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RAP和EST-SSR分析香椿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利用SRAP和EST-SSR标记技术对中国9省10个香椿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进行了分析,试图为香椿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结果表明,33对SRAP标记共扩增出167个多态性位点,平均每对引物产生5.06个多态性位点;45对EST-SSR引物共检测到221个多态性位点,平均每对引物检测到4.9个多态位点;所选香椿居群的等位基因数和期望杂合度（EST-SSR,Na = 2.3506,He = 0.4632）及Shannon’s信息指数（SRAP,I = 0.6140;EST-SSR,I = 0.6752）较高,表明中国香椿资源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居群间的遗传分化系数（SRAP,Gst = 0.3124;EST-SSR,Fst = 0.2462）表明所研究的香椿资源分化程度较高;聚类结果显示,10个香椿居群可分成3类,其中衡水、泰安和太和居群为一类,成都、昆明、武汉和汝阳居群为一类,德州和泉州居群聚为一类,南京居群的结果因两类引物略有不同;香椿居群间的遗传距离与实际的地理距离相关性不显著。     

新疆天山地区弯刺蔷薇居群遗传多样性AFLP分析

对新疆天山地区弯刺蔷薇（Rosa beggeriana）居群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采用8对AFLP分子标记在5个居群中共检测到191个位点,其中多态性位点47个;各居群平均多态位点百分率为22.72%,Nei's基因多样性指数和Shannon指数分别为0.0904和0.1319,表明弯刺蔷薇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各居群遗传分化系数为0.1333,基因流为3.2513,表明居群间具较高的基因交流,遗传分化水平低,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内。遗传相似度和聚类分析显示,各居群间遗传一致性很高,遗传距离较近,亲缘关系较近,并基本上依据地理距离进行聚类。通过与其它野生蔷薇比较分析发现,环境差异对于弯刺蔷薇居群的影响并不明显,其遗传多样性水平相对于其他物种较低,居群间的基因交流频繁,且遗传变异相对较小。     

中国野生白灵菇遗传多样性的SCoT 分析

 对来自新疆裕民、托里、青河等3个县的63株野生白灵菇（Pleurotus eryngii var. tuoliensis）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SCoT分析。9条SCoT引物共产生147条带,多态性条带比率为92.52%,平均多态性条带数为15.11。总样本的Nei’s基因多样性指数为0.261,Nei’s遗传一致度0.612 ~ 0.932,平均为0.772,这表明中国野生白灵菇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聚类分析和主坐标分析结果高度相似,几乎将供试样本完全按地理分布划分为3大类群,表明野生白灵菇的遗传多样性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遗传距离分析表明,3个居群中,裕民居群与托里居群的亲缘关系最近,遗传距离为0.086;托里居群与青河居群的亲缘关系最远,遗传距离为0.156。相关性分析表明,遗传距离与直线地理距离和经向地理距离均不存在相关性,而与纬向地理距离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三叶悬钩子自然居群遗传多样性的ISSR 分析

 利用ISSR分子标记对云南特有植物三叶悬钩子（Rubus delavayi Fanch.）的12个居群共248个个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16个ISSR引物共扩增到199个位点,其中185个是多态性位点,占92.96%。三叶悬钩子居群具有很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在物种水平上平均每个位点的多态位点百分率（PPB）为97.99%,有效等位基因数（A_e）为1.427,Nei’s遗传多样性（H）为0.267,Shannon’s多态信息指数（I）为0.417;在居群水平上PPB为62.10%,A_e为1.289,H为0.177,I为0.275。居群间基因分化系数G_st = 0.3351,与AMOVA分析的居群间遗传变异量占总量的33.03%相近,说明三叶悬钩子居群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居群间遗传分化占总遗传变异的33.51%,居群内的遗传变异为66.49%,基因流（N_m）为0.9923。通过Mantel检测,居群间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不存在相关性。UMPGA聚类分析和二维主成分分析（PCA）结果一致。导致居群内高遗传变异水平原因主要是有限的基因流,而居群间较低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可能与生态破坏和生物入侵有关。     

