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研究

选取了17项指标构建一个可以充分反映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异指数评价法与GIS空间分析工具相结合,对浙江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综合发展水平在数值上呈强者偏强,弱者偏弱,中低水平和低水平相对集中的"金字塔型"分布特征;空间分异较大,全局空间分异ID指数为0.223 4,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集中分布于环杭州湾地区,发展水平低的县域集中分布于浙西南地区。据此提出了平衡区域发展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县域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揭示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特征并厘清影响因素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居住与文化生活、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5个维度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河北省168个县域的乡村居民生活质量，利用空间自相关、Dagum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均衡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北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明显，生活保障水平和生态环境指数总体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分布特点，形成了以各个城市主城区为高值点中心向周边县（区）梯度降低的状态。（2）河北省乡村生活质量在县域尺度上呈现明显空间集聚特征。局部自相关结果显示，H-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省会石家庄主城区、保定周边和唐秦地区3个片区；H-L集聚区主要位于衡水的冀州区和桃城区、邯郸的永年区和鸡泽县等6个地区；L-H集聚区主要位于石家庄的井陉、元氏、无极、深泽和定州，保定的定兴和安新，廊坊的大城，秦皇岛的青龙和卢龙10个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坝上高原和西部的太行山区。（3）四大协调发展战略功能区间差距对地区生活质量总体差距贡献最大，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     

陕西省县域城镇化综合测度与空间格局研究

以陕西省83个县域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3个要素选取14项指标,构建了陕西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聚类分析、空间分析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空间等级分布特征。结果发现:陕西县域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陕北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区域内差异明显;关中地区处于城镇化中等以及较高水平,区域内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均衡;陕南县域城镇化整体处于低水平状态,有待发展的空间较大。     

陕西省县域城镇化综合测度与空间格局研究

以陕西省83个县域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3个要素选取14项指标,构建了陕西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聚类分析、空间分析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空间等级分布特征。结果发现:陕西县域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陕北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区域内差异明显;关中地区处于城镇化中等以及较高水平,区域内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均衡;陕南县域城镇化整体处于低水平状态,有待发展的空间较大。     

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土地、经济、生态、社会5大城镇化子系统的协调推进,运用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水平整体不高,其均值和标准差随时间增大,各区域间差异显著;子系统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性特征,人口城镇化分异程度始终最高但空间分异不断缩小,社会和经济城镇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土地和生态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度总体呈现递增态势,空间分异特征较明显但不断缩小;城镇化协调度相似地区在空间上呈现强集聚状态,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南川区、綦江区始终为热点区域,渝东及渝东南始终为冷点区域,热点区和冷点区比重逐渐增加。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度时空特征研究

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对2007—2014年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基本公共服务指数总体都在上升,但公共服务指数发展较快。(2)人口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从过渡协调向中度协调转变。(3)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度在空间上集聚特征不显著,空间差异性不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在空间上不显著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自身区域情况与外在政策的影响。     

我国省域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的研究

以我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域层面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相对发展指数模型对2004─2021年我国省域层面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4─2021年我国省域层面的城镇化水平、粮食生产水平，以及2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指数总体上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21年，我国省域层面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空间分布，粮食生产能力整体上呈现西部最低、东部次之、中部最高的空间分布，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南北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地区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2010年湖北省各县市城市规模的空间分异研究

城市用地规模扩大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县域城市具有衔接大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重要功能,研究其用地规模空间分异规律对于理解城市地理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研究在ArcGIS10.0平台支持下,提取湖北省2010年各县市县城面积及县域总面积数据,结合各县市的社会经济等信息,利用GIS手动分级法对全湖北省各县域城市的空间分异特征和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县域城市土地城市化空间分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相协调,即区域内土地城市化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以武汉市为中心,在长江沿岸平原区和重要铁路沿线县城面积与县域面积占比都较大,在经济边缘地带的鄂西和边远山区县城面积与县城面积占比都很小,而鄂中大部分县市占比比较大,鄂北和鄂南地区县市占比处于居中位置.     

