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评价——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目的]分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水平,以弥补已有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诊断中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不足。[方法]在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制度、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构建了社会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南京市江宁区良田建设工程社会风险进行评价。[结果]江宁区良田建设工程总体社会风险介于第三级"风险中等"和第四级"风险较小"之间,但更接近第三级,说明工程开展的社会风险程度不高,在当地不会造成大的社会不稳定,但对于存在的社会风险仍然需要加以防范。[结论]为了进一步规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带来的社会风险,应该从完善整治目标、健全公众参与、强化工程监管和科学评估风险4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事业的健康有效开展。     

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点领域与基本方向

该文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为切入点,探讨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面临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进一步梳理和明确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基本方向、战略重点。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将进入较为剧烈、各类矛盾较为突出的关键时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应立足农村、联动城乡,搭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平台。以农用地整治及宜耕土地开发为先导,以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为战略重心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研究重点领域和核心内容。同时,基于农村土地整治多功能性,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的多区域、多尺度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影响过程及其效应研究。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农村土地整治的全过程,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要求为目标,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前提,以集中连片推进为手段,开展多目标土地综合整治是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基本方向。并应加强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涉及的资金筹措与权益分配、资源环境效应及其整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探索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方向

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国资部针对城乡统筹政策提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通过综合治理,解决了当前农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基于此,分析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模式,进一步提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具体实施对策,旨在为促进农村土地规范治理、充分发挥土地经济价值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能值分析方法的农村土地整治效益评价

为了科学地评价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借助能值分析方法,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方面入手,构建由3个社会效益评价指标、3个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和4个生态环境效益评价指标组成的土地整治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北省太行山山前平原项目为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值分析方法的引入为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项目实施后,所选取的5个项目区的综合效益均比整治前有所提高;5个项目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充分说明了能值分析方法在这一领域中的适用性和灵活性.通过对整治项目实施后的效益进行评价,能够为政府在制定决策时提供科学依据,达到各方面协调、统一发展的目的.     

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标准与评估

为判别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从土地整治应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并提高耕地产能、增强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经济活力与社会可接受性4个方面提出了判别标准。并依此为准则,采用理论分析与专家咨询的方法,构建了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估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并以山东省东明县小井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案例研究结果显示:土地整治前可持续性综合分值为63.20,整治后分值为80.55,可持续性等级由勉强持续上升为中等持续;4项因素的分值分别由21.77、5.61、14.46、21.36提高到26.32、8.53、15.95、29.75,说明土地整治对这4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整治决策提供支持。     

贵州省农村土地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

农村土地整治对于保护耕地保、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集约化生产、补充优质耕地和提高土地产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忽视整治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基于此,论述了当前贵州省农村土地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尚未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村级规划与土地整治工作比较滞后、土地整治过程中没有重视生态环境、农村土地在土地开发整理方面存在资金整合问题等,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村土地整治与农业现代化分析

农村土地整治是我国当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环节,也是推动"三农"工作高效开展的必要前提。基于此,阐述了农村现代化发展中农村土地整治作用,从方针政策、投资引导、管理机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等层面入手有效综合整治农村土地,提升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价值,更好地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基于区位势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分区与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该文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势理论,从区位角度对农村居民点开展定量研究,提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的概念,分析影响区位势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模型,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以居民点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为表征量,采用 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分区,并对居民点采用不同整治模式.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运用该技术方法对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研究结果体现了影响农居点用地发展的各项因素和现势性,符合当地实际,在土地整治规划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和实用.该研究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开辟了一条途径.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中国土地整理已经进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阶段,土地整治以其前所未有的项目规模、推广范围和投资力度成为中国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持续深入影响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以项目为载体、以追求耕地数量为目标、以"自上而下"规划管理为模式的农村土地整理普遍存在严重的过程失控和绩效不足的问题。鉴于此,该文应用过程控制和多项目比较思维,以浙江省12个项目作为评价对象,运用物元评价模型对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12个国投项目绩效水平参差不齐,项目之间的差异较大,其中2个项目绩效水平优秀,1个水平良好,3个水平一般,6个水平较差;研究表明影响浙江省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主要原因为田间道路密度较低、防护林林网密度较低、土地利用率改善不大、植被覆盖降低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集合单影响因素分析和过程控制的物元评价模型以及多项目比较的评价思维方法可为中国农村土地整理的政策创新提供科学保障;中国农村土地整理要进一步实施过程控制策略,从项目组织管理过程中寻找绩效改善的空间,理顺制度安排路径。     

