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思考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是以规范监管职责为内容,以惩治食品违法行为为手段,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目标为目的的。然而我国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映射出我国现阶段规制食品行业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性,表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食品召回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不仅要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成因,同时根据这些成因找出各自解决的办法,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这对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美国食品上市公司召回启动时间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食品召回启动时间的多重影响因素问题,以1994—2017年美国食品上市公司发生的召回事件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食品召回启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召回启动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召回量、分销范围和召回原因(细菌感染和外来物质污染);召回量对召回启动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销范围越小,召回启动时间越短;召回原因为细菌感染或外来物质污染时,召回启动时间相对更短;召回主体对召回启动时间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完善我国食品召回体系,从公司、供应链和政府层面提出强化食品HACCP认证、完善食品安全溯源监管系统、建立专项储备基金制度等对策建议。     

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现状及建议

建立健全食品召回安全机制,已成为许多国家调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新型理念和重要手段,由于对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所需,我国也在逐步完善相关的食品安全法规,食品召回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食品召回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保障公共食品安全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都存在缺陷,亟待完善.文章通过解析食品召回制度,了解发达国家发展现状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完善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建议.     

聚焦《食品安全法》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6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建立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统一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取消食品“免检制度”……一系列涉及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大问题,终于在法律层面上有了明确规定。     

基于食品召回成本模型的可追溯体系对食品召回成本的影响

针对我国食品召回过程中召回成本较大对企业召回积极性带来不利影响等问题,构建食品召回成本模型,测算建立可追溯体系和不可追溯体系下的食品召回量和召回成本,对比分析可追溯体系对食品召回成本的影响,并探究影响食品召回成本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不可追溯体系下的食品召回成本是可追溯体系下召回成本的(m-1)倍(m为食品保质期),可追溯体系可极大减少召回成本;食品保质期、日产量、销售价格是影响食品召回成本的主要因素。     

美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及其特点

美国的食品召回制度，是适应食品安全的需要，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方式。一、美国的食品召回制度美国的产品召回制度，开始于１９６６年，首先在汽车行业根据《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此后，美国在多项产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立法中引入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召回制度应用到可能对大众造成伤害的、包括食品在内的主要产品领域。目前，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管理产品质量的常用手段。１．美国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况食品召回制度，是指食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获悉其生产、进口或经销的…     

我国开始实行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8月31日，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同时宣布，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该《规定》是我国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是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第一段]     

发达国家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及其启示

食品召回法律制度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减少食品危害的基本途径。基于此,本文就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3个发达国家食品召回制度的主体、立法、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现实的考察,并就3个国家食品安全召回制度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进行了比较,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政策建议。     

食品召回策略对信任和购买意愿的影响

为促进落实我国食品召回制度,有效应对食品安全危机后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降低的问题,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采用情境模拟实验的方法,基于全国1 053份消费者调查问卷,研究食品召回策略对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的影响,探究信任违背类型和消费者信任倾向在食品召回策略影响信任之间的作用,并验证信任在食品召回策略与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食品召回策略对信任和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差异影响,主动召回最优,责令召回次之,不召回最差;并且,主动和责令召回对信任修复具有积极作用,而不召回对信任修复没有积极作用;2）信任违背类型在食品召回策略影响信任之间起调节作用。企业违背诚信时,责令和主动召回后的能力信任没有显著差异;企业违背能力时,责令和不召回后的正直信任没有显著差异;3）信任倾向在食品召回策略和信任之间起调节作用。对于高信任倾向的消费者,责令召回后的能力、善意和正直信任显著高于不召回;对于低信任倾向的消费者,责令召回后的善意和正直的信任与不召回后的无显著差异;4）信任在食品召回策略和购买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一旦发生食品安全危机,企业应积极主动实施召回,如果企业消极拖延,有关部门应严格监管...     

澳大利亚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管理与现状探析

过敏原问题食品是对公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潜在威胁之一。澳大利亚作为食物过敏率较高的国家，早已对过敏原问题食品实施召回，分析澳大利亚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管理和现状，对我国建立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梳理澳大利亚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的相关法规、指南和通告，总结了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管理系统；整理了澳大利亚1998—2020年4月间的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数据，并分析了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现状。虽然澳大利亚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管理系统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形成了闭环循环系统，但过敏原标签问题仍是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的主要原因，企业过敏原标签管理仍需完善。最后从我国需建立相对独立的食品过敏原管理体系、确定适用我国国民体质的食品过敏原范围、完善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计划及指南规范、完善过敏原问题食品召回信息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