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地区1985-200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Ⅱ.土地利用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

利用鄱阳湖地区21个县市1985和2000年的两期土地利用类型图,借助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定量诊断该地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确定了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等6类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力.     

我国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的4个热点

为了揭示国内有关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的热点,参考了大量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研究案例,分析了受关注的研究区域、敏感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指标选取的复杂性等热点问题,归纳得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有4大热点: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快的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是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的热点区域;②耕地非农化、建设用地扩张、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矛盾关系、生态用地和耕地之间相互转化,以及农用地结构内部调整是最受关注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③分析方法主要为定量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统计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④归纳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案例中最常采用的社会经济指标.4个热点的提出,可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快速城市化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分析——以无锡市为例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结合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无锡市1998～2009年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拟合得到无锡市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模型。结果表明:无锡市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人文驱动力是人口增长、农业经济发展及农业科技水平,并从这3个方面出发,对无锡市耕地资源保护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     

基于ESDA-GWR的四川省耕地时空演变特征及成因分析

以四川省市域为研究单元,计算21个市州2000-2013年耕地丰度指数及耕地变化指数,在借助空间自相关及重心模型基础上研究其耕地时空演变特征,并应用灰色关联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四川省耕地资源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耕地丰富区主要集中在川东地区和四川盆地,耕地稀疏区集中在川西高原区;耕地重心呈L形移动轨迹。四川省耕地总量在减少;变化剧烈(high-high)区在成都和眉山周边;耕地重心向南偏移。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因素是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人口因素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攀西地区,经济发展因素影响最大的是川东北地区。     

1978-2012年凯里地区耕地变化动态及其驱动力分析

运用1978-2012年统计资料,分析凯里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耕地数量变化的规律及驱动力。方法: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凯里地区耕地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凯里地区耕地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①1978-1982年,耕地数量呈现减少趋势;②1983-1985年,耕地总量呈现急剧下降趋势;③1986~2012年,耕地总量变化趋势大体与第一阶段相类似,呈平缓下降状态。结论:凯里地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归纳为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农业生产条件和人口增长等因素。     

青海湖地区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建立与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多元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通径分析及偏相关分析对青海湖地区耕地变化驱动力进行研究,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建立该区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对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和过程进行分析,并对各县驱动因子的差异进行比较。为该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共和县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建立及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青海省共和县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模型,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通径分析、相关分析、偏向关分析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考察了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在不同作用状况下的耕地变化情况,从县域规模水平上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和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刚察县耕地变化驱动力模型及因子分析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刚察县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模型,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通经分析、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考察了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在不同作用状况下的耕地变化情况,从县域规模水平上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和过程进行了分析,目的是为了揭示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探讨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和措施。     

安徽省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及其驱动力

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耕地资源变化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对22年安徽省的城镇化进程与耕地面积变化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地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2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耕地面积呈显著减少的趋势;2)省域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驱动力综合得分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即影响地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驱动力逐渐加强;3)安徽省城镇化进程集中体现为地区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以及城镇人口增加,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影响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呈负相关关系。     

兰州市耕地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以兰州市1999-2007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分析了现阶段兰州市耕地变化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土地生产力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兰州市耕地数量变化的4大驱动力。针对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提出加强耕地保护的具体对策措施。     

鄱阳湖地区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II.耕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依据鄱阳湖地区1949～2002年耕地面积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分析该地区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在近53年里人口增加和第三产业发展是该地区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粮食需求则是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     

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对湖南典型水库水质变化的影响

东江湖、水府庙水库和大通湖是湖南典型水库,以上述3个流域为研究对象,在土地利用类型遥感解译结果、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水质监测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对研究区水质变化驱动力进行比较分析,为探究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库水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东江湖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大通湖流域以耕地为主,水府庙水库流域内耕地和林地比例差异较为相似。土地利用类型和人类活动对3个水库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东江湖水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为经济因素、林地及建设用地的面积比例。水府庙水库的水质变化主要驱动力为经济因素、建设及耕地面积比例的变化。大通湖水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以及建设用地面积比例变化。湖泊受污染情况是大通湖水府庙水库东江湖。     

