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营茶马贸易运营制度的演变与衰落

茶马贸易发展到了明代,实行了官方的高度垄断。所谓官营茶马贸易就是明朝政府运用国家权力,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的由官方和边境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的茶和马的贸易活动(1)。在明代以茶易马的交易对象主要是当时明朝西北边境的“西番”各族。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确立了以茶易马的一系列制度,如职官制度、机构制度、运营制度、比价制度、巡查制度、禁贩制度、金牌制度。这些制度从松散到严谨,从粗糙到严密,确保了交易在明政府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但同时,这些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也经历着演变与衰落。明代实行严格的榷茶制度,官方经营茶马贸易使…     

中日朝贡体系与中日贸易发展的未来

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形成并发展,与之而来的是中日朝贡体系的悠久历史。中日朝贡体系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了四个显著的特点,在这个等级制体系之下,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模式对现今的中日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永乐年间北边防御政策透视--从明朝中原与西域贸易关系起论

明朝前期是其边防政策建立和逐步完善的重要时期,本文主要阐述了永乐期间中原与西域诸城邦的贡赐、互市。既展示了这种特殊贸易在其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又突现其对中原北边防御政策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此外还涉及到明朝整体边防策略的内缩。事实上,西域之失,使中原的边防政策更加被动,从而加速了明代中央政权的覆灭。     

中国农业对外技术交流与经济合作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农业对外交往的范围迅速扩大,涉及到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既有多边的,也有双边的;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国农业部门与10多个国家签署了农业双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中国农业科学院     

清末徽州茶商与征收皖赣铁路茶股的抗争

长期以来,人们对徽州茶业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徽州茶叶栽培、茶叶生产工艺、茶叶销售贸易以及徽州民间茶俗的探讨。实际上,徽州茶业经济一直与当时官府管理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次新发现的宣统初期徽州茶商与征收皖赣铁路茶股的文书,从一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茶叶作为徽州大宗商品,成为当时官方筹集社会资金的主要渠道。     

明代川茶外销研究

明代茶马贸易形式主要分为由官方进行的“茶马贸易”、国家宏观控制的商人合法贸易和民间暗中进行的非法走私贸易,由此川茶形成了官茶、商茶和私茶等多种外销途径.进入明代中期以后,由于陕西扩大开商中茶,使得川茶失去了陕西市场,甚至被陕西茶取而代之,川茶在茶马贸易中的主导性地位逐渐丧失.川茶的外销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在明代的中外关系中起到过积极作用.     

清代民间养马业初探

清代一统天下之后,曾一度禁止民间养马。对此,有研究者认为,清代民间养马业一蹶不振。本文介绍了清代马禁的历史背景,对不同时期的马禁政策和马禁松弛现象列举、分析,并结合大量官方、民间的原始文献,分析了民间养马业繁荣发展的可能性。     

官方参与下晚清藏边汉藏民族土地纠纷解决机制——基于甘南昝土司与刘旗草山纠纷案例的分析

自古以来汉藏民族交往十分频繁,民族之间在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不断融合。而民族交往中也伴随着特殊的融合方式:社会纠纷的产生与解决。晚清时期在藏族聚居区,汉藏民族在社会领域中也存在着许多纠纷,官方参与解决形成了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以甘南昝土司与刘旗草山纠纷案例分析可知,官方在处理汉藏民族纠纷时,并不是根据一方控诉而断案,而是在勘验调查后,才做出裁决;官方具结汉藏民族纠纷案件时会联合民间力量巩固纠纷解决的成果;官方解决汉藏纠纷案时,会以"劝慰"的方式说服汉族做出让步;"划定界址并雕刻立碑"是解决汉藏民族草山纠纷的有效方式。     

中国最大观摩团赴美观摩选举

2004年的美国大选，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中国规模巨大的美国选举观摩团也抵美观摩选情。尽管专家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民间交往和政治文化交流，没有太多的官方色彩，但仍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明洪武年间社会福利政策的经济影响

明朝洪武年间推出了我国最早的福利政策,对当前社会现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平定天下驱除胡虏之后,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开始实施"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朝的福利政策应运而生。明朝的福利政策完备且有特色,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这看似合理的福利政策之下,也为以后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浅析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发展

民间金融是与官方金融相对应而言的。官方金融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民间金融是官方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资金融通活动,广泛存在于城乡个体经济之间,是个体经济与城乡居民以及城乡居民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之间融资活动的总和。浅析了民间金融的存在模式,民间金融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以及如何正确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     

