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法思考

我国加入WTO后 ,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垄断的紧迫性日益增强。行政垄断实际上是个复合性概念 ,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垄断行为与市场主体的经济垄断两个部分。其中行政垄断行为实质上是行政主体滥用经济行政权排斥、妨碍、限制市场竞争的行政违法行为 ,属于典型的行政法问题。从行政法学视野探讨行政垄断的内涵、特征、表现形式及其规制路径 ,有利于弥补经济法学界传统反垄断体制在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存在的不足。     

简论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或行政人为达到一定目的或取得一定利益而实施的妨碍、限制和排斥市场竞争的运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和排斥行为,是公共权力又称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一种破坏。行政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主体、行政人对国家公共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虽然这种垄断既具行政性,又有经济性,但如果没有行政性,是不会有经济性的后果的,所以行政垄断不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控范围之内,因为经济性的法规是不可能彻底解决行政性的问题的。     

简论行政雄断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或行政人为达到一定目的或取得一定利益而实施的妨碍、限制和排斥市场竞争的运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和排斥行为，是公共权力又称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一种破坏。行政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主体、行政人对国家公共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虽然这种垄断既具行政性，又有经济性，但如果没有行政性，是不会有经济性的后果的，所以行政垄断不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控范     

垄断行为认定主体探析

备受关注的《反垄断法》尚未正式实施,就其中的某些条款如何操作在理论和实务界发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垄断行为的认定主体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笔者在对两种观点分析评判的基础上,认为垄断行为的认定主体应当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这不仅符合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分工,也符合首先管辖原则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要求。同时,文章就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在反垄断执法中的程序衔接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行政垄断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反垄断法实施八年,我国行政垄断行为却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规制,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去维护其合法权利的时候,应当建立制度赋予消费者、社会团体或者反垄断委员会诉讼权利来维护公共利益,遏制行政垄断行为。     

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赔偿责任刍议

在我国现行法律和理论界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赔偿责任问题均无明确的规定和同一认识。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应是指行政机关维持现有的法律状态不变的一种行政行为。国家应当是侵权主体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唯一承担者。行政机关不作为损害的赔偿义务主体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可以采用“金钱赔偿为主、改变原状为铺“的赔偿方式。     

论环境资源行政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实现

我国环境资源行政管理体制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 强调行政行为的单方性, 缺乏与相对人协商, 公众的参与程度低、缺乏积极性。行政机关过分关注政绩, 没有更好地考虑公众利益, 部门保护与地方保护成了环境资源管理的障碍。由于国家机关职能的转变和民主行政的要求, 公众参与环境资源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公众参与的范围应当扩大、层次应当提高, 但是对公众参与也应当有适当的限制,以环境资源行政合同和环境资源执法中行政和解制度为例, 探讨了公众参与的实现。     

浅谈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行为"一词是行政法上的核心法定概念,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表述为"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规定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当今社会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行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使我国传统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因此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之我见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意义。首先,在法律上,严格界定了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执法主体的关系。将日常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相分离,有助于改善和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理顺和协调执法组织的内部关系。其次,综合行政执法直接确定了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整个行政活动的明确化和依法行政的开展。再次,保证了行政执法活动的纯洁性和专业性,减少行政执法的“利导性”,进而有助于减少利益驱动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滥作为”。最后,初步建立了长效行政执法机制,可以避免或减少“运动式执法”、“联合执法”等没有法律规范作为依据的执法活动的发生。     

行政不作为及国家赔偿责任的确认

行政不作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必然对社会及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有损害就要承担责任,包括赔偿责任,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时此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学界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主要对行政不作为及国家赔偿责任的确认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并且在法定期限内能够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没有完全履行)的行为。国家承担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政不作为侵权行为主体特定；行政不作为侵权行为客观存在；法定损害事实存在；行政不作为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法规制

企业合并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但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控制,部分企业可能利用企业合并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企业合并制度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企业合并的豁免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申报标准缺乏明文规定以及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而完善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完善企业合并的豁免制度,量化申报标准和确保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     

