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长量推算方法的改革和红松连年生长率表的研制

森林的生长量,是限额采伐的根本依据,如生长量不准确,就会确定错误的采伐量。而不附合自然规律的采伐量,不仅影响木材的产量,更影响到森林的枯荣。超过生长允许的大采伐量,会造成过伐;低于生长量的小采伐量,就会拉长经营周期,延误抚育、采伐、更新适期。林分状况得不到及时的改善,林木长势就将下哀,甚至出现枯死。准确生长量的求得,一靠每隔一定年限的资源清查,二靠清查间隔期间的正确推算,这里仅就推算加以研讨。一、生长量推算方法的探讨森林资源档案都已建立,小班资源卡片     

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与年采伐限额

为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按照《森林法》“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的规定,制定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对此,现就在年采伐限额下,如何确定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产量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年采伐限额概况及特点全省林木的年采伐限额,包括的林种有用材林主伐,中幼林抚育间伐,防护林的更新择伐,低产林改造,散生林木采伐,这是为了全面而有效地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全省共计年采伐限额蓄积量1630万立方米,出材量787万立方米.表现出的特点:年采伐限额随森林分布     

勐腊县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举措探讨

指出了为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国家林业局不断加强各类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和林木采伐的管理,每年将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和林木采伐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凡超出限额的使用林地项目和林木采伐项目一律不得审批。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针对勐腊县实际,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以期为当地森林资源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再论广东省森林采伐量的限额

在广东森林资源建设问题上,曾经提出过合理的年采伐量和五个限额采伐方案预测推断,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而要求尽可能增加采伐量。为此,作者根据目前广东的森林资源情况,进一步探讨了全省的宏观性限额采伐量,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关于核定采伐限额的几点浅见

森林采伐限额是确保森林资源“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一项强有力措施。而合理地确定采伐限额,是能否充分保护,科学利用森林资源,发挥采伐限额作用的关键性问题。我想就此谈一点浅见。 一、关于合理采伐量的确定 采伐限额能否见效,在技术上取决于合理采伐量的正确与否。从林种上看包括用材林、防护林、特用林及疏林合理年伐量的确定。     

完善林木采伐制度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原森林法确立了以森林采伐限额、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制度为主体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对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森林法修订过程中,关于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有两种意见。一种建议取消采伐限额,放开集体林或者人工商品林采伐许可和木材运输管制;另一种认为,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是保护森林资源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完全放开林木采伐和木材运输管制,可能造成采伐失控,森林资源遭到破坏。     

完善林木采伐制度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原森林法确立了以森林采伐限额、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制度为主体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对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森林法修订过程中,关于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有两种意见:一种建议取消采伐限额,放开集体林或者人工商品林采伐许可和木材运输管制;另一种认为,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是保护森林资源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完全放开林木采伐和木材运输管制,可能造成采伐失控,森林资源遭到破坏。     

强化森林管护 提升生态旅游品位——河南省鲁山县

正鲁山县以生态建县作为打造生态旅游强县的重要载体来抓,进一步强化森林资源管护,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之路。严格执行林木采伐限额制度。近年来,每年审批的林木采伐量占年采伐限额10%左右,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景区、高山陡坡、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主要道路河流两侧第一层山脊内的林木一般不审批采伐。加强木材经营(加工)和运输管理。凭证运输木材,凭证加工(经营)木材,严禁非法木材     

坚决实行限额采伐 控制森林资源消耗

<正> 严格实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是控制采伐量限额消耗,保证森林永续利用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国家对森林资源采取重要保护性措施,对制止乱砍滥伐,发展森林资源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制定采伐限额工作,从1985年6月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五条“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全民所有的森林和     

论广东年森林采伐限额

<正> 森林限额采伐,是科学经营森林,提高森林质量的重要措施,是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核心。根据林业部编制森材年采伐限额的要求,本文就广东省如何宏观控制年森林采伐量,编制合理的年采伐限额,提出一些看法。一、广东森林资源现状及其特点     

国有林区森林采伐限额执行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结合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采伐限额执行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合理实施森林采伐限额、完善监督体制和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具体解决办法。为提高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水平,控制森林资源消耗提供了依据。     

