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户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分析与启示

研究西部农户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对科学合理地制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基于耕地面积建构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计量模型,利用西部省区2005—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农户耕地保护生态外部性价值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农户在保护耕地过程中向社会无偿提供的生态外部性价值量平均为8 174元/（hm²·a）,各省区农户贡献的耕地生态外部性年价值量具有不确定性、区域差异性,整体上呈增长变化。因此,从西部区域角度建立西部农户耕地生态外部性价值的补偿标准与机制具有必要性、可行性。     

农户休耕意愿与不同模式的补偿标准——以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为例

农户是耕地利用主体,研究其视角下的休耕意愿和不同模式的受偿标准,对政策推行有实际意义。以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为例,调研走访农户分别得到81份和148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机会成本法和受偿意愿法等,研究了农户休耕意愿和不同模式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超过50%受访农户休耕意愿依补偿而定,两区域调整种植结构模式的接受度均高于减少灌溉次数模式。考虑到粮食安全,黑龙港地区调整为种植春玉米,水资源补给性较好的太行山北麓平原实行减少灌溉次数方式;（2）不同模式下两区域农户受偿意愿值均高于机会成本值。建议种植春玉米时补偿标准为7 500元/hm²,减灌时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补偿标准分别为灌溉1次下2 504.7元/hm²,2 126.4元/hm²,灌溉2次下1 252.35元/hm²,1 063.2元/hm²。本研究从农户视角对休耕政策进行了反馈,提出不同模式下的补偿标准,为休耕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耕地综合价值视角下武汉城市圈耕地保护补偿标准

以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域,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视角,从耕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构建耕地综合价值衡量体系,对耕地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武汉市耕地补偿标准最高,达2 341 182.56元/hm²,其次是黄石的1 468 146.23元/hm²,其他城市介于100~142万元/hm²,最低的是天门,仅为925 460.46元/hm²;（2）从耕地补偿标准的价值构成来看,耕地的生态价值所占比重最大,社会价值所占比重次之,经济价值所占比重最小,耕地提供了大量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城乡收入差距与耕地非农化的关系研究——基于耕地库兹涅茨曲线扩展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利用1998-200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证实城乡收入差距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耕地库兹涅茨曲线关系,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加剧耕地非农化,还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耕地非农化速度减缓的拐点的延迟出现。指出只有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土地用途管制与建立相应的补偿制度,才能切实保护好耕地。     

基于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与检验

为了科学评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构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分析和检验一体化的方法体系,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生态社会效益属于一种纯粹的、具有正外部性和私人(主要为农户)联合提供的混合类跨区域性公共物品,可以运用CVM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2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较大程度地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农户和城镇居民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度的高低是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户支付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3基于CVM测算出的焦作市耕地整体外部性为1.91亿元·a-1,耕地保护外部性为993.7元·hm-2·a-1,该测算结果可作为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的最低标准。4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是CVM理论、方法和实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问卷设计优化、预调查、问卷内容修正、合理的询价方式、不同估算方法的对照分析、同一方法重复试验等手段进行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CVM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高。     

基于生态足迹变化的盐城市麋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定量研究

利用RS和GIS相关技术分析保护区的1988年、1998年、2008年近20 a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相应生态承载力变化和空间分异特征,结合生态足迹效率对生态补偿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保护区成立以来土地利用相对稳定,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草地、水域和滩涂湿地。1988年、1998年、2008年保护区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为1.638 4 hm²/人、1.710 9 hm²/人、1.801 2 hm²/人,生态足迹效率分别为669元/hm²,2 779元/hm²,8 382元/hm²。以2008年度保护区的生态足迹效率和生态农业足迹效率为基准,综合直接收益损失补偿、基于生态承载力的静态评价补偿和动态评价补偿分析,比较合适的补偿标准为户均补偿3 572.52元/a、人均补偿1 180.51元/a。以期在江苏沿海大开发的背景下,为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生态补偿提供合理的参考模式,引导滩涂资源生态补偿的科学进行,促进盐城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可持续发展。     

