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线性不确定变时滞系统的滑模控制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彩票投注视频监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韩国初期书院在教育史上的意义

从形成过程及教育特征来讨论韩国初期书院在教育史上的意义,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韩国初期书院的出现,反映了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变化的基础上,教育逐渐从一般的中央集权转变为分权的新形势;儒学工夫论是书院教育得以巩固的特有理念经间,退溪的心学道统论对初期书院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书院祭享空间与讲学空间关系反映了儒学知道体系中尊德性与道间学、道与学的关系,其祭礼礼仪有社会约束及符号意味;从家学和家庭教育的特征来看,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并入了初期的书院教育之中。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从孟子升格看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肇端于中唐时期,完成于南宋末的“孟子升格运动”,与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以抬升孟子地位为基轴,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学术旨趣由宗法伦理向心性论的转移;通过义疏之学融摄佛教思想于无形,重构其心性本体论;受佛教法统说的影响而提出自己的道统说;接续孟子成圣之说,并吸纳佛教佛性理论发展了自己的圣人观,开出与佛教相匹敌的终极关怀思想,最终形成了熔儒释道思想于一炉的新儒学。     

论新儒学对农村新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向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宋明新儒学作为国民心理结构的重要奠基，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和生活。借鉴和弘扬新儒学中的“克己复礼”、“格物致知”和“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将对现代农村和农民的道德生活、科学理性以及社会关系建设，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略论朱熹“敬论”

朱熹“敬论”既继承了程颐主敬说，而又有全面的理论整合及发挥，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熹由其“心是做功夫处”的心论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功夫论问题上预设“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与此相应，其主敬功夫也就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然朱熹主敬自有一套理路，其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功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     

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木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的问题研究

“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是“区域党建”在“两新”党建方面的应用和延伸,它是以网格化管理为主要特征,以镇、街道为中心,以“两新”组织党建为重点,各社区党组织、党员共同参与的“两新”党建工作新格局。本文从“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的现状入手,分析其存在问题及原因,结合实际提出了加快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建设的对策。     

王阳明哲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学说特征

王阳明通过建构“心”本体，使天道、天理真正贯通在人心，使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主体价值得以彰显，最终为以“人”为中心，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学人文信仰的建构和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王阳明心学既是一种哲学体系，也是一种伦理体系，是一种哲学与伦理相融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也表现了中国伦理史发展以伦理为出发点和以哲学为论证工具的典型学说特征。     

利用八倍体小黑麦与小麦回交培育小麦新品种初报

用小麦属(Triticum)与黑麦属(Secale)进行远缘杂交,可以培育出异源多倍体的新物种(六倍体或八倍体小黑麦);也可以选育出具有某些黑麦特性或超亲性状的小麦新类型或新品种,即具有个别黑麦染色体的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等。如普通小麦品种“阿芙乐尔”和“高加索”就是属于普通小麦与黑麦间染色体的易位系,其IB     

隐逸中儒家诗人的生命情态—— 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所体现的心态与文化探析

杜甫在草堂时期, 虽然志在隐逸, 但潜抑的济世思想仍然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 尤其是济世思想与隐逸之志的矛盾使诗人的人格形象表现出“狂人”、“囚人”、“幽人”的变化, 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情怀。文中进一步探究了其中深层的文化心理根源是诗人的道统人格与高层权势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家学与家风述论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家族是安徽地域境内传统文化世家，在注重文化传家的成长道路上，形成了具有自身品格的家学与家风。庐江何氏家学实践以佛教文化、玄学、儒学为主要内容，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终呈现综合交融的趋势，其家学之影响在与主流文化的互动中得以彰显。庐江何氏家风以“清身洁己”为外在特征，在长期的家学实践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何氏家风为其文化型士族成长、争取社会政治利益起到了重要的潜在作用。     

新农村建设内涵探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其内涵体现在“新”，具体表现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即人与自然的新和谐、人与人的新和谐、人与环境的新和谐、实现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SPIHT算法在DICOM图像压缩中的应用研究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儒反孔运动

长期以来 ,孔子是中国的“至圣先师” ,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是 ,自从步入近代社会 ,孔子和儒学受到人们越来越猛烈的冲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由平等、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同时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与文化宣传 ,对封建制度构成空前猛烈的冲击 ,儒学日益成为讥笑的对象和攻击的目标。对孔子学说在这时期的分析批判 ,也比戊戌前后更加细致、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