基于CW-GRAP模型的随州市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

更科学地评价土地整治综合效益对土地整治战略部署具有重大意义,以湖北省随州市土地整治为例,力图为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研究做有益探索。采用组合赋权法,提高权重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综合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随州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随州市土地整治效益显著,但地区差异较明显,随县土地整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单项效益的关联度分别为0.300 9,0.276 3,0.256 1;广水市土地整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单项效益的关联度分别为0.289 4,0.253 1,0.249 2;曾都区土地整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单项效益的关联度分别为0.270 0,0.248 4,0.269 4;随县、广水市和曾都区综合效益的关联度分别为0.281 4,0.266 6,0.261 8;整体来看,土地整治的生态效益较差,除了曾都区的生态效益略高于社会效益外,其他两地生态效益均滞后与经济和社会效益。CW-GRAP模型考虑了土地整治效益评价的模糊性特征,是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能为鄂西北地区的土地整治效益评价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村庄和农户2个尺度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调查,共获调查问卷748份。在划分农户类型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及其决策因素解析,进而综合农户的自身状况及其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甄别,为制定以人为本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民兼业行为已经成为京郊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其整治意愿的决策因素包括共同型和特定型两类;从生存-经济-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业主导型农户以生存理性为主导,农工兼具型农户侧重于经济理性,非农主导型农户则追求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不同类型农户适宜不同整治模式,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耦合协调度

为促进新时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依据“过程—结果”视角构建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湖北省武汉市和荆门市3个不同类型的产业融合试点村作为研究案例,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产业融合对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均能显著提升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但不同产业融合模式下的土地多功能利用总水平及分项功能水平存在差异;(2)不同产业融合模式下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农户独立经营模式、农业企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下土地利用呈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单一功能特点,“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经营模式下土地利用表现出明显的均衡化、多元化发展趋势;(3)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土地多功能利用耦合协调度缓慢提升,但土地多功能利用耦合协调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基于此,今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应培育多元新型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产品绿色加工业和各具特色的乡村观光休闲产业; 应充分尊重农民意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及其土地利用意愿分析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     

土地整理的效益分析

土地整理效益研究是土地整理理论及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土地整理活动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引起的效应，不仅可以丰富土地整理的理论，而且对规范与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土地整理具有效益的统一性，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国民经济与整理区农户的影响；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环境的影响；土地整理的社会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农村社会环境、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贡献与影响；土地整理的景观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农村景观的影响；而土地整理的综合效益为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景观效益的综合。     

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的模式及实证

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构成严重障碍。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脱贫的目标,并要求采取措施确保这一目标实现。该研究分析了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机制,认为土地整治通过引导外部要素输入和内部潜力发掘,能够有效缓解或消除贫困地区存在的致贫因素。基于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机制分析,该研究将土地整治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即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带动模式和村民自治模式,每种模式有其适用性。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分析了土地整治在促进该省贫困地区脱贫中发挥的平台作用,并以七星关区现代高效农业园区、赫章县平山乡农业园区和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村为案例,实证了前述3种模式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强调,各地在实现贫困地区脱贫目标中,要注意发挥好土地整治的平台作用,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模式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整治的内涵重构与系统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提出的长远战略部署,目标导向十分明确,关键在于选择可行路径。农村土地整治是地方主体对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能动响应,其本质在于协调乡村人地关系,核心内容是调整土地权属和组织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聚焦土地利用问题,以土地整治为切入点,注重激活与整合乡村人口、土地、产业、政策等关键要素,形成"土地利用转型→农村土地整治→乡村空间重构→乡村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的逻辑机制链,可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技术路径。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被赋予新的内涵、价值与功能,实践中需重视土地权属调整和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土地整治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外界持续输入物质要素才能正常运行,客观上要求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基于生产生活可达性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应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点的生产生活可达性。该文从生产生活可达性切入,以农村居民点生产生活可达性作为整治分区和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依据,从生产可达性和生活可达性两方面出发构建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可达性测度方法和指标综合评判法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斑块)生产生活可达性,将其分为I、II、III、IV 4个等级,分别对应发展区、优化区、引导区和拆迁区。根据整治分区并结合实际情况,划分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综合优化模式、辐射引导模式、增减挂钩模式和生态搬迁模式等6种整治模式,并对整治思路和具体做法做了探讨。该研究尝试将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结果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有序整治农村居民点和改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