基于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与检验

为了科学评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的基础上,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构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分析和检验一体化的方法体系, 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 ①耕地生态社会效益属于一种纯粹的、具有正外部性和私人(主要为农户)联合提供的混合类跨区域性公共物品, 可以运用CVM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②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较大程度地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农户和城镇居民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度的高低是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户支付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基于CVM测算出的焦作市耕地整体外部性为1.91亿元·a^-1, 耕地保护外部性为993.7元·hm^-2·a^-1, 该测算结果可作为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的最低标准。④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是CVM理论、方法和实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通过问卷设计优化、预调查、问卷内容修正、合理的询价方式、不同估算方法的对照分析、同一方法重复试验等手段进行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CVM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高。     

1990—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耕地资源分布变化特征与驱动机制

探索淮河生态经济带耕地资源分布变化特征,可为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规划和决策依据。基于1990—2020年遥感影像数据,利用空间探索、统计分析等方法,揭示该区域耕地资源在过去30年的时空分布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并进一步对2030年土地利用进行情景预测。结果表明：1)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结构以耕地为主,平均占比为68.70%;近30年来研究区耕地面积剧烈缩减8.63×10⁵ hm²,年均减少2.88×10⁴ hm²,其中旱地减少占耕地总减少量的81.69%;耕地的流失主要在于建设用地的侵占。2)耕地资源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以淮河为分界线集聚分布,呈现“东南水田、西北旱地”的典型分布特征。3)耕地资源分布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粮食产量、人口等社会驱动力;生态驱动力各要素对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则相对较为稳定。4)自然发展情景下,2030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110 011 hm²,在积极的耕地保护情景下,耕地面积将显著增加529 309 hm²     

基于公平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

[目的]基于公平视角量化2011-2018年东北地区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和优先级,为东北地区耕地生态保护提供理论指引。[方法]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发,在对耕地生态补偿行为和标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当量因子和水足迹模型。[结果]①东北地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在2011-2018年,各省份均出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②在剔除耕地经营者自身消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结合不同地区支付能力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近几年较之前偏低,2018年的额度分别应为5.73×10¹⁰,3.13×10¹⁰,1.33×10¹⁰元。③考虑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补偿优先级由高到低分别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应当率先向黑龙江省支付耕地生态补偿。[结论]在今后进行耕地生态补偿时,要科学合理地测度补偿标准并健全跨区域补偿机制。     

基于资金盈亏平衡的江苏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研究

[目的]基于资金盈亏平衡视角对江苏省进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系统性研究,为耕地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借鉴。[方法]尝试将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纳入耕地保护补偿分区的影响因素,运用补偿标准调整耕地需求量进而倒推补偿分区,测算资金在区域内封闭运行时各地区耕地保护补偿或受偿金额。[结果](1)2010年江苏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为5.685元/(m2·a)(包括耕地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补偿标准),江苏省各省辖市可划分为5个耕地赤字区与8个耕地盈余区,省内资金盈亏平衡时耕地赤字区5市应向耕地盈余区8市支付补偿金额3.78×1010元;(2)一般而言,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多为耕地赤字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多为耕地盈余区。[结论]中国应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同时应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基于RS和GIS的杨凌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基于杨凌区1989年土地利用现状图、2004年和2010年拍摄航片目视解译后分别于2007年和2013年的实地核查数据,在ArcGIS 10.0支持下建立3个时期土地利用信息数据库,同时采取多主体访谈调查了233户农户家庭土地利用和经济收入情况等资料,分析了该区域24 a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989—2013年杨凌区农用地面积减少2 351.36 hm²,建设用地增加2 113.91 hm² ;农用地的减少主要以耕地为主,减少的耕地主要流向建设用地,其次在农用地内部向果园、苗圃和养殖用地转移;耕地内部结构也从粮食作物用地转移至设施栽培用地。杨凌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驱动力为政策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国家给予“农科城”特殊区位的优惠和扶持政策,直接引导了土地流转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宏观变化;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受经济利益驱使,也使土地利用由低值向高值转移。农业用地变化总体上处于衰退期,耕地的衰退问题突出,要保持“农科城”的特殊地位,需要科学地协调保护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间的关系。     

黑龙江明水县耕地质量综合评价

耕地质量评价是改善农田质量状况、提高耕地生产能力的基础,是基本农田保护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前提。在深入剖析耕地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从质地、土层、气候、地貌、农田基础设施和规模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模型、模糊聚类及GIS技术,从地块、乡、县三个尺度评价该县耕地质量及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自然等别中,一类地面积12 832.17 hm²,占8.89%;二类地面积111 269.06 hm²,占77.05%;三类地面积20 301.55 hm²,占14.06%。该县耕地总体质量一般,西部基本为二类地,东部主要为三类地。综合等别中,一类地面积60 794.01 hm²,占42.10%;二类地面积56 950.72 hm²,占39.44%;三类地面积60 794.01 hm²,占18.45%,一类耕地面积比例比自然质量耕地面积比例提高了33.21%,说明耕地质量提升潜力较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作用显著。     