珙桐遗传多样性的AFLP 分析

 采用7对AFLP引物对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 Baill.）的6个天然居群和2个人工居群的229份材料进行扩增,共检测到100 ~ 500 bp的位点506个,其中多态性位点488个,多态性位点百分率96.44%;各居群多态位点百分率为52.77% ~ 79.25%,平均为67.00%。在物种水平上,珙桐的Nei’s基因多样性H_s = 0.3429,Shannon’s遗传多样性信息指数I = 0.5107。而居群水平上,各居群的Nei’s基因多样性介于0.2229 ~ 0.3389,各居群的平均Nei’s基因多样性H_s = 0.2748,各居群Shannon’s遗传多样性信息指数（I）介于0.3219 ~ 0.4877,平均Shannon’s遗传多样性信息指数I = 0.3995。居群间基因间分化度（G_st）为21.60%,基因流N_m为1.8。说明珙桐的遗传多样性较高,这8个居群间存在一定的遗传分化和基因流动,但遗传分化主要存在于居群内。在珙桐与其变种光叶珙桐之间未找到差异标记。     

基于SSR 标记的四川野生中国樱桃遗传多样性和居群遗传结构分析

 采用SSR 分子标记技术对四川野生中国樱桃5 个居群共133 株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及居群的 遗传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0 对SSR 引物共检测到78 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位点等位基因7.8 个。 Nei’s 基因多样性指数（H）为0.6112 ~ 0.6689,Shannon’s 信息指数（I）为1.1984 ~ 1.3786。基于分子方 差分析（AMOVA）,92.53%的变异来自居群内,7.47%的遗传变异来自于居群间。居群间遗传距离（GD < 0.2416）、遗传一致度（GI > 0.7854）、遗传分化指数（Fst = 0.0844）以及较强的基因流（Nm = 2.7125）均 表明居群间的遗传分化水平较低,居群内存在显著近交现象（Fis = 0.3986）,且居群在大多数位点上偏离 Hardy-Weinberg 平衡。基于上述结果,分析讨论了居群较高遗传多样性和居群间较低遗传分化形成的可能 原因,并提出野生中国樱桃的保护利用策略。     

广西野生濒危植物掌叶木遗传多样性的ISSR与SRAP分析

采用ISSR和SRAP技术对中国野生濒危植物掌叶木[Handeliodendron bodinieri（Lévl.）Rehd.]的5个野生居群的95份材料进行分析,10条ISSR引物共扩增得到114个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68个,多态性条带百分率（PPB）59.65%,掌叶木在物种水平上的Nei’s基因多样性（H）为0.1817,Shannon’s遗传多样性信息指数（I）为0.2792;观测等位基因数（Na）为1.5965,有效等位基因数（Ne）为1.2984,居群间基因间分化度（Gst）为35.17%。15组SRAP引物共扩增出292个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269个,多态性条带百分比为92.12%,物种水平上,掌叶木的Nei’s基因多样性（H）为0.3171,Shannon’s遗传多样性信息指数（I）为0.4758;观测等位基因数（Na）为1.9212,有效等位基因数（Ne）为1.5380,居群间基因间分化度（Gst）为23.17%。结果显示两种标记均能检测到掌叶木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掌叶木不同居群间存在一定的遗传分化和基因流动,但遗传分化主要存在于居群内。     

滇西北地区5种羊肚菌遗传多样性的ISSR分析

以滇西北地区11个羊肚茵居群56个羊肚菌样品为研究材料,应用ISSR分子标记方法,进行了遗传多样性与亲缘关系分析。结果表明,11个多态性ISSR引物对全部试验样品进行PCR扩增,共获得88条稳定的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70务（占79．55％）。应用软件POPGENE32分析得出11个羊肚菌居群间遗传距离的变化范围在0．1715～0．4853之间,相似系数的变化范围在0．6155～0．8424之间。遗传分化分析表明,61．35％的变异存在于居群间,38．65％的变异存在于居群内。对56个羊肚菌样品进行分子系统聚类分析（UPGMA）将资源分为三大组,对11个羊肚菌居群进行亲缘关系聚类分析将居群分为两大类群,聚类结果与地理距离有明显的相关性。     

