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野生罗勒基因的烟草对镉胁迫的耐性与生理响应

为选育修复污染土壤的植物新种质,通过普通烟草与野生罗勒远缘杂交获得了F2材料,采用水培法分析了亲本及其112个F2单株的幼苗对300μmol/L CdCl2胁迫的耐受性和生理响应。结果表明,亲本罗勒镉的地上部积累量、富集系数和转运系数分别高达178.4 mg/kg,3.25和2.85,分别是亲本烟草78-04的3.8倍、3.7倍和15.8倍;亲本间叶片丙二醛、脯氨酸含量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活性对镉胁迫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与亲本相比,筛选出的4个F2优良单株对镉的耐受能力表现突出,株高、根长、鲜质量等性状优于亲本植株,其抗氧化和渗透调节水平显著提高。这些差异可能与遗传因素和基因变异有关。     

农村污水治理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基于ISM-MICMAC模型

当前我国在探索将PPP模式应用于农村污水治理领域时面临诸多挑战,准确识别与分析项目风险因素具有实际意义。基于全寿命周期视角,采用文献研究与德尔菲法识别出农村污水治理PPP项目面临的21个风险因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与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MICMAC)构建了风险因素的六级层次结构模型并分类,以揭示了风险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项目缔约与运营阶段是关键阶段,合作单位选择是最根本的风险因素。此研究可为我国农村污水治理PPP项目风险分担与控制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为政府部门提供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的依据。     

3种治理模式对石漠化地区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及治理能力比较

为探寻较为合理且高效的石漠化植被修复的治理模式,为今后选择治理石漠化的植被组合提供参考依据.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设置样地,选择3种治理模式:模式一为针叶林(马尾松、柏木),模式二为阔叶林(壳斗类,杂灌),模式三为灌木林(荚蒾、杂灌),分析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土壤养分状况、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土壤微生物与环境因子相关性.结果表明,3种模式下土壤中微生物数量为细菌>真菌>放线菌;模式二治理下的土壤呈弱碱性,土壤养分含量高于其他2种模式,土壤微生物具有更高的多样性,罗尔斯通氏菌菌属(H16)、Gaiella、红游动菌属(Rhodoplanes)、芽单胞菌属(Gemmatimonas)、Haliangium、子囊菌门(Ascomycoat)、担子菌门(Basidiomycete)、接合菌门(Zygomycota)是其优势菌属,且与土壤中大多数营养物质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石漠化治理效果表现为模式二>模式一>模式三,所以模式二的石漠化治理能力更好.     

充分发挥基层林业站在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中作用

我国的基层林业站是林业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具体的基层林业站工作过程 中，林业站工作人员既担负着森林保护的重任，又担负着森林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职责。为了明确基层林业站在森林 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结合基层林业站的工作内容，进行整理，提出相应的工作目标、措施，希望通过本文，促使大 众更加清楚地了解基层林业站的工作职责。     

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水域生态修复效果的监测与评价

自2006年以来,长江豚类极度濒危的生存状况得到广泛关注,在其自然保护区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为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江豚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于2015—2018年在和畅洲水域建设生态浮岛、人工鱼巢和放流底栖动物进行水域生态修复,对生态修复工程进行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价。结果表明：生态浮岛的建设可提高区域内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复杂程度;人工鱼巢对产黏性卵鱼类具有一定增殖效果,增殖种类主要为鲤、鲫、䱗和黄尾鲴;生态浮岛和人工鱼巢的建设对鱼类均有较好的聚集效果;底栖动物增殖放流显著增加了放流物种的丰度、生物量及保护区底栖动物群落生物量,增殖放流效果评价为中等。该自然保护区水域生态修复效果明显,为工程施工影响下水生生物保护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研究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党建引领是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社会组织参与是重要桥梁和必要纽带，实现社区发展治理是重要价值和最终归属。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然存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空间缺乏、文化缺失和“痛点”把握不准等问题。构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加大经费投入,推动协商共治,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     

轮叶狐尾藻对水体重金属铅污染的耐性研究

以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为试验材料,采用液体培养法,研究了不同浓度Pb尾矿液单一胁迫下对其幼苗生长及生理指标的影响,以期为今后在探讨狐尾藻对Pb耐性机理方面提供参考依据和实践指导。结果表明:随着Pb尾矿渗出液单位浓度的升高,狐尾藻幼苗的株高和根长以及干质量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其中,在100%Pb尾矿液处理下地下部的干质量较对照下降显著(P0.05)。此时,地上部干质量较对照也呈下降趋势,但整体幅度不大,说明狐尾藻幼苗的生长整体受到明显抑制;随着Pb尾矿渗出液单位浓度的升高,幼苗中光合色素含量逐渐下降且整体均低于对照。在纯Pb尾矿液处理条件下,Chla、Chlb和Car的含量比对照下降了14.6%、29.6%和23.2%;所有处理中幼苗地下及地上部相对电导率与Pb尾矿液浓度成正比且均高于对照。各个处理的地上及地下部Pro含量随着Pb尾矿液浓度增高整体呈上升趋势。其地上和地下部的AsA含量和GSH含量变化呈低浓度上升,高浓度下降的趋势。在25%Pb胁迫处理下,幼苗中AsA含量在地上和地下部均达到最高,与对照相比差异明显(P0.05),较对照增加了93.5%和89.8%。而地上和地下部GSH含量较对照增加了35.7%、4.36%。数据表明,狐尾藻对Pb胁迫下的环境有一定的抗性,可被用于Pb污染环境的生态修复。     

新乡贤文化建设研究——以传统乡贤产生机制为视角

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由来已久,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时期。乡贤群体既非正式官员、又并非普通百姓的特殊身份,成为政府与乡村群体的"中介",受到村民的尊敬与信赖,在乡里具有极高威望。乡贤治村具有天然优势,是古代基层村民自治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建设对于乡贤文化重视较少,新时代的振兴乡村之路,仍需要建设新乡贤群体并推动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回望历史,从传统乡贤的产生与发展中可以找到我国古代基层孕育这一"中介"阶层的原因与机制,从而探索新时代我国乡村基层再次孕育新乡贤群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