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施的问题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农村规范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党的十九大"生态宜居"理念的行动支持。本文主要研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不明确、收运工作不到位以及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意识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主要措施,如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及垃圾收运体系,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的宣传等。     

泸州市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现状调查研究

以泸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非示范小区、示范村及非示范村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个区域中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政策知晓度以及垃圾分类推广的主要困难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并针对城乡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悖离现象,城乡示范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均明显高于非示范点.     

嘉善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分析与对策建议

研究分析嘉善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阐述嘉善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试点先行、集约节约、培训宣传、典型示范、督查考核五大做法。对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垃圾源头分类准确率偏低,收运不规范,处理站点运行绩效较差等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注重营造宣传氛围,强化针对性督查指导,实行精细化监督管理等措施,推进嘉善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展开。     

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从农户参与角度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提升途径,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基于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187个村的调查数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农户参与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产生影响的途径。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均值为0.58,整体处于相对低效水平。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和参与、参与垃圾分类村民间的监督行为等农户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付费等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行为通过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和产出来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据此,提出当地政府应合理增加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投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建立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城市垃圾治理措施新探

生活垃圾的产生困扰着群众的生活,传统的焚烧、堆肥和填埋“三大”技术制约着垃圾治理的出路。针对娄底市生活垃圾现状及问题,提出处理处置对策,对由此衍生出的“垃圾产业”进行了展望：建立和完善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机制：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制;加快垃圾处理场技术配套工程等综合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思路。     

发达国家(地区)垃圾分类惩戒制度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公众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分类投放参与率低、垃圾分类质量不高、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难以突破的现状,从促进垃圾分类的惩戒制度入手,研究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促进垃圾分类方面设置的惩戒措施,对比分析我国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立法中强制措施的设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特点及其处理技术浅析——以杭州市为例

通过文献整理,并结合杭州市实际,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特点及其综合处理技术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过高,可回收物含量高。因此,十分有必要从源头开展垃圾分类,针对不同垃圾的特性,分类处理。同时,由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超过50%,因而在城市生活垃圾的综合处理中,应重点关注厨余垃圾的处理。目前,主要的厨余垃圾处理方式有饲料化、填埋沼气利用、生物堆肥及厌氧发酵处理等,但总体来看,这些技术还不够成熟,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结合杭州市实际,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的综合处理,提出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强化垃圾处理技术攻关、加强政策保障的建议。     

民族地区县级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西凌云县为例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尤其强调通过环境治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近几年,生活垃圾分类行动由试点城市向普通城市推广,呈现出一种蓬勃的发展态势,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但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地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举步维艰。特别在一些民族地区或偏远县城,居民分类意识不强、政府宣传手段单一、市场回收机制缺失、末端治理设备供给不均等都严重制约着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实行。文章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凌云县实施垃圾分类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其中突出的问题,并对垃圾分类处理在类似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思考。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农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农村生活垃圾产量已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城市。"垃圾围村""垃圾填塘""垃圾阻路"以及"污水河里流,垃圾随风走"等垃圾污染和垃圾违规处理现象随处可见,给农村环境带来严重损害。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未完善长效的垃圾分类管理机制。且对于一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行村来说,当前仍然存在着"面子工程"严重、分类标准不明确、分类知识普及不到位、分类机制不健全、分类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没有发挥两大主体性作用,导致分类理念偏差、分类方法无法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等现实问题。     

村镇生活垃圾减量化管理机制研究——以对浙江省安吉县的调研为例

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生活垃圾的产量也在持续快速增长,其组成和结构日趋复杂,越来越难以处理。作为垃圾处理原则之一,减量化是垃圾管理的基本要求,是降低垃圾对环境危害的最终手段。相对于资源化和无害化,减量化是上策。对安吉县12个乡镇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与循环利用认知和行为情况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目前安吉县乡镇居民环保教育程度较高,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经常进行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人数不多。建议在现有管理机制上,采用电视、网络和村委宣传等居民接触最频繁和最认可的渠道,对调查中发现的主要妨碍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宣传,促进居民自发、自觉、自主进行减量化,进而形成长效机制;同时,鼓励和引导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减量化工作。     