巴西农业贸易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

近年来,巴西农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中表现突出,主要得益于农业贸易政策的成功。本文首先回顾了巴西农业贸易政策历史演变过程;介绍了巴西农业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关税措施,进口管理政策,出口补贴及信贷支持等。并简要阐述了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后得出农业贸易发展的相关启示。     

明代的茶政与茶法述要

在中国古代，茶业是中央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大事。因此，茶业政策的制定，茶政法规的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贸易体制的建立与调整，都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明朝立国以后，在茶政与茶法上基本沿袭了唐宋旧制，同时又对茶叶的生产、运输、贸易、检验及榷税等方面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管理，逐步建立和制定了一系列茶业政策和制度法规，它主要包括榷茶制度、茶马制度、茶法制度和贡茶制度四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因研究者们对明代的贡茶制度多有涉及，本文仅就其他三个方面略作探讨。     

技术差异、两岸政策与海峡两岸水产品产业内贸易

为了深入探讨两岸渔业技术差异、两岸政策对海峡两岸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本研究综合采用G-L指数、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了海峡两岸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演化特征,并实证分析了两岸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重点探讨两岸渔业技术差异和两岸政策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海峡两岸水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但产业内贸易的成分不断增加,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海峡两岸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方式。2）两岸渔业技术水平的差异是海峡两岸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发生的重要原因;3）两岸政策在两岸水产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研究提出了两岸渔业合作的对策建议。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本文基于1995年1月至2018年7月中国主要粮食和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借助带有随机波动性的TVP-VAR模型,系统考察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测度了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冲击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时变影响,不同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作用不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粮食贸易所受影响比畜产品更大,大豆进口所受冲击最大,畜产品中猪肉进口所受影响更大。中国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特朗普效应",特朗普政府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冲击的负面作用明显,稻谷、小麦、大豆负面作用最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特朗普执政并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事件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冲击基本呈明显负影响,且冲击持续时间在1年以上。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马匹牧养问题研究综述

马匹,作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一直被统治者所重视。明朝建立之初,在吸取宋代保马法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较为严密的马政体制,并在其后不断有所沿革,其中马匹贸易基本只存在于边疆地区,而马匹牧养则兼顾边疆与内地,并且是内地马政的主要形式。自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取得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明代的马匹牧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军事物资供应、民间赋役以及明代货币白银化等相关问题。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研究,也是新一代学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民间投资、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发展研究

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态势逐渐稳定,农业绿色现代化改革成果日益突出,随着各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中国国际农业贸易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发展机遇。通过对民间投资、农业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分析,了解民间投资对农业科技与生产结构的影响机理,通过政策完善与政府指导实现三者的互动发展。     

美国农业补贴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对世界农产品贸易和世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国的农业生产有着巨大且多方面的影响.在分析美国农业补贴的主要政策及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并探讨了我国农产品贸易应对美国农业补贴的对策.     

明清时期芍陂的占垦问题与社会应对

在介绍明清时期芍坡地区占垦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官方、豪强和民间各方在占垦问题上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之间的博弈,指出传统社会后期关于占垦问题的管理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反映出地方社会对公共水力资源管理技术手段的落后,提出建立一套官方与民间相辅相成的规划、管理、运行、奖惩机制,才能避免出现水利工程时兴时废的局面。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自选择还是被参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和激励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但是,在我国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农户"被参与"合作社的现象屡见不鲜。基于构建农户参与行为"自选择"和"被参与"的理论框架,利用在江苏、吉林和四川3省18个乡镇获得的合作社相关数据,运用GLM模型,在合作社层面分析合作社官方发起和功能对农户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功能较弱的合作社中具有官方背景的合作社参与率达53.5%,明显高于民间背景合作社(18.6%),而在功能较强的合作社中两者参与率没有明显差异;在民间背景合作社中,功能强的合作社参与率比功能弱的合作社高出15.8%,参与率与组织自身功能完善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官方背景合作社的参与率与其功能几乎没有关系,功能较弱的合作社参与率反而略高。研究表明,在目前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严重的虚假参与问题,并且主要集中在具有官方背景且功能较差的那类"空壳"合作社之中。因此,我国合作社数量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虚假参与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有关部门应开始着手提高合作社准入门槛、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力度,并适时调整合作社扶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