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小累计阻力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化研究

农村居民点的现状适宜性评价是进行整治优化的基础,合理的整治范围为居民点的优化提供迁村合并的具体方案。以伊犁河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研究区,结合研究区实际地形特点,综合运用最小阻力模型、GIS空间分析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构建了基于察县居民点的整治阻力及现状适宜性评价体系,并且将获得的察县综合累计阻力面与居民点现状适宜评价结果叠加,确定察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结合加权Voronoi图进行居民点的整治分区。结果表明:地势较陡且距大型水系越近的区域整治阻力越大,居民点现状适宜性越低。通过对居民点进行整治分类,对重点发展、内部改造、建议保留和迁移合并4种不同的整治分区进行初步整合,进而对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进行合理的引导,为农村居民点的整治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Topsis和矩阵法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分区研究

深入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是改善山区生活质量、加快山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为例,在村级尺度上建立了基于topsis法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和紧迫性评价模型,并运用时间管理优先矩阵法对评价单元进行整治优先级的划分,最后结合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实践将郧阳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划分为优先整治区、次先整治区、后先整治区和暂不整治区四个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适宜性和紧迫性呈现区域差异,并且在村级尺度上的区域差异较乡镇尺度上明显,这表明在村级尺度上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更加合理;（2）通过耦合整治的适宜性和紧迫性来划分的农村居民点四级整治时序分区更符合山区整治实际,对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迭代评价法的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与整治策略

科学进行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对实施农村居民点整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该文以河南省新郑市为例,研究了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的方法和分区整治策略.基于中心地理论,设计了农村居民点理想布局模型,在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迭代评价的方法,设计了程序算法,利用Python语言和Arc Py类库实现了软件工具开发.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设计的理想村庄布局模型参数为:村庄之间的标准距离2.5km,最大耕作半径为1.44km,聚落腹地面积541.27hm2.新郑市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综合分值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非均匀分布,而迭代评价结果呈现出相对均匀的分布,利用该结果进行村庄布局优化更加合理.进行村庄优化布局,设置了17个中心村,103个基层村,其余为拆迁村,并将拆迁村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和规划引导型2类,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提出了对应的整治策略.研究结论认为,农村居民点迭代评价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加科学合理,该结果通过规划引导,可实现农村居民点的合理演化,该文的方法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考虑耕地利用条件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及利用对策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措施,耕地对未来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农业生产功能的发挥十分重要。选取具有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地貌特征的子长县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居民点图斑为研究单元,基于核密度估计、GIS空间分析、多因素综合评价等方法,结合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耕地利用条件及两者的空间组合特征划分4种整理区域并提出了差异化的土地利用对策。结果表明:集聚发展区应引导农户的集中居住,加强耕地的规模化利用;内部改造区应立足于自身的挖潜,加强土地的综合整治,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的便利性,并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耕地质量;合并组建区应引导农村居民点跨界迁移和撤并,并引导耕地的集中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生态迁移区农村居民点应采取整体搬迁的形式进行整理,耕地利用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分区结果和差异化利用对策对于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布局和耕地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AVC理论的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及分区管控

对农村居民点现状的正确认识和变动趋势的科学判断,是合理调整村镇布局、规划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本文以大同市南郊区农村居民点为评价单元,利用AVC理论构建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采用专家咨询法设置、筛选评价指标;利用主成分方法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重;应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各指标得分值,得到农村居民点的吸引力、生命力和承载力评价值和其适宜性综合值,并对研究区进行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将该理论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结果更加优化和合理,验证了该理论的实用性。研究结果可为区域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提供有益探索和科学支持。该研究从景观与旅游角度为土地利用分区的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基于"门槛-供需"耦合视角的县域农村生活可达性评价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活设施布局优化对乡村发展、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农村可达性研究中评价对象与视角单一等问题，考虑四类生活设施，采用"面向服务需求的等时线分析方法"与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从"门槛"与"供需"角度分析高安市农村生活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提出一种基于耦合视角的可达性分区模式，并探讨农村生活可达性的驱动机制与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从最低时间成本来看，农村学前教育、大病就医、物流快递、文体活动均存在较大障碍，城乡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显著。2）从供需关系来看，教育资源与人口形成相对平衡的区域供需关系。部分乡镇中心医疗设施供给高于城区，商业与文体的供给普遍具有明显的城镇偏向性。3）基于"门槛-供需"耦合视角的农村可达性分区将高安市按四类设施分为高门槛-低供给、高门槛-高供给、低门槛-低供给、低门槛-高供给四种可达区和不可达区。农村生活可达性受空间阻抗与供需关系的影响，可从空间关系调整、生活设施与道路建设、生活服务服务要素流动三方面进行优化。研究可为县域农村生活设施、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多维产业引导的鄂西生态圈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及分区