太阳能生态垃圾房让农村垃圾“变废为宝”——麒麟区运用科学技术处理农村垃圾经验材料

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农村垃圾产量也日益激增。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涵盖前端分类、中端清运、末端处理等多个环节。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着前端垃圾分类内无动力、外缺助力,中端垃圾清运设施不完善,末端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垃圾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问题。麒麟区作为曲靖市的中心城区,所辖东山、越州、茨营3个远郊镇,珠街、沿江、三宝3个远郊街道,南宁、     

基于收集便利需要的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研究

概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及分类,分析了居民家中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制约因素,介绍了居民家用和住宅小区的垃圾收集箱和垃圾收集设施,并根据分类标准建议完善相应的垃圾分类收集器具和设施。     

二级分类模式下天津市城乡生活垃圾的分类特征研究（英文）

为了研究生活垃圾二级分类模式对垃圾产生特征的影响,以天津市区和西青区水高庄村共310户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依托已经建立的生活垃圾二级分类模式,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堆腐物、可回收物和有毒有害物3类,重点调查居民生活垃圾的产生强度及分类特征,对城乡居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点进行比较,并分析生活垃圾的产生强度与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生活垃圾平均产生强度为423.08 g/(d·人),农村生活垃圾平均产生强度为629.89 g/(d·人);可堆腐物产生强度城乡之间呈现显著差异(P=0.000 02),可回收物和有毒有害物的产生强度城乡之间未呈现显著差异,分别为P=0.471和P=0.099。二级分类模式是有效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模式,对垃圾减量处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生活垃圾分类中的社区动员与居民参与 ——以A市垃圾分类小区为例

本文以A市垃圾分类小区为例,探讨了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动员的现状及其问题。研究发现,社区动员存在动员范围小、覆盖面低、宣传表面、效率低等问题,导致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知晓度低、参与率低。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宣传、根据居民特征拓宽动员途径以及培育社区志愿团体等建议,适用于与A市具有动员刚起步、群众基础弱、实行效率低等类似特征的地区。     

浅议城市生活垃圾清运的困局和出路

我国产生的垃圾量超过了世界垃圾年总生产量的25%,并且每年约以10%的速度增长。城市生活垃圾的不当处理,会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影响。我国在城市生活垃圾清运中存在着垃圾清运量大,清运方式和设施落后,政府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当从垃圾分类回收,合理布局垃圾收集点、转运站和压缩站,加强政府管理等方面解决城市生活垃圾清运的困局。     

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环境建设

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环境目标,针对农村农药、化肥、人畜粪便、垃圾污染以及农作物秸秆焚烧等环境问题,运用生态学和循环经济原理,探讨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全面推广沼气技术,积极寻求秸秆综合利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加以解决。     

安徽省新农村建设中居民生活垃圾管理对策

实施"乡村清洁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对农村生活垃圾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针对新农村建设中生活垃圾存在的问题,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居民生活垃圾要依据当地的特点和条件,采取相应的居民生活垃圾综合管理模式和对策.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体，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直接关系到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关系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太湖流域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的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得分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88.6%受访居民愿意分类，但仍有部分受访居民表现出“意愿强行为弱”现象。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从异质性来看，在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群体中，各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树立自主分类责任意识，建立群体监督规范体系，多维度、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地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个市(州)38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3.9%的样本农户愿意对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和外部情境因素的综合体现,垃圾分类必要性、垃圾分类知识、垃圾投放便利性、垃圾分类宣传、以及环境整治政策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都有显著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研究——来自CLDS的数据分析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网络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深刻改变着农户行为方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方法,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探讨影响效应在上网方式和农户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互联网的总体使用比例不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较高,上网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高达82.9%。户主年龄、成员平均年龄和到县城距离对农户使用互联网有负向影响,户主学历、成员平均学历、家庭收入规模、道路硬化比例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对互联网使用有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能有效提升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但不同上网方式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手机上网和混合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影响的净效应分别为5.2%和3.1%,而电脑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存在组群差异,互联网的使用效应仅适用于老一代农户、非农型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群体。因此,提出加强农村互联网软硬件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线上宣传活动,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多元化宣传策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