等镇。交通生态主导高水平区村庄生态环境质量较高,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叠加上较强的经济实力,乡村综合发展水平高。经济生态主导中高水平区村庄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也较高。3)基于多功能视角梳理各类型区的功能特征,遵循"重点发展优势功能、适度提升弱势功能"的思路提出村庄振兴建议,以期为制订差异化的乡村振兴策略提供依据。     

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湖南省安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地形类型可分为高山区、库区和低山丘陵区,将不同地形类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考虑,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有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实施。该文以578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地问卷调查结果为数据源,结合3种不同地形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安化县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贫困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不同：库区贫困程度综合值的绝对值均值为0.236、高山区为0.192、低山丘陵区为0.127,库区贫困程度最高、高山区次之、低山丘陵区最低;2）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影响因素不同,库区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落实情况和地形坡度因素影响,高山区主要受地形坡度、劳动力数量和经营收入因素影响,低山丘陵区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政策落实情况和工资收入因素影响;3）不同地形区域双因素交互作用强度主要表现为经济要素及自然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高于政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不同地形区域需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长江经济带农村相对贫困格局及区域承载力约束机理

随着中国反贫困重点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亟需定量揭示农村相对贫困与区域承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为同步制定缓解相对贫困和增加区域承载力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通过农村相对贫困区界定及变化类型识别,从流域、县域及主体功能区多尺度解析2010年以来农村相对贫困区的时空演化过程,建立由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生态、灾害和交通6个要素构成的区域承载力指标体系,定量评价农村相对贫困受区域承载力的约束程度及致贫作用。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村相对贫困空间格局呈总体稳定、局部收缩态势,且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稳定分布于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罗霄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以及滇西边境山区,已消除农村相对贫困的县域主要位于城市群地区或中心城市外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交通、生态和灾害承载力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这3类要素约束程度每提升1个等级,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将提高120.85%、30.59%、42.43%,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致贫概率仅为生态功能区的19.87%、66.00%。建议基于区域承载力约束程度和地域功能类型,瞄准农民生计资本和区域综合效益增值设计差异化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探索实现农民可持续生计和农村相对贫困区可持续发展的"个体+区域"互动融合发展模式。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山区县域脱贫稳定性评价

脱贫稳定性研究可为增强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与扶贫政策的针对性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该文以湖南省山区贫困县安化县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界定了"脱贫稳定性"的概念,从自然、经济、能力和生活条件4个维度构建脱贫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计算方法划分农户脱贫稳定性等级,并进一步揭示脱贫稳定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提出提高脱贫稳定性的科学路径。结果表明:1)坡度和收入水平指标的权重分别为24.88%和14.61%,是影响安化县脱贫稳定性的主导因素,而义务教育保障和营养状况指标权重分别为13.60%和10.91%,故发展能力不足是脱贫不稳的根本原因;2)安化县脱贫稳定性整体较好,脱贫较不稳定的农户主要集中分布在高山陡坡地区,脱贫稳定性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3)提高脱贫稳定性的建议包括: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改善区域性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空心村整治等优化乡村聚落布局。     

基于"类型-等级-潜力"综合视角的村庄特征识别与整治对策

村庄作为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载体,其空间布局与发展态势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对象和重要内容。该研究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镇布局优化的新内涵,以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为基础,通过构建涵盖"城镇辐射""资源禀赋""生态安全"3个维度特征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睢宁县为研究区,在村域尺度进行村庄类型识别;采用Pajek复杂网络分析法构建村庄等级体系;在村庄分类分级的基础上,明确各类型各等级村庄的发展职能,进而探索其整治潜力。结果表明:1)乡村发展具有异质性,村庄分类分级能够为村庄整治潜力的测算评价、整治区域的优选和时序安排提供有效支撑;2)村域尺度下,研究区可划分为城郊融合类、激活优化类、特色提升类、生态保护类、拆并搬迁类等9种单一或复合类型,结合"中心村-次中心村-一般村"的村庄等级结构体系,可形成"规模-格局-质量"的整治潜力分区;3)研究区占主导类型的为激活优化类,全县可复垦潜力共计627.51 hm^2,可盘活潜力共计17 299.91 hm^2。各类型等级村庄的发展职能、整治潜力及综合整治对策等研究成果可为村镇布局优化重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调控、乡村振兴战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等提供借鉴与参考。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村域多维贫困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治理一直是脱贫攻坚战略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揭示村域农村多维贫困时空分异规律,对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脱贫增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云南省镇沅县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村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模型、Moran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镇沅县109个村的多维贫困程度、空间格局以及主导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镇沅县村域多维贫困程度较高,有55个村处于高贫困水平,空间格局表现为"东西高、南北次高、中心低"的结构特征,即贫困程度较高的村集中于东部的哀牢山区和西部、北部的无量山区,贫困程度较低的村主要集中于以县城为中心的恩乐镇、按板镇东部和古城镇北部地区;空间关联格局研究表明,镇沅县村域多维贫困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集聚特征,集聚的低值中心主要分布在中部恩乐镇和按板镇,集聚的高值中心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振太镇;影响镇沅县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25°坡度以上耕地面积比例、有无出村公交线路、到县政府驻地车程时间、农药使用强度、地质灾害强度、土地流转面积比例、贫困人口比例、年人均纯收入等。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区域优势资源,制定合理且有针对性的扶贫策略。     

多维产业引导的鄂西生态圈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及分区

农村居民点承载了农户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功能,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针对中国农居点分布散乱、经济贫困和功能性弱的现状,开展因地制宜的整理模式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乡村空间重构进程。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是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中的关键要素。现有关于产业与整理模式的研究多强调生产空间的可达性、适宜性与协调性,较少探讨产业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所产生的多维引导与带动作用。该研究面向中国鄂西生态圈农村居民点落后散乱以及生态农业潜力大、水平低的特点,选取鹤峰县邬阳乡为研究区,基于产业引导、统筹协调的思路,从产业发展、生活便利和生态健康3个方面综合评价农居点发展潜力,并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现状水平、产业辐射能力与产业融合潜力3个维度出发,开展顾及产业现状影响与多元发展前景的农居点整理模式识别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试验区整理模式主要包括统筹协调发展型、产业稳定发展型、产业辐射带动型、产业融合引导型和产业调整培育型5种,在空间上以邬阳村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分布,存在多样化的未来发展格局。差异化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是确保其实际落地的关键,该研究通过结合地域特征及区域规划,构建的多维产业引导下的农居点整理模式及分区,对创新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