青海湖地区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与驱动因子分析（摘要）

[目的]研究青海湖地区耕地变化驱动力,为该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利用多元统计学当中的相关分析、通径分析及偏相关分析对青海湖地区耕地变化驱动力进行研究。利用DPS数据处理软件对青海湖地区1985～2002年国民生产总值（X1）、总人口（X2）、农业人口（X3）、藏族人口（X4）、在校人数（X5）、年末存栏羊数（X6）、年末存栏牛头数（X7）、牲畜商品率（X8）和耕地面积变化（Y）之间的关系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该区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对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和过程进行分析,并就各县驱动因子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结果]青海湖地区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为：Y=103 379.48-1.490 1X2＋1.640 5X3-89.3854X7-96.178 3X8。该方程是显著的,Durbin-Watson统计量d=2.705 900 30,说明模型拟合性较强且可用。由相关分析可知：①各驱动因子与耕地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X3〉X4〉X8〉X1〉X6〉X5〉X2〉X7;X2和X6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②X6和X7与其他驱动因子之间呈负相关关系,X7与除X6以外的其他驱动因子之间的负相关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X2〉X4〉X3〉X8〉X1〉X5;X6与除X7以外的其他驱动因子之间的负相关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X4〉X2〉X3〉X8〉X1〉X5。这说明在青海湖地区人地矛盾、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十分严重。③X6和X7在与其他驱动因子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同时,X6与X7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7976。说明在青海湖地区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措施时,要充分考虑牛羊之间的平衡关系。④X5与X6和X7之间相关性都不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00978和-0.05964;X4与X6和X7之间相关性都比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81282和-0.769 12。说明在校学生人数与牲畜平衡头数关系不大,但藏族人口数与该区牲畜平衡头数有显著关系,与青海湖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相吻合。⑤X8与X6和X7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其他驱动因子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尤与X3和X4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4691和0.93483。说明在青海湖地区牲畜商品率与牲畜年末存栏数密切相关,可以通过人为增加牲畜的商品率来控制牲畜年末存栏数,从而达到缓解草畜矛盾的目的。由通径分析可知：①各驱动因子对耕地变化的直接作用大小依次为X3〉X2〉X8〉X7;但对耕地变化的总作用大小依次为X3〉X8〉X2〉X7。②X2、X7、X8、X3 4个驱动因子中,X3对区域耕地面积变化影响极显著,说明农业人口是影响青海湖地区耕地面积变化最重要的因子。③X3对Y主要为直接作用。X2对Y的直接作用为-2.8166,通过其他驱动因子对Y的间接作用之和为2.7959,其绝对值大小无明显变化,说明总人口对耕地面积变化的直接作用是使耕地面积减少,间接作用则是使耕地面积增加,且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基本保持平衡（总作用为-0.0207）,其原因可能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建设用地的增加,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而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农业人口的增多,从而导致耕地面积增加。X8对Y的直接作用为-0.2919,通过其他驱动因子对Y的间接作用为0.56782。因此,牲畜商品率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作用主要为间接作用,这也与牲畜商品率本身的性质有关,而牲畜商品率主要表现为市场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调节机制。④决定程度分析表明,各驱动因子对耕地变化总作用大小依次为X3〉X8〉X2〉X7。X2对Y的直接作用为负（-2.8166）,X2与X3共同对Y的相对决定程度最大,其次是X3。说明在青海湖地区进行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和实施土地政策时,既要注意总人口,还应注意农业人口。在总人口增长的同时,适当控制农业人口,有利于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⑤决策系数大小依次为：ε〉X7〉X8〉X2〉X3,且X7、X8、X2、X3均小于0,故ε为主要决策变量,说明青海湖地区耕地面积变化除了农业人口、总人口、牲畜商品率、年末羊存栏数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子需考虑,这些因子主要为国家宏观土地政策、地方经济调整和自然因子等。由偏相关分析可知：①X3、X8、X2、X7 4个因子中,除X7对Y不显著外,X3、X2与Y呈极显著相关,显著水平为0,X8与Y呈显著相关,显著水平为0.05453。②X2与Y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在青海湖地区总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耕地面积减少;X3与Y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该地区农业人口的增长会使耕地面积增多。该结果与通径分析结果相一致。[结论]青海湖地区人地矛盾、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十分严重;农业人口是影响青海湖地区耕地面积变化最重要的因子;市场机制对该区耕地利用变化的调节作用相对微弱;国家宏观土地政策、地方经济调整和自然因子等对研究区耕地利用变化影响巨大。     

鄱阳湖地区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I.耕地数量及空间变化分析

依据鄱阳湖地区1949~2002年耕地面积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耕地面积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近53年里,鄱阳湖地区耕地面积经历了快速增长(1949~1957年)、大幅减少(1957~1978年)、缓慢减少(1978~1995年)、波动变化(1995~1999年)和迅速减少(1999 ~2002年)五个阶段。而在空间变化上,不同县市的变化率相差很大,通过聚类分析将20个县市分为四类。     

广西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根据广西1997~2005年的统计资料,分析耕地面积变化规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因素是广西耕地面积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其结果将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湖北省1995～2005年耕地资源态势及宏观驱动力研究

利用1995～200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湖北省近11年来耕地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1年来,湖北省耕地面积总体态势逐年下降,耕地变化空间差异明显;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直接影响因子为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和灾害毁地;间接影响因子为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人口增长和政策因素.     

武汉市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及预测

通过对1996～2002年武汉市耕地动态变化分析,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驱动力机制,并结合这7年的统计数据,对未来武汉市城市建成区面积、总人口数、非农人口比重及耕地面积进行预测,用以指导武汉市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及合理的土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