粮食生产核心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

[目的]剖析粮食生产核心区内不同类型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差异,为制定相关差异化政策,引导农户加强对耕地的监督和保护提供支持。[方法]选择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省周口市为样本点,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与乡村参与性评估法(PRA)对各类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进行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1)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兼业程度的加深,各类农户对耕地重要性和多功能性的认识、时间投入偏好、对耕地保护前景的信心、对农业污染的防范都呈现出:缺失型(Ⅰ)基本型(Ⅱ)自然资产型(Ⅲ)人力资产型(Ⅳ),得到补偿后参与意愿、追加补偿到耕地的意愿、定期施用有机肥或采用过测土配方施肥、制止他人破坏耕地的比例都呈现出缺失型(Ⅰ)基本型(Ⅱ)自然资产型(Ⅲ)人力资产型(Ⅳ)。(2)影响各类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因素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各自差异。相同因素包括户主文化程度、投入偏好、补偿意愿。户均年龄高,家庭劳动力少的缺失型农户影响因素还包括户主年龄、务农人数、补偿方式;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型农户影响因素还包括家庭毛收入、经营土地面积、耕地破碎度;从事短期兼业且非农收入较高的自然资产型农户影响因素还包括非农收入比、粮食种植经济效益、农户兼业;长期居住城镇,较少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产型农户的影响因素还包括耕地经济区位、当期粮食价、政策性补偿方式。[结论]农户作为耕地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其认知与行为很大程度决定着耕地保护的成效。     

基于耕地保护价值空间特征的非农化区域补偿方法

耕地资源是中国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保护耕地资源是国家重大战略。基于耕地价值评价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耕地保护价值进行测算,通过定量刻画耕地保护价值空间特征,并建立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模拟,以期为耕地保护与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机制构建提供创新性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资源保护价值地区差异明显,最高为北京市,达185.21万元/hm~(2),最低为青海省,为44.61万元/hm~(2),两者相差近4.2倍。2)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单位面积耕地保护价值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价值呈现出东北及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社会价值中西部区域较高,主要受人口、耕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生态服务价值整体呈现出北部及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3)根据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机制,中央政府作为耕地保护主体之一,2012年需向各省（市、自治区）支付耕地社会稳定与生态服务价值26764.068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5.15%;上海、安徽、广东、广西、宁夏减少的耕地保护收益与耕地非农化补偿支付成本总额分别达10.907亿元、10.283亿元、74.680亿元、66.495亿元、8.529亿元。基于此理论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耕地保护博弈过程中,耕地非农化成本收益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这也是耕地资源保护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市场配置管理转变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石家庄市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为研究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对石家庄市1999—2009年的耕地资源面积与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以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结果表明:（1）石家庄市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从动态角度看,在短期内经济发展会引发耕地数量的减少,控制耕地数量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从长期看,经济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耕地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减弱。（3）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耕地数量对经济指标预测方差的贡献率较大,尤其对人均GDP、第二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第3期之后都超过了75%;经济指标对耕地数量预测方差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最小,仅在1%左右。因此建议从提高经济效率、加强耕地保护、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等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岷江上游山地森林－干旱河谷交错带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土壤有机碳储量

生态交错带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敏感区域,因而对生态交错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有机碳的研究,可为生态交错带土地利用和有效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岷江上游山地森林－干旱河谷交错带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和有机碳储量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大小顺序为天然川滇高山栎次生林（104.15±4.84t/hm²）>灌木林地（100.84±2.43t/hm²）>灌丛地（97.35±15.21t/hm²）>经济林（85.16±10.58t/hm²）>人工刺槐林（70.78±12.43t/hm²）>农耕地（56.56±7.21t/hm²）;农耕地转变为人工刺槐林和经济林后,其土壤有机碳储量分别增加了25.13%和50.56%;人为干扰以及交错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其叠加效应是导致岷江上游山地森林－干旱河谷交错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有机碳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