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视角下广西农村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及转出行为研究

基于广西14个地级市667份非农就业人员的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生活保障、政策环境和区域环境4个方面探索非农就业背景下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原因。结果表明,大部分非农就业人员愿意转出土地经营权,广西土地流转市场潜力较大,具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情感基础。文化程度、非农就业个体年收入、非农就业时间、养老保险、土地自然条件对农户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是否低保户、家庭耕地面积、地方土地调整制度、居住地与乡镇的距离对农户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具有负向的显著性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与实际行为存在差异性。调查样本中72%的农户愿意转出土地经营权,实际只有32.2%的农户发生了土地经营权转出的行为,6.4%的被调查对象不愿意转出土地经营权,但发生了土地经营权转出的行为,导致农户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和行为差异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一结论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参考。     

城市化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对比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圈为例

以长江中游城市圈为研究区域,其内部26个城市作为研究单位,选取了反映城市化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关系两个目标层的18个指标,采用极值标准化和熵值法进行数据处理和权重赋值;然后计算城市化和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指数,并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进行3个城市圈之间耦合发展协调度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圈中协同发展水平最高的是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圈中武汉市一城独大,环鄱阳湖城市圈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效率,注重城市分工,发挥龙头城市的带动作用是三大城市圈的发展方向。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环境保护政策是实现环境良性发展的关键,其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对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中央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选取的政策文本进行编码量化分析,并构建出政策工具和环境保护战略的二维分析框架。针对中国环境政策中存在的政策工具类型运用比例不均衡、政策内容使用存在偏差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洞庭湖区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的地形梯度效应

从数量变化和垂直分布两个层面分析了洞庭湖区1990-2015年期间生态用地及其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的垂直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 洞庭湖区生态用地由1990年的17 215.77 km²增加到2015年的17 258.28 km²。其中湿地数量增加,林地、草地数量减少。（2）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由1990年的856.7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 393.28亿元,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明显。（3） 低地形梯度（1~10）为湿地的优势分布区;高地形梯度（30~50）是林地和草地的优势分布区。生态用地的转入和转出在不同时期交替进行,转入主要集中在较低的地形梯度上,而转出覆盖的梯度更广。（4） 生态服务价值优势分布区逐渐向低梯度聚集,中高梯度贡献的生态服务价值比例明显下滑。在明晰生态用地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的垂直分布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精准的生态管控和建设,实现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灰色关联投影模型在城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中的应用

[目的]构建城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4,2009和2014年南昌市土地生态安全动态变化特征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为区域土地利用决策和生态维护提供方法基础和理论参考。[方法]利用灰色关联投影模型,引入安全水平变化动态度、安全水平标准差,开展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分析,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因子和障碍度。[结果](1)2004—2014年南昌市土地生态安全总水平缓慢提升,但安全水平处于低层次的低度安全等级,环境子系统从缓慢提升跌入缓慢退化阶段,经济子系统经历了由快速提升到缓慢提升阶段的变化,社会子系统始终处于缓慢提升变化状态,土地生态安全系统的内部协调性逐渐提高;(2)南昌市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障碍因子类别、障碍度及因子排序在时序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障碍因子经历了从经济类因素向资源环境类因素的转变过程;(3)南昌市应针对土地生态系统安全暴露的问题,从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健康城镇化入手,促进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结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符合客观实际,并针对土地生态系统暴露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措施。     

基于DPSIR模型的合肥市土地生态安全物元分析评价

为了探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在阐述土地生态安全概念的基础上,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商权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测算各指标权重,运用物元分析法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综合评判模型,并以合肥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5—2009年、2011年合肥市土地生态安全级别为“不安全”,2010年为“较不安全”,2012年合肥市土地生态安全级别为“临界安全”;总体来看,2005—2012年合肥市土地生态安全呈现从“不安全”到“临界安全”跃升的趋势。该结论可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合肥市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模糊证据权模型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布局合理性评价

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基本农田保护图斑为研究对象,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布局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为科学编制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和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供指导和参考。采用知识与数据驱动一体化的模糊证据权模型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1）模糊证据权模型能够充分利用先验知识,克服了因子筛选、权重计算的主观性,算法简单,可操作性强,使得评价结果客观、合理;（2）86.52%的样本点落在修正后验概率分级图中度合理及以上的级别,与已知的信息吻合性较高,表明了模糊证据权能科学,有效的进行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布局合理性的评价;（3）依据修正后验概率将研究区域划分为4个等级,高度合理、中度合理、临近合理、不合理,其中合理区域占到基本农田保护区的96.79%,表明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较合理。研究结果为后期快速有效的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合理性评价提供了方法借鉴,并对布局优化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意义。     

丘陵山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与模式研究

合理的建设时序和科学的建设模式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郧县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正理想点法,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时序;从耕地质量、区位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三种模式。结果表明:郧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安排上近期建设区、中期建设区、远期建设区建设面积分别占基本农田总面积的12.88%,37.76%,49.36%;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限制因素在各评价单元的限制级别,郧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耕地质量提高型、区位优化型、社会倡导型三种建设模式。该研究结果可以有效指导丘陵山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基于耕地质量和空间聚类的县域基本农田划定——以湖北省团风县为例

为了实现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优质集中”的具体要求,以湖北省团风县为例,首先基于耕地自然质量、水利基础设施、区位条件、空间形态构建了4个因素11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性,随后使用K均值聚类法对耕地的综合质量等级进行划分,建立了基于耕地质量和空间聚类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结合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确定团风县入选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16 333 hm²,且相应的耕地质量总分值均大于76.21,团风县基本农田大多分布在长江沿岸平原区。通过使用基于多因素加权求和模型获得的基本农田划定结果对此种方法进行验证,并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对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这种方法不仅可行,而且能更好地实现基本农田划定中的质优和集中的目标。     

中部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格局与驱动力研究是揭示全球与区域尺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规律的有效方法。基于鄂州市1991年、2004年和2009年3个时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主成分分析法等模型方法,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各地类转化方向以及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8 a期间,鄂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显著,耕地面积减少最大,减幅达到28.39%,主要转移方向为建设用地、养殖和林地。（2）养殖水面和建设用地大量增加,增幅分别为200.62%,84.83%,主要增加来源为耕地和水体。（3）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加,政策和城市规划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