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研究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4轮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4个维度8个指标,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将总体多维贫困分解为慢性多维贫困和暂时性多维贫困,同时考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和剥夺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暂时性多维贫困;暂时性多维贫困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慢性多维贫困比重则相反。     

云南“三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研究

以云南罗平县、寻甸县、东川区选取的80个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A-F方法定量分析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结果表明:8个贫困指标导致的单维度贫困发生率从高到低为生活水平、生产资源、收入、健康、教育、政治参与度、卫生设施、家庭资产,1～7维度导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93.75%、83.75%、43.75%、27.5%、10%、3.75%、1.25%,而生活水平维度(尤其是住房条件)和生产资源维度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贡献率最大。据此提出扶贫工作应围绕多个维度展开,且要有所侧重,才能使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实现。     

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方法和实证分析——基于我国9村调研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概念经历了由一元向多维度的扩展,传统单维度测量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其无法解释贫困的现象,而多维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贫困的本质特性,包括复杂性、模糊性和渗透性等。在多维度贫困测量的框架下,简要回顾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和方法,并利用A-F贫困双重识别方法对我国9个村的农户贫困状况进行了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的测量。9村中3.3%的农户存在不少于4个维度以上的贫困,高于2010年我国的国家贫困发生率2.8%,而且农户在教育、健康、住房维度的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要高,不同的村庄多维贫困发生率不同,其中四川云梯村和云南南美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都超过了20%。农村扶贫政策需要考虑到教育、健康和住房方面,使得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成果。     

新疆墨玉县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防返贫对策研究

基于新疆墨玉县296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法(AF法)识别和测算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对农户可能存在的易返贫致贫诱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地区、各指标间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各地区卫生设施和人均收入的贫困发生率为0,不存在剥夺;其他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夺。不同地区农户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芒来的农户贫困程度最为严重。(2)随着k值不断提高,多维贫困发生率(H)持续降低,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稳步上升;多维贫困指数(M₀)逐步降低。当k∈[0,0.4]时,H>50%且明显降低、A<50%且稳步提升,M₀呈下降趋势;当k∈(0.4,0.6)时,H<50%且极速降低、M₀同样极速降低;当k=0.7时,H、M₀趋近于0。(3)不同维度对M₀的贡献率差距较大。其中,教育、生活水平、生活压力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36.45%、23.76%和16.59%,居前3位;家庭资产的贡献率最低,仅为2.17%。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呈递...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特征分析——以山西省3个贫困县为例

为更准确、全面反映山西省三个贫困县农户贫困的现状,利用建档立卡系统数据计算出多维贫困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进而分析三县多维贫困程度及各维度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考虑4个维度时,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8.3%,远高于同期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来说,生产性固定资产及畜禽贫困维度最高,其次是卫生设施、成年人教育年限及耕地维度.     

贫困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及其有效性研究——基于中国农村家庭数据的实证

【目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的农户数据,实证考察贫困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及其效果。【方法】把农户分担网络归纳为家庭、村庄、市场和社会层面4个纬度,建立风险分担模型和影响机制模型,检验贫困农户不同维度风险应对机制的实际效果和可能的作用路径。【结果】①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存在系统性差异;②贫困农户无法依赖自身力量、村庄社会网络和市场机制分担风险,社会救助是其应对风险冲击的最后一道屏障。非贫困农户能够利用多个纬度的风险应对机制,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③贫困农户缺乏社会资本投资能力是其非正规风险分担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结论】构建农村"社会安全网"对贫困农户意义重大,应作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的重要抓手。     