福建省县域经济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对2008—2018年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进行时空演化分析,并结合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工具进行空间关联性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确定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并对各因素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不断提升,但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2)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各县域之间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3)除消费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为正向作用,其余影响因素的作用有正有负,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异明显。最后提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可通过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拉动投资、合理管控财政支出、提高城镇化质量等途径。     

天津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分析

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目标,以"城镇化质量"为主线,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表征体系,运用先分类后排序的集结模型进行天津市县域城镇化质量测评,分析其时空格局分异及演化。结果表明,天津市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圈层状递减状态,归为高水平稳定、波动式下降和低水平停滞3类;城镇化质量是由经济高效、民生幸福、城乡统筹、环境友好共同决定的,任何一项"短板"都会影响甚至拉低各类型区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天津市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及演化的驱动因素着重于经济推动力、城乡发展及生态环境等,但不同类型区城镇化驱动因素表现有所不同,应在把握整体城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基础上因势利导。要以城镇化质量为导向,走差异化、包容性的城镇化道路,以期为其他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理性、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制度建设

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全面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促进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是加快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不容乐观,呈现出低水平非耦合发展的现状,严重制约着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非耦合发展的制度成因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从农村社会基础环境、小城镇建设、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乡镇企业4个方面构建促进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制度创新框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Panel Data模型和方法,依据西部地区11个省区2000~2014年数据,考量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差异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正向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性原因所在。鉴此,应通过优化城镇布局和加大城镇基础设施投入,吸引人口进入城镇,提升城镇化率,同时,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提升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与路径研究

以县域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环节。现阶段我国县域发展已经进入3.0时代,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文章通过分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状,揭示其问题及缘由。研究发现:当前县域城乡要素融合层次较浅、社会融合范围较窄、经济融合效果较弱、生态融合水平较低,进而导致要素流通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产业联结不深入、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鉴于此,为了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应着眼实现城乡要素流动自由化、促进城乡产业联结与共同利益机制完善、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健全城乡发展体制机制,最终构建城乡生命共同体。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存在自相关现象,并已形成东部沿海城市的高值集聚区和西部城市的低值集聚区;我国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收入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显著;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由显著变得不显著;政府政策支持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日益显著。     

长三角地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县域城乡融合是中国城乡关系演进新的阶段,是实现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测度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152个县级行政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表现出生态融合>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的维度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动态演变进程中呈现出低水平融合区逐渐向中等水平融合区的转变趋势。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财政自给率显著地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失衡、金融借贷比则与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县级行政单元人口规模和经济区位中均存在异质性。     

陕西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BP神经网络测定研究

运用BP神经网络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BP神经网络模型,并对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陕西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评价结果与专家的判断基本一致;根据评价结果,结合ARC-GIS9.2中的自然断点法（natural breaks）将BP测度得出的得分值分为5个等级,发现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陕北地区,关中地区次之,陕南地区最低。BP神经网络用于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简单、实用,且避免了人工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性,具有很好应用前景。     

发展极理论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展极理论可为一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提供发展路径,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展极理论其适用性更为显著。在概述发展极理论及其政策含义的基础上,探讨了该理论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及在培育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极中应注意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性

为定量研究资源型城市城镇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性,以全国126个地级市(仅限大陆地区)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并籍此为基础研究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结果表明:1)四大区域资源型城市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始终保持领先,但增长幅度最小,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最快,各地区年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增速放缓;2)地级市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度为0.48～0.90,其中0.79%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贡献度为中,40.48%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贡献度较高,58.73%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贡献度高;3)类型上,均有超过各自总量50%的非金属、金属、煤炭和油气型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的贡献度高,而森工型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贡献度高的城市数量不到其总量的1/3;空间上,东和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贡献度大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镇化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发展,但资源型城市的不同类型和区位,对我国城镇化的贡献度有差异。     

长沙县失地农民保障现状调查与思考

长沙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强县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且特殊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该文对长沙县失地农民的特殊性进行了阐述,并对其制度、经济、养老、医疗、就业保障方面的现状展开了抽样调查,分析了失地农民的保障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

为探讨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与驱动因素,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在测算出各地区2005—2014年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其时空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且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2)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距不断扩大,东部与西部的区域内差距相对较大,而总体差距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3)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与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农户投资能力显著正相关;各区域农村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同中存异,人均GDP对东部和西部、城镇化水平则对中部和东北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城镇化水平和生态保护社会投资对西部农村绿色发展产生显著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