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行栽培技术发明与侗族斗牛传说——兼谈农史研究的比较方法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界,其中包括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贡献。他的学生罗伯特·坦普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佼佼者,他的著作《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家》,以通俗的文学、扎实的考据、令人信服的论证,介绍了中国100个“世界第一”。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农史有极力的参考价值,引起了注意。坦普尔对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发现与发明考证不但精湛,而且比较广泛。为我们研究     

试论邓小平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思想

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我国对外战略的一项基本任务。早在7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邓小平继承这个战略思想,认为巩固地联合亚非拉国家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了牢固地团结新兴的民族民主国家,他不仅多次出访第三世界国家,几十次地会见来华访问的亚非拉各国领导人和其他朋友,而且深谋远虑,精心制订了怎样处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     

韩国的中国农业史研究概述

韩国对中国农业史的研究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农学进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是1900年左右，但是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时代后，全面在韩国进行历史研究的时间大概是在韩国战争时期，因此中国农业史的研究时间也不算太晚。     

“敲竹杠”的由来

正用别人的弱点或寻找借口向别人敲诈钱财的行为叫"敲竹杠"。"敲竹杠"这个词的来源传说是这样的: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商船纷纷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的健康,牟取暴利。爱国官吏林则徐向清政府提出禁烟,并在广州海面派出官船巡逻,查禁鸦片。有一次,官船截住一艘走私船,一个官员抽着旱烟上了商船,监督手下人搜查,他无意之中在船篙上磕烟袋锅,这个动作可吓坏了走私商人。原来他们正是打通船篙隐藏鸦片的。走私商人以为官员发现了秘密。他强作笑脸,     

序《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生于 1865 年(同治四年),比孙中山大一岁,比康有为小七岁。这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一年-外国列强加紧侵略,清政府被迫赔款割地,丧失主权,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希望挽救中国,振兴民族。谭嗣同怀抱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之心,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必须维新变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     

民间新生产力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分析

一般而言,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但对于其产生的条件则说法不一。在帝国主义入侵的特殊环境下,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尤其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除了西方帝国主义、洋务派官僚等势力为了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创办的一批近代企业,民间各种势力如广东商行、买办、华侨商人等也积极参与,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生产力发展出现了新迹象。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中国产生并继续发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民国报刊对20世纪30年代农业危机的认知与因应之策——以《新中华》杂志为中心

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榨,及天灾人祸等方面的原因,上世纪30年代中国普通农民无地化与贫困化情况日趋严重,农业耕种面积逐渐缩小,农作物产量下降,同时农产品价格日渐下跌,农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复兴中国农业,《新中华》学人提出了实施统制政策、整理田赋、兴修水利等救济农业的应急办法;不过,实行土地国有、肃清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才是他们认为的治本之策。     

探究“抗日神剧”背后的伦理思考

"抗战神剧"一词来源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抗战剧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题材的电视剧。抗战剧出现初期多为展示中国人民精神上坚韧不屈、物质上的艰苦卓绝等诸多优秀品质,具有重振中华雄风,还原历史事实的使命。然而近年抗战剧却呈现了一种逻辑混乱,过度娱乐化的怪圈。从"抗日神剧"的由来入手,分析其呈现特征并针对这些特征梳理出其产生原因。     

也谈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文献学的研究,是世人对其称道的缘由,但他更大的功勋在于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对图书馆学的贡献,一是创立了自己的图书馆理论,二是对图书的辨伪和考订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他是中国图书馆理论的开拓者。     

试论传教士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一直充当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帮凶,但同时传教士的活动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与维新运动关系密切。     

冯友兰教育思想的渊源

冯友兰是我国现代久负盛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作为教育家的冯友兰,其教育思想极其丰富。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受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影响。     

《雷雨》的造“悲”艺术

曹禺在《雷雨》中所表现的高超的造“悲”艺术确立了《雷雨》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剧坛上无可争辩的悲剧代表作地位。它是作者学习和引进西方悲剧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对中国古典悲剧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     

杉木林取代杂木林后土壤腐殖质组成及特性变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南平溪后安曹下杉木丰产林（７０年）和山脊上保留的杂木林土壤腐殖质组成（ＨＡ和ＦＡ）、胡敏酸光密度值、腐殖质不同结合形态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杉木林取代杂木林后土壤有机质和腐殖酸类含量下降，ＨＡ／ＦＡ和Ｅ４值降低，Ｅ４／Ｅ６值增大，土壤中松结合态（Ⅰ）和紧结合态（Ⅲ）腐殖质减少，土壤腐殖质质量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可能亦是杉木林连栽土壤肥力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一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美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长诗在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执著追求进步政治理想、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热爱和忠于自己祖国等方面表现了屈原的人格美，其意义在于唤起麻木灵魂的警醒与自觉，培养人们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感。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愿祖国大地遍开姊妹花——礼赞陈俊愉院士对推荐国花的新思路

陈俊愉先生一直潜心投入观赏园艺事业,对梅花的研究更为深入。他提出的推选梅花和牡丹并列为我国国花是一个新的思路。梅花和牡丹各具优点,列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首,应尽快确定为我国国花。     

浅论陶渊明的主体创作意识

东晋陶渊明打破了诗坛的沉寂 ,“独起众类”地以自觉的创作意识及创作成果而声名于后 ,在诗歌艺术的长河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诗文领域 ,实现了他的“以诗文传世”的创作理想。《陶渊明集》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专集。     

基于改进BP神经网络的房地产泡沫测度评价研究

美国的大众文化表达了美国大众包括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的文化生活方式,它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霸权意识和种族主义倾向。华裔作家赵健秀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唐老亚》和《甘加丁之路》中,通过互文、戏仿、反讽等手段消解、颠覆了大众文化中的种族刻板印象,不仅如此,他还挪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以重塑属于华裔男性的文化偶像,希望华裔能主动积极地介入大众文化,操演自己的华裔美国人特色。     

论谢灵运诗文的儒学意蕴

谢灵运的创作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谢灵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时时可见儒学思想的牵绊。在门阀世家出身的谢灵运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那种儒学人格,在其诗文作品中时时可见儒家的经文典故,而儒家的情性观、山水观更是支撑起了其诗文独特的审美意境。具备儒学人格的他精通儒家经典,诗文隶事用典和山水意象的选用也都浸透着儒学色彩,而儒学情性观和山水观更是与其诗文审美意境的建构联系密切。     

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下）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研究始于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印中搜闻》，其中关于朱子及其著述的译介和评述，以概念阐释、体系简介、片段翻译或引用为主要方式，间或也在中西互照的视野下发表一些读书心得式的评论，总体上看不够深入，但从理论概念入手寻找和论证理学与基督教并非互为异己文化而有其相通之处的做法，超越了此前欧洲汉学独尊上古儒学、批驳排斥宋儒理学的传统。《印中搜闻》世俗性与宗教性兼具的办刊特色使其关于朱子学的译介、评论具有面向大众传播的特点和效果，在中国经典，特别是朱子学西传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