野生天门冬遗传多样性的ISSR分析

通过ISSR技术对19个野生天门冬居群共67个个体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用13个随机引物共扩增出125条清晰条带,其中92条具多态性,平均多态性位点比率为73％,建立了不同居群的ISSR标记;Nei's基因多样性指数H=0.19,Shannon,s多样性指数I=0.30,遗传分化指数Gst=0.8206.聚类分析表明,青海、云南和贵州省的5个居群聚为一大支,其它居群为另一大支.野生天门冬种内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间;ISSR标记可以作为研究天门冬遗传多样性及居群鉴定的有效标记.     

基于SRAP标记的伊犁河谷野生杏群体遗传多样性研究

利用SRAP分子标记方法对伊犁河谷14个野生杏种群,212份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对SRAP引物共扩增出条带143条,其中122条具有多态性,多态性比率为85.31%。伊犁河谷野生杏仍然维持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h=0.2411,I=0.3708,PPB=85.31%),吐尔根乡种群遗传多样性指数最高。伊犁河谷野生杏存在较高水平的种群内遗传变异(76.42%)和较低水平的种群间遗传变异,种群间存在温和稳健的基因流(Nm=1.3680)。UPGMA系统聚类和遗传结构分析均显示,伊犁河谷野生杏可划分为以霍城样本为主的类群Ⅰ,以巩留和伊宁样本为主的类群Ⅱ和以新源样本为主的类群Ⅲ,种群间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r=0.2634,P0.05)。     

野生桂花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研究

 利用细胞核微卫星（nuclear microsatellite,nSSR）标记对中国4 个省的7 个野生桂花[Osmanthus fragrans（Thunb.）Lour.]群体139 个个体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进行了研究。11 个微卫星位点揭示了 野生桂花等位基因多样性（A）平均为6.039,有效等位基因数（Ne）平均为3.769,平均预期杂合度（He） 为0.673。所有群体均显著偏离哈温平衡,近交系数FIS 介于0.313 ~ 0.580 之间。群体间遗传分化系数FST = 0.143,AMOVA 分析表明群体间遗传分化占总遗传变异的12.69%,群体内的遗传变异为87.31%。Mantel 检验表明野生桂花群体间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不存在相关性（r =–0.277,P = 0.214）。STRUCTURE 聚类 分析显示,所有个体被划分为3 个理论群体,庐山群体和浏阳群体中谱系较为单纯,而其他群体则存在 一定程度的遗传混杂。瓶颈效应分析显示,除浏阳群体外所有群体经历了种群衰退。     

中国樱桃14个自然居群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的SSR评价

以中国樱桃14个自然居群280个个体为材料,采用SSR分子标记技术分析其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结果显示：11对SSR引物共检测到80个等位基因,各引物扩增条带在4 ~ 13条之间。基因多样性指数（h）为0.5431 ~ 0.7151,Shannon’s信息指数（I）为0.9057 ~ 1.4684。分子方差分析（AMOVA）表明,遗传变异主要来自居群内（70.00%）,Mantel检验显示总群体的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显著相关（r = 0.472,P = 0.011)。因此,中国樱桃在居群水平（PPL = 100%,h = 0.643,I = 1.207）和物种水平（PPL = 100%,h = 0.743,I = 1.591）上均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     