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帮扶精准度研究

为进一步摸清民族地区贫困底数,提高帮扶精准度,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改进的Park瞄准数量缺口公式,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本研究首先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接着对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以社保和生活条件最为突出;2)家庭特征对多维贫困有重要影响,户主为女性,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贫困剥夺愈加严重;3)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民族地区贫困更多表现为绝对贫困,盲目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贫困,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4)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低的帮扶措施做得相对较好,瞄准精度较高;5)整体上看,贫困帮扶中漏出问题比渗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应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多维识别和精确帮扶,并重点解决好绝对贫困、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渗入和漏出等方面的问题。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多元化现象普遍,从多维视角分析贫困问题对科学制定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en的能力贫困理论,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探讨致贫原因。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家庭不仅在收入维度存在贫困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健康、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安全用水等指标上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三个及以上维度存在剥夺的人口达到了89.1%,多维贫困程度达到了39.8%,多维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严重。虽然随着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覆盖率不断下降,但是贫困强度在逐渐加大;教育、收入和健康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分别达到了35.73%、19.37%和11.19%,是多维贫困产生的重要源头。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是大力投资教育,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投入,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落后的思想观念,建立多维贫困精准瞄准机制。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及2020年后展望

采用AF方法,建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进行多维贫困测量,发现在40%的临界值水平下,2010年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为31.29%,2012年为20.83%。健康维度对农户发生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生活条件和教育。农户在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的被剥夺情况对多维贫困贡献相对较小,但随着临界值的提高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的贡献提高,说明越多维贫困的人群,其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状况越差,增加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是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有益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也是减贫工作的重点。政府补贴型农户是帮扶的重点对象,但不同类型农户需要帮扶的重点不同,经商型农户和工资型农户更需要改善健康状况。2020年后的贫困测量可以采用多维贫困测量的方法,关注人的可行能力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受雇状况(是否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下,若接受雇佣的农户未被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上升19.4%;若不接受雇佣的农户被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6.1%。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为-0.096,表明如果农户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9.6%。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对于那些学历水平较高、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户而言,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据此,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视角提出激励农业经营组织增加雇佣机会、强化农户农业技能培训、改善利益联结方式等增强农户反贫困能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化研究

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计算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剥夺程度,分析多维贫困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结果显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指标平均剥夺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脱离多维贫困与进入多维贫困现象并存,均呈状态依赖特征。     

农户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意愿影响因素及层次性分析

采用陕西省827户从事种养殖业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将二元Logistic和ISM模型结合,对农户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层次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贷款经历、耕地面积、生物资产价值、抵押品销售、政策认知、抵押率合适程度、抵押融资意义认知9个因素对农户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意愿影响显著并具有层次性,其中家庭耕地面积是最基础根源的影响因素,年龄、劳动力数量及生物资产价值是次基础影响因素,贷款经历、抵押品销售以及抵押率合适程度是中层影响因素,政策认知及抵押融资意义认知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     

藏区农牧户多维贫困测度研究——以甘肃藏区为例

【目的】测度甘肃藏区农牧户多维贫困状况,以推进藏区农牧户多维贫困治理。【方法】运用甘肃藏区559份实地问卷调查数据,运用AF法,对农牧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量。【结果】"家庭成年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厕所类型""劳动能力"等指标的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甘肃藏区农牧户3维贫困发生率高达62.61%,多维贫困问题较严重;教育、住房、劳动能力和燃料等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大,通电情况和耐用消费品数量的贡献率较小。【结论】调整瞄准机制,确保精准扶贫;立足多维贫困,坚持靶向治疗;锚定稳定脱贫,实施多维考核。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

合作参与是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水平,探讨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为17.6%,参与度较低;63.6%的农户存在任意3个及以上相对贫困指标被剥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会降低22.9%,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合作参与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同时,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强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性功效,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

采用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方法,基于拉萨市农牧区民生调查数据,对拉萨市农牧区总体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拉萨农牧区扶贫效果显著,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农牧区在教育维度上被剥夺程度明显,纯牧区的多维贫困指数高于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维度和指标分解上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最高,其...     

浅谈农户融资现状及成因

本文通过参考中外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的观察及研究成果,以农户生存状态和经济行为为标准,分析了黑龙江省农户借贷现状,探索了农户选择民间融资的原因,探求出信贷约束、利息成本、风险、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是影响农户选择民间金融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