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研究——以山东省16个地级市为例

基于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显著上升，济宁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增长最快，由2011年的0.2112上升到2020年的0.4359，且鲁东地区整体强于其他地区。(2)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换，2020年的威海、潍坊地区的协调度较好，分别为0.6366、0.6175；菏泽的耦合协调度最弱，为0.5539，整体表现为鲁东及鲁中地区的协调度高于鲁西南地区。鉴于此，针对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从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及目标，完善普惠金融设施体系建设，提升农户金融素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农业保险组织制度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对2009—2019年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创新与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模拟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演化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创新与农村产业兴旺的耦合协调度略低于与农民生活富裕的耦合协调度，且二者均由初始的失调衰退阶段逐步发展至良好协调阶段；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创新与两系统的各区域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梯度化"特征；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补贴力度的加大是促进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创新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动力。     

乡村振兴视角下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以乡村振兴为视角,利用耦合度模型、剪刀差、演化耦合度模型,对2005—2019年甘肃省产业兴旺子系统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经历了失调衰退、中间过渡、协调提升三个阶段。由于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持续下降,而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持续上升,导致二者的剪刀差α呈“V”型变化趋势,系统的演化耦合度β呈下降趋势,系统演化耦合度由共同发展状态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状态。特别是2010年以后,产业兴旺子系统的演化速度小于生活富裕子系统的演化速度,这对长期维持的初级协调发展状态极为不利。因此,在甘肃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振兴乡村产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陕西休闲农业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关系

【目的】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分析陕西休闲农业与精准扶贫耦合关系,为推进陕西休闲农业与精准扶贫协调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系统耦合理论方法,构建陕西休闲农业和精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计算2012-2018年陕西休闲农业和精准扶贫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其演变过程。【结果】研究期内,陕西休闲农业和精准扶贫发展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2012年两者的耦合关系处于抗结阶段,相互作用不显著;2013-2018年两者一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相互作用明显,耦合协调度等级从严重失调逐渐演变为优质协调。【结论】陕西休闲农业和精准扶贫的耦合协调发展与其实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随着精准扶贫的大力推进,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不断增大,但休闲农业对精准扶贫的带动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休闲农业发展尚有较大空间。【建议】深入挖掘农业资源,不断优化农业基础服务和环境,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提高休闲农业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水平。     

精准扶贫视角下甘肃省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根据2000—2015年甘肃省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和社会进步三方面数据,构建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甘肃省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甘肃省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5年甘肃省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度为0.9以上,耦合程度较高,并且呈现持续上涨趋势;耦合协调度为0.43~0.96,实现了从濒临失调到优质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结合甘肃省在扶贫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基于粤东西北地区12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在测度精准扶贫时期粤东西北地区12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且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但是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减贫增收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来实现。为此,提出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优化供给方式,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和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等政策建议。     

辽宁省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本文以辽宁省为例,构建了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关系模型对辽宁省的金融集聚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辽宁省金融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耦合度较差,但耦合协调度较好,属于初级协调类。     

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基于耦合模型的山东省农村电商与农村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电商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厘清农村电商和农村产业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系统耦合模型方法，对2013～2021年山东省农村电商和农村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发展趋势看，农村电商与农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皆呈上升态势；从发展阶段看，2013～2021年农村电商与农村产业的耦合度从良性耦合发展到高水平耦合状态，协调度也从2013年的基本协调逐渐发展到2021年的高度协调，耦合协调状态不断优化，系统间的相互促进效果明显增强。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     

普惠金融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普惠金融所能更好地助力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顺利的实施,运用定性分析结合经验研究,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现状,提出普惠金融应在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服务,从而实现普惠金融有效支持“三农”发展的目的,这对于未来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 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以2002要2011 年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 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而且农民收 入增加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原因,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并不一定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指出当前农村合作金融要促 进农民收入增加,关键是要如何形成合理的资本流向农村的机制。     

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1990-2014年的数据经验

根据中国199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农产品进口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农产品出口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贷款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农业保险促进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均是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其中农产品出口未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     

贫困村认定及扶持政策的减贫效应检验——来自安徽省W县全域280个行政村的经验证据

贫困村认定是中国扶贫重点开发县政策在县域空间尺度内部的更精准化瞄准。安徽省六安市W县（国家贫困县）280个行政村2016—2017年的扶贫数据表明，贫困村认定政策所裹挟的倾斜式财政资金投入对贫困村出列和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贫困村认定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产业帮扶财政资金投入的减贫效应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随着中国扶贫战略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少相对贫困"演进，贫困村认定政策的制度设计仍可延续，未来应做好"认定—投入—验收"流程，以减少瞄准失偏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农村小微金融便利店满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情况的研究——基于台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探索

农村商业银行设立和发展农村小微金融便利店,有助于满足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基于此背景,依据对浙江省台州市农户的调查情况,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村小微金融便利店满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决策便利程度、渠道便利程度、交易便利程度与农户金融需求满足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与农户金融需求满足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对此,从农户和银行两个层面提出建议,以期对金融便利店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资本能否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需求抑制?——基于4省粮食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粮食经营户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信贷需求抑制的影响,基于对四川、河南、浙江和黑龙江4省1 030户粮食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Heckman模型研究社会资本是否会抑制农户的信贷需求,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需求抑制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65.7%的粮食种植户受到信贷需求抑制,其中受到部分信贷需求抑制的比例为48.4%;社会资本变量中,社会关系因子、亲戚政治因子和组织关系显著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抑制和信贷需求抑制程度,信任因子、金融关系变量和政治关系变量对信贷需求抑制和信贷需求抑制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社会资本对资金需求小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果,从政府角度而言,本研究指出要重视高社会资本易获得贷款这种外部因素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情况,警惕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从金融机构角度,本研究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建议。     

增加京郊农民财产性收入途径探究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京郊农民财产性收入虽有一定提高,但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尚未充分体现。基于北京市2011—2015年农民财产性收入数据资料,并结合对京郊3个区县实证调查,分析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增长潜力。结果表明: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土地制度、集体分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农民财产拥有量、受教育程度、与增加财产性收入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等。因此增加京郊农民财产性收入需要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形成合力,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盘活农村现有宅基地、创新农村金融模式等途径,让农民的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手中的钱财流动起来,共促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安徽省农村扶贫开发的阶段特征、成效经验与政策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农村扶贫开发经历了解决生存性极端贫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驱动群体性减贫、规模化开发式扶贫、综合扶贫开发及精准扶贫五个阶段，总结出了党的领导、政策组合、资金整合、聚焦重点、多方合作、激发动力等经验，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安徽还需夯实脱贫攻坚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建立防止返贫工作机制，完善巩固脱贫成效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政策成效，切实加强组织保障等相关扶贫政策，巩固安徽省脱贫成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