“十二五”期间露水河林业局东升林场商品林合理年伐量测算

对传统的模拟测算法进行改进,以露水河林业局东升林场森林资源小班数据库为基础,测算了"十二五"期间商品林的合理采伐量,并模拟了在此采伐影响下森林资源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经过30年的采伐,成熟林和过熟林面积之和占商品林的比例由41.62%调整到42.02%,成熟林面积大幅度增加,过熟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森林资源结构得到优化;经过前5年的采伐,商品林蓄积由189.14万m3增为193.29万m3,森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每公顷蓄积由起初的134.85m3增加到137.80 m3;前5年合理年均采伐面积为182.42hm2,年均合理采伐蓄积为3.59万m3,可作为"十二五"期间调整采伐限额的依据。     

森林采伐作业对森林微环境的主要影响

阐述森林采伐作业对森林内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影响,指出采伐作业对森林环境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要采取适当合理的规划措施,就可以降低这些不利的影响,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探索生态型的森林采伐作业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十二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方法与技术

森林采伐是调整森林结构、改善森林质量、增加森林总量、提高森林整体功能的关键措施。实行森林限额采伐管理是《森林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介绍了"十二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的原则、方法与技术,以期为森林资源采伐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我国国有林场森林经营管理引入森林认证的思考

文中在讨论我国国有林场存在体制机制、森林经营方案、采伐限额和监督检查等方面问题的基础上,从森林认证现状与特点出发,分析将森林认证引入国有林场森林经营管理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职责与关系,提出基于森林认证的国有林场森林经营管理模式和保障措施。     

林改后永安市森林采伐管理制度的探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为探索完善森林资源采伐限额管理新机制,永安市开展商品林按面积控制采伐试点。通过对改革试点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森林采伐管理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闽楠人工林与天然林生长特点比较

选择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29年生的闽楠人工林和明溪县35年生的闽楠天然林平均木,采用树干解析法,进行闽楠人工林与天然林的生长差异比较。结果表明:29年生的闽楠人工林,其平均树高、胸径、材积生长量明显大于35年生的天然林,人工林的树高年平均生长量最大值出现在15年生,连年生长量最大值出现在10年生左右,连年生长量和年平均生长量在16～17 a左右相交;人工林、天然林胸径年平均生长量最大值同时出现在15年生;人工林材积连年生长量在15年生时达最高峰,天然林则在30年生时达最高峰,人工林与天然林材积连年生长量最大差值出现在15年生,随后差值缩小,到29年生时天然林的材积连年生长量反而略大于人工林,表明天然林具有较大的生长潜力。闽楠人工林经营应处理好立地和密度的关系,才能持续速生并取得良好效果。     

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研究

简要分析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历程,对林权改革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调整林木采伐管理政策及取消商品林的限额采伐管理制度与林业规费等方面提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与建议.最后提出重新认识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     

“森林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传导机制及破解对策:综述与展望

文中研究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森林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检验、传导机制和破解对策3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结果表明:森林资源诅咒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现有文献对森林资源诅咒现象的实证研究结果不稳定，会因研究对象、时间、样本以及模型和指标选取的不同而变化；现有研究对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缺乏实证检验，在指标选择和模型构建中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未来研究需要考虑指标筛选的科学性、计量模型的稳健性以及中介和调节效应的引入等；此外，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关系，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应对模型形式进行优化选择。     

Optimizing management of goats and oak trees for sustainability and community's welfare: a case study from Zagros,Iran

A deterministic dynamic bio-economic model was used to analyse different management options for goats and charcoal production in a forest in Zagros, Iran. The study sought optimal management options from a local community point of view considering net present value (NPV) of income from sale of goats and charcoal under different restrictions on forest harvest imposed by the state. The model was run under six model scenarios: (1) business as usual (BAU), (2) no state intervention, (3) no forest harvesting, (4) strict quota, (5) medium quota and (6) loose quota on charcoal production. The scenarios' results were compared based on four numeric criteria (NPV of income from goats and charcoal, development of standing volume and tree size diversity in forest, interaction between goat population and oak forests) and one subjective criterion (state budget for managing fores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wo main challenges exist in forest management in Zagros; (1) to determine the balance between local communities' welfare and biological stability of the forest and (2) to choose between a cheap management regime prohibiting wood harvest but implicitly accepting some illegal charcoal production and a more expensive, but legal, harvest regulation through charcoal production quota. We conclude that the BAU scenario, where forest harvesting was prohibited de jure, but some illegal charcoal production was still undertaken, was the only viable management, which also is practically acceptable by both state and local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