基于ITS序列的中国樱桃、欧洲甜樱桃和毛樱桃种内遗传多样性及种间关系分析

对中国樱桃[Cerasus pseudocerasus(Lindl.)G.Don](地方种质35份,野生资源35份),欧洲甜樱桃[C.avium(L.)Moench](18份)和毛樱桃[C.tomentosa(Thunb.)Wall.](7份)共95份材料的核糖体内转录间隔区(ITS,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序列进行了测定和分析,以期从ITS的DNA序列变异角度揭示种内遗传多样性及种间遗传关系。结果表明:(1)96条ITS序列比对后长度为712 bp,G+C含量为58.1%,检测到71个变异位点(9.97%),共定义了37个单倍型;中国樱桃、欧洲甜樱桃和毛樱桃的单倍型多样性和核酸多样性分别为0.840和0.00466、0.928和0.00396、0.905和0.00564,中国樱桃中栽培种质遗传多样性明显低于其野生资源;(2)种间遗传关系显示,中国樱桃与欧洲甜樱桃之间的遗传距离较近(0.019),而与毛樱桃遗传距离较远(0.048);(3)邻接聚类和单倍型网络分析显示3个种分别聚为3个分支,种间具有较大的遗传分化。同时,选择3个种的代表单倍型进行其ITS序列的二级结构预测分析,3个种之间ITS1区、ITS2区的二级结构差异较大,最小自由能差异显著,进一步揭示了3个种间的遗传关系较远。综合分析认为,3个樱桃种内均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种间具有较大的遗传分化,遗传关系较远,其中毛樱桃与中国樱桃和欧洲甜樱桃的遗传关系均较远。     

基于叶绿体DNA分析的楸子种质遗传多样性研究

利用4对叶绿体DNA引物扩增49份楸子[Malus prunifolia（Willd.）Borkh.]种质资源的4个叶绿体DNA基因间区trnH-psbA、trnS-trnG spacer + intron、trnT-5′trnL和5′trnL-trnF序列，基于4个叶绿体DNA基因间区的序列变异，从母系遗传的角度评价楸子的遗传多样性水平。结果显示：4个叶绿体DNA基因间区序列经测序、拼接、比对和合并之后的片段长度为3 790 bp，共有173个多态性变异位点，其中包含2个单一突变位点、20个简约信息位点和151个插入/缺失位点。在49份楸子种质中，trnH-psbA、trnS-trnG spacer + intron、trnT-5′trnL和5′trnL-trnF区域的变异位点的数量分别为26个、25个、120个和2个，单倍型数量分别为9个、7个、8个和3个，合并之后的叶绿体DNA片段的单倍型有14个。核苷酸多样性和单倍型多样性最高的区域均为trnH-psbA（Hd = 0.775，Pi = 0.02143），最低的为5′trnL-trnF（Hd = 0.481，Pi = 0.00072）。49份楸子种质4个叶绿体DNA区域合并后的遗传多样性较高（Hd = 0.854，Pi = 0.00949）。Tajima’s D检验中，4个叶绿体DNA区域在P > 0.10水平上均不显著，楸子的4个叶绿体DNA区域在进化上遵循中性进化模型。楸子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群体内部，不同居群间基因交流频繁，多数居群间遗传分化较少，与地理距离不完全相关。     

茶树‘黄山种’自然杂交后代遗传多样性分析

 通过ISSR标记结合形态学性状,分析了茶树‘黄山种’自然杂交后代的遗传多样性。所调查形态学性状的平均变异系数为20.5%（12.5% ~ 33.2%）,Shannon-weave指数平均为1.89（1.60 ~ 2.07）。22条ISSR引物在供试样品中共扩增出402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396条,多态性比率为98.5%,引物的多态性信息指数（PIC）平均达0.90,供试样品的基因多样性（H）和Shannon信息指数（I）分别为0.32和0.49。充分表明‘黄山种’通过自然杂交,发生了基因的分离和重组,产生了丰富的遗传变异。Mantel检测基于形态学与基因型估算的遗传距离矩阵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r = 0.61,P = 0.01）。基于形态学性状和ISSR标记的聚类结果显示,大多数‘黄山种’自然杂交后代的单株可聚成一大类群,只有少数单株遗传距离较远,单独聚为一类。这些单株一芽三叶长、百芽质量较大,可为今后‘黄山种’系统选种提供优异种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