农村居民点承载了农户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功能,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针对中国农居点分布散乱、经济贫困和功能性弱的现状,开展因地制宜的整理模式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乡村空间重构进程。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是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中的关键要素。现有关于产业与整理模式的研究多强调生产空间的可达性、适宜性与协调性,较少探讨产业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所产生的多维引导与带动作用。该研究面向中国鄂西生态圈农村居民点落后散乱以及生态农业潜力大、水平低的特点,选取鹤峰县邬阳乡为研究区,基于产业引导、统筹协调的思路,从产业发展、生活便利和生态健康3个方面综合评价农居点发展潜力,并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现状水平、产业辐射能力与产业融合潜力3个维度出发,开展顾及产业现状影响与多元发展前景的农居点整理模式识别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试验区整理模式主要包括统筹协调发展型、产业稳定发展型、产业辐射带动型、产业融合引导型和产业调整培育型5种,在空间上以邬阳村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分布,存在多样化的未来发展格局。差异化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是确保其实际落地的关键,该研究通过结合地域特征及区域规划,构建的多维产业引导下的农居点整理模式及分区,对创新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     

基于规划导向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各种类型的规划分区不仅影响区内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模式和发展方向,而且它们的外部“溢出”效应对于周边农村居民点同样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统筹考虑城市、产业、交通、生态规划外部性特征,建立规划导向度分析指标体系,定量分析相关规划的外部性对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发展的影响,并划分规划导向区和限制发展区;在此基础上,结合顺义区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实力,将全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高度实力、中度实力和低度实力3个类型,并与规划导向度分析结果相结合划分出4类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区;最后根据各整治规划区内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实力分别提出相应的整治途径和发展模式。结果表明,基于规划导向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可以充分利用规划分区的外部性和自身社会经济实力,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编制城乡统筹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昌黎县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评价与分区

改变农村居民点低效利用的现状,可以对其布局实施空间重构优化,能够促进各项要素在农村地域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并使农村和农业自觉适应并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促进城乡协调联动发展。该文以昌黎县为例,利用GIS手段提取评价单元并进行空间数据的采集和矢量化。充分考虑不同指标组合对评价目标和评价方向的差异影响,并规避相关案例研究中综合分值法的使用对评价指标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考虑不足,融合了分层次评价和综合分值法2种方法,构建出两步评价法,实现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重构分区的评价。两步评价法:1)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指标体系及多逻辑条件评价标准,实施分层次评价,剔除禁建区并得到农业产业优势、居民点整治潜力及迁聚条件、居民点综合经济和区位条件分级结果。2)选择判别评价法,结合并继承第1步评价结果,建立重构判别准则,进行昌黎县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分区,并将昌黎县宜居评价结果与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分区图叠合,调整并完善昌黎县居民点空间迁聚规划方案及策略。该研究结果将昌黎县分成优农区、优城区、分流区和低保区,分区提出迁聚重构策略,并结合昌黎县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构建了"昌黎县城—一级小城镇—二级小城镇—新农村社区"的空间发展格局,针对昌黎县居民点迁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该方案有利于加快昌黎县"十二五"和"十三五"社会发展规划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推动该县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因地制宜的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思路。     

基于区位势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分区与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该文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势理论,从区位角度对农村居民点开展定量研究,提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的概念,分析影响区位势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模型,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以居民点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为表征量,采用 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分区,并对居民点采用不同整治模式.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运用该技术方法对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研究结果体现了影响农居点用地发展的各项因素和现势性,符合当地实际,在土地整治规划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和实用.该研究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开辟了一条途径.     

