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法律运行机制的现代启示

讨论了汉代执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并分析了产生这此弊端的原因 ,指出重视执法和执法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及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大清律》与清朝礼制

清朝第一部刑律《大清律》及其附例 ,直承《唐律》《宋刑统》与《明律》,应为同一体系。《大清律》以及为适应清朝政治需要而增附的条例 ,都可以证明 :清朝刑法源于礼制并维护礼制。礼制仍然是决讼办案的依据     

望山一号楚墓新识签牌集释

对新从望山一号楚墓竹简中识出的5枚签牌(原编号146简等)内容作了集释,认为该墓竹简除了“卜筮祭祷”或“卜筮祷祠”简之外,尚明显存在另一个类别——签牌。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     

“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道与中国哲学

寻求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 ,是人类普遍性的精神需求。而中国人对此终极依据的思考而形成道论。所以 ,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在中国哲学中 ,道是宇宙万物赖以依托的终极存在 ,是中国人建构文化知识的逻辑起点 ,是支撑价值体系的坚实根基。与其他文化体系中的终极依据不同的是 ,中国哲学之道具有天人一体、体用一源、古今一贯的思想特色。总之道论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的独特思考     

老子如何被推向神坛

哲学家老子之所以能够成为道教教主,其原因为:一是老子受到黄帝的“感染”而成为神仙,二是《史记》的含糊记载有助于后人对老子的神学改造,三是《老子》有助于道教理论的建立。最后讨论了道教放弃黄帝而选择老子作为教主的原因。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现代解释意识与思想史研究——徐复观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对徐复观而言,思想史研究是否需要“解释”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他主要通过接受并发挥克罗齐的观点来解决这一问题。徐复观由此具有自觉的现代解释意识,并始终将其贯彻于思想史研究之中。对现代解释意识的强调,正是徐复观阐释思想的核心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