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

完善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为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物质基础和法治保障，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法治乡村工作中暴露出乡村立法不足并且滞后、乡村执法工作缺乏规范性、乡村司法人才流失、村民缺乏法律知识和信仰等问题。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实现传统乡村和现代法治相结合，运用法治手段为乡村治理提供保障。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社会 治理能力提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保 障。通过加强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挖掘农村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治理资源、完善组织内外部管理机 制、营造农村良好的合作文化氛围为主要对策来解决该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内生动力不足、独立性不够、合作难等问 题,从而更好地将该地区分散的力量和资源组织起来,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当地社会治理能力,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社会心理服务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乡村治理是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社会心理服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助于构建乡村协商民主的长效内生动力机制,增强农民对乡村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增强其参与意识,帮助他们有效应对压力,是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途径与重要体现;有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引领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路径研究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数字乡村的建设占据了核心地位。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中,重塑了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并推动了乡村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变。目前我国乡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阶段,乡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力量对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推动乡村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组织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这对于乡村地区的数字化治理和推动乡村地区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乡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公共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能力不足、乡村数字化治理中的制度尚未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的主动性和热情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无法形成一个协同的乡村数字化治理力量。因此,需要从加强政府主导、培育新型农民和提升基层党组织能力等方面来构建乡村社会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发组建的互助性组织嵌入到乡村治理中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理论基础及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农民合作社自身的内在条件决定了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是必然趋势。分析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方式，从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困境着手，提出通过强化农村合作社自身建设、构建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等方式完善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一步促进农民合作社有效嵌入乡村治理的良性乡村“多元共治”治理结构的形成，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     

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治理共同体构建——基于3个实践案例的启示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要体现为农村由封闭型走向流动型、农民由群体化转向个体化以及治理单元扩大化3个方面,由此相应带来了村治主体空心化、公共精神淡漠化、网络关系陌生化等消极影响,成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困境。针对于此,湖南宁乡大成桥镇"六化社团"、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和湖北秭归"幸福村落"3个地区的乡村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成功构建了乡村治理共同体。3个实践案例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4个方面的启示:注重党建的重要推动作用、注重提升村民的参与深度、注重挖掘传统治理资源、注重引入切合地方实际的激励机制。     

乡村治理内生能力培育研究

内生能力的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新时代背景下，内生能力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 素。目前，国家高度重视乡村经济的内生性发展，使乡村治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关乡村治 理内生能力的培育还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为了从新的视角来促进乡村治理内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别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相结合，从而对乡村治理内生能力的培育进行分析，以期 为我国在乡村振兴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     

我国乡村内生发展研究进展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乡村内生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于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法，对乡村内生发展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内生发展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主流观点认为农民是乡村内生发展的主体，需要对农民的主体性进行重塑；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是一个能力体系，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多维度路径和多元性途径；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对乡村内生发展研究进行展望，认为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乡村内生发展的时空尺度、乡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村内生发展能力建设、乡村内生发展的边界问题、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     

多元共治：乡村全面振兴视野中的农村生态治理新模式

农村生态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是互补互促的关系，前者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后者为农村生态治理提供了绝佳机遇。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多元主体责任缺失：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地方企业生态责任弱化、农民生态环保意识淡漠、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生态治理能力有限。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就要发挥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强化地方企业生态社会责任、提高农民生态主体意识、增强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生态治理能力，使农村生态治理的多元主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构筑符合农村实际的多元共治新模式。多元共治新模式是在对我国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治理模式，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奠定基础。     

内生性发展理论视域下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路——基于两镇果苗产业发展的分析

十九大以来,尤其是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以来,党和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在发展中面临内生动力不足、内生主体发展能力有限、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等现实挑战。因此,基于内生性发展的理论视角,以农村精英为动力中心点,辐射带动普通农民,并适当借助政府等外生力量,在数量上形成“乡村产业内生主体的水花效应”;在质量上,以乡村精英带动内生主体的参与能力;然后再凝聚农村共同体意识以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最后,坚持以绿色发展为新发展理念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由此,不断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助推乡村产业由“供血式”发展向“造血式”发展转变,以期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三圈"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为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基于“三圈”理论视角，以2020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的典型案例为例，分析乡村治理中积分制政策执行在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服务对象精准靶向、执行主体内部再造、利益相关群体外部协作的角度，提出增进村民的价值认同、加强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能力建设、寻求社会力量的行动支持等措施，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积分制政策执行网络，以提升积分制政策的执行效果，推动积分制政策在乡村治理中的长久运行。     

乡村振兴的实践方式及经验启示——基于鄂尔多斯市林原村的个案研究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鄂尔多斯市树林召镇林原村作为乡村建设发展的典型代表，建立了以资金互助社、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以及消费合作社为主的村社共同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推动了农村资源交易；通过一组两会协商自治模式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完善了党对农村发展的全面领导。还通过一村四社、一组两会等组织形式，实现了村民集体的财权、产权、事权及治权的统一，全面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林原村的乡村振兴成果不仅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还可以为我国其他农村地区乡村建设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基于河北省唐山市的调研分析

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逐步展开,乡村多元共治模式兴起,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有益载体。以河北省唐山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研究样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梳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人力资源、农民参与、政府指导、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困境。同时,提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需要强化人才培育,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加强法治建设,大力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政策法规;加强重视程度,形成乡村治理更为强大的工作合力;加强自身建设,在乡村治理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选择和实现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着共同体意识缺失、主体功能模糊和机制有待创新等困境,应通过培育共同体意识,明确多元主体的职责权限和完善治理机制等方面探索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联结各个治理主体的作用,有效扩展了乡村治理的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着重探究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网络建立、治理效率,多元主体参与规范性等方面的积极效果;发现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法律法规保障、有效监管、发展动力等问题,提出构建制度化管理体系、加强监管与监督体系建设、构建人才引进机制等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与可行性路径——以齐鲁样板吕艺公益项目为例

社会组织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中理应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存在现实困境。为了推动社会组织发挥更大力量促进乡村振兴，以吕艺公益项目为例，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齐鲁样板吕艺公益项目的实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等内容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面临政策支持不足、筹资能力偏弱、专业人才匮乏以及创新意识不强等方面的困境；以此提出“产业帮扶-生态治理-人才支撑-文化弘扬”的实现路径。     

区块链嵌入乡村治理:优势、困境与对策——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思考北大核心

区块链嵌入乡村治理赋予乡村以新的生机和未来,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又一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区块链技术具有可信性、透明性、不可篡改、可溯性以及整合性等特点,优化基层治理流程,满足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要求。在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具有构建协商协作平台,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打造全面信息系统,促进治理过程透明化;创新精准识别机制,实现治理行动高效化等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困境,诸如技术体系及配套建设不完善、相关法规及政策制度不健全、技术人才储备及其技能不足,阻碍了区块链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为推动区块链嵌入乡村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有以下对策:构建区块链技术应用体系,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打通人才培养路径,增强人才吸纳能力。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