基于"三生"空间优化的城乡交错区土地整治功能单元划定

为提升城乡交错区土地整治精细化管理水平,统筹发挥空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开展土地整治功能单元划定研究。该文明确了土地整治功能单元内涵,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根据"明确功能区—确定评价单元—评价单元功能—确定功能单元"的划定思路,综合运用图层叠置法、区位商法、特尔斐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距离法,确定了5类整治功能,共计54个土地整治功能单元:1个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类、3个产业园区节地类、28个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类单元集中分布在北部,17个城镇更新类单元集中分布在南部,5个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类单元分散在中部和北部。通过单元划定指导整治工程有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空间优化功能可得到充分发挥:空间结构有效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将增加975 hm~2,3 061 hm~2乡村生活空间和308 hm~2城镇生活空间将得到改善,617 hm~2的集体产业园区将完成改造升级;空间发展质量得以保障,农田提高1.4个等级,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约提高3.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面积将年均降低8%。结果充分体现了海淀区"三生"空间优化的差异化需求,可为基于功能导向的土地综合整治差异化设计提供方法借鉴。     

基于SWOT分析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农村土地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缓解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湖北省郧县为例,引入SWOT战略分析模型,形成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矩阵,并深入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基于以上4个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根据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四边形重心分布来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和整理策略。结果表明:Ⅰ级整理区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统筹发展;Ⅱ级整理区应积极筹措整理资金,注重中心村规划与建设;Ⅲ级整理区应重点对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进行优化,提高土地利用率;Ⅳ级整理区不宜进行大规模整理,只需有步骤地对闲散土地进行整理。该研究为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整理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科学依据。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实践

为丰富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该文综合论述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     

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为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新农村建设实践。该文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为例,在乡镇规划调控的前提下,按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城镇化型,位于扩展边界范围外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非城镇化型。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未来演化方向而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3大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据此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为综合发展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迁村并点扶持型3类。结果表明,可可以力更镇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的农村居民点6个,面积15.29 hm2;综合发展潜力型46个,面积178.28 hm2;原地整治保持型53个,面积189.20 hm2;迁村并点扶持型40个,面积141.22 hm2,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提出较为具体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符合可可以力更镇实际情况,能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整治提供新的思路。     

考虑农村建筑安全性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界定及估算方法研究

目前推广运用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不能测算危房改造潜力,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该文首先从农村居民点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定义出发,运用推理分析法重新界定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然后根据研究区居民点空心化成因,提出了基于居民点用地分类的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居民点用地分为3级,一级依据用途分为5类,二级依据建筑设施安全性分为安全、不安全、无使用功能3类,三级依据利用状况分为使用、闲置、废弃3类;将不安全、无使用功能的二级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中的未利用地和边角地定义为整理潜力,并将用于居民点用地的潜力定义为改善生存条件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土地利用扩展潜力,再根据整理的难度,将不安全使用类用地的潜力定义为难实现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易实现潜力;最后运用该方法测算了下吐京村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结果表明:该村有居民点整理潜力10.66 hm~2,改善生存条件潜力0.76 hm~2,土地利用扩展潜力9.90 hm~2,易实现潜力8.19 hm~2,难实现潜力2.47 hm~2。该文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危房改造潜力,依据测算结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实现农村危房改造和空心村整理。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优化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优化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该文在对引力模型修正的基础上测算了农村居民点与最近城镇之间的作用引力。同时,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潜能的测算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根据修正后的潜能模型,计算出各农村居民点的潜能值。在得到引力值和潜能值的基础上,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优化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4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