海峡两岸反垄断法实施之比较分析

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实施已逾二十载,反垄断执法、司法制度日渐成熟。大陆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亦在逐步的向前发展。立足于两岸反垄断法实施现实,选取执法对象、执法主体、和解制度、司法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两岸典型的反垄断实施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大陆反垄断法的合理实施及具体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美国环境影响评价的司法监督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0年4月，生态环境部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高度重视环评文件质量问题。美国的NEPA并未规定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监督环评，而是依据NEPA提起的环境诉讼构成对政府环评决策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司法监督有力地保护公共环境利益并约束政府有关环境的行政行为。我国应当在借鉴美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法院的监督作用，以防范行政机关实施环评时违法滥用行政权。具体而言，一是放宽环评诉讼当事人资格，二是严格环评审批诉讼的审查标准，三是赋予公民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为建设环评制度的有效实施设立司法防线，减少因环评问题而引发的环境矛盾和纠纷。     

试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

本文试图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入手，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探讨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关、审查的方式、审查的内容以及审查后处理，目的在于阐明: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加强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探讨

为保障农民群众的饮水工程安全,管理部门需要不断加强改善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工作。笔者从落实管护机构、明确机构职责、促进部门合作、接受社会监督举报等4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     

1978—2018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演进特征——基于20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基于手工搜集的1978—201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206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文本，从政策发布年度、政策发布主体、政策发布形式、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及政策效力6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在数量上呈整体持续上升态势；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经历了探索起步(1978—1989年)、初步形成(1990—2004年)、快速发展(2005—2013年)和全面推进(2014年以后)4个阶段的演进；政策发布主体的行政级别较高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政策联合决策程度高，但政策之间统筹性和协调性较低；政策绝大多数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发出，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原生态保护层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视程度不够；命令控制型政策是政府最为偏好的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政策整体效力的提升主要由政策发布数量驱动，政策反馈不足、政策措施较少和政策目标量化程度低是导致政策平均效力较低的主要原因。     

The human capital dimension of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NGOs, and farm famil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complications, and observations from an Indian case

Strong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GOs), NGOs, and rural people has long been advocated as a means of enhancing the responsiveness, efficien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GOs and NGO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rguments and evidence for specific types of collabor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etting it into the context of Korten's (1980) concept of “learning process.” Taking recent examples from Udaipur District in India, it reviews the experiences and potential of collaboration, arguing that, while informal interaction increases and enriches the fabric of pluralist development, certain strategic decisions often require a degree of formality. These include decis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 here both the users and providers of services. Moreov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 must be 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ndates, aspirations, and systems of accountability and rewards of the institutions concerned. These determine whether institutions develop and expand their own human resources or draw upon those of others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m. Individuals engaged in these organizations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induced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by combinations of flexibility and appropriate reward systems than they can be forced to do so by instructions or commands. Several conclusions follow: decisions to act together are unlikely to progress unless translated into concrete actions; authority to take local-level decisions in GOs needs strengthening if they are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flexibility; and, although collaboration should in principle be built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 in practice, each will have to incorporate the skills of the other, at least to some level, if they ar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NGOs and GOs must als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 ability to make demands on external organizations. Edging towards collaboration is a delicate and painstaking process. Only if many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are given due priority will early examples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to the numerous NGOs, GOs and international agencies wishing to learn from them.     

与受贿罪有关的问题研究

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读职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它直接危害国家权力行使的廉洁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公正性，最终影响到反腐倡廉的有效 进行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不同的受贿罪，主体不同，根据我国现行删法和最新的司法解 释，定性也不同，处罚结果相差悬殊。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研究

反垄断法的实现程度有赖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借鉴国外立法不等于照搬国外立法。盲目设立专门的独立的高度权威的执法机构虽是国外成功经验，在我国却会引起各方而的问题。因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应当考虑中国自身的传统与现实，在商务部下设立反垄断司执行反垄断职能。     

反垄断法SSNIP测试辅助性分析方法研究

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SSNIP测试不精确与无法涵盖所有现实情况的短板，世界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其实践中，发掘出一系列辅助性分析方法，如价格弹性分析法、价格差异分析法、价格相关性分析法等。我国作为反垄断的后发国家，尚没有完全掌握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尤其是SSNIP测试的具体操作，因而对这些辅助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我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从而促进我国反垄断的有效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