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时期的灾荒及社会救济

德宗朝是唐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四个时期之一,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本文通过对德宗时期灾荒发生的频次、时空分布进行整理分析,多方面展现这一时期灾荒的多发性、群发性等特点。灾害频发,给百姓带来人口伤亡、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等诸多危害,扰乱国家正常秩序。朝廷在灾后的救济中发挥主导作用,采取赈济、蠲免等方式赈灾救民,而民间救济在此时也有发展,作为辅助,弥补官赈的不足之处。     

西方新教传教士与晚清山东赈灾述论

西方新教传教士自1860年来山东传教后，面对近代山东灾荒频发的局面，在基督教博爱精神与普世主义指引下，积极投身于山东灾荒救济。特别是在“丁戊奇荒”与1889年山东灾荒期间，李提摩太、倪维思、狄考文等众多传教士相互合作，不辞辛劳，到处募集捐款，分头赈灾，发放赈银救助了大量灾民，并提出了许多预防灾荒的建议。尽管传教士赈灾存在传播上帝福音，吸引灾民入教的目的，也有救助地域的局限，但他们的这些活动对拯救濒于死亡边缘的灾民、促进中国赈灾机制近代化转型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仍有值得肯定之处。     

清代南京地区的仓储建设

历经改朝换代,清初南京地区的仓储事业处于荒废状态。到雍正年间,官府相继进行了社仓、常平仓建设,仓储事业初具规模。道光年间,江南水、旱灾害频发,为满足救灾赈济要求,在两江总督陶澍主持下,南京地区开展了以丰备义仓建设为中心的仓储建设,仓储事业日臻完备。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地区的各类粮仓破坏严重。光绪三年后,受朝廷政策影响,南京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仓储建设活动,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备荒赈灾体系。     

力禁“花田”重农桑——李用清“丁戊”救荒活动考察

作为襄助山西赈务官员之一,李用清努力履行赈济官员上达民意、下抚民众的职责,身体力行,亲历州县调查,了解灾情,既解决眼前的饥荒问题,又不断思考灾荒的深层原因,极力主张禁种罂粟、重视农桑。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牢记这次灾荒教训,在以后的为官生涯中注重教养民众,继续推行禁种罂粟,重视水利,以农为本的政策,将发展生产、预防灾荒作为施政的主要内容。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荒政述论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荒,为救济灾荒,民国政府通过设置专业的救灾机构,推广近代化的救灾措施,采取多种赈灾资金的筹集方式以及制定相关的赈灾法规,救灾体制逐渐完善同时推动了政府社会职能的拓展。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荒政述论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荒,为救济灾荒,民国政府通过设置专业的救灾机构,推广近代化的救灾措施,采取多种赈灾资金的筹集方式以及制定相关的赈灾法规,救灾体制逐渐完善同时推动了政府社会职能的拓展.     

泽及乡邻:明清鄂南灾荒中的民间救济

明清时期,鄂南地区灾荒暴发频繁,面对灾害,除了政府层面的积极赈灾之外,民间的乡绅及平民也尽其所能为国家、为乡邻解困分忧,比如捐谷、捐金、减价耀谷及施药、施棺等.究其原因,主要受传统社会因果报应思想、家族传承美德以及政府鼓励善行的影响.     

林希元救荒思想述论

作为理学名宦,林希元不仅在明代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为中国古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概而言之,其救荒思想的突出之处主要包括:强调救荒贵在得人;将灾民分等,区别救济;重视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赈济灾荒等四个方面.     

中西方历史灾荒成因比较研究

灾荒的发生主要与灾害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对灾民的救助有关。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和古代欧洲国家之间灾荒的发生演变情况,结果显示中西方灾荒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原因差别:中国的灾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救助不力造成的,在原因层面属于弹性灾荒;欧洲的灾荒主要是因为灾害的强度导致的,属于刚性灾荒的范畴。     

论唐代的水灾与政府赈济

关于唐代自然灾害与社会赈济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成果大量涌现。但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多是侧重于对自然灾害发生的总体状况及社会应对措施的研究(1),而对单项自然灾害(尤其是水灾)及社会赈济方面,却鲜有提及。本文就唐代水灾发生的概况、造成的社会危害及国家赈济政策与措施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1928～1930年河南旱灾述评

1928—1930年,豫陕甘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这次旱灾造成三省土地荒芜,灾民遍野,使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受巨大损失。在此次豫陕甘旱灾中,以甘肃灾情最为严重,陕西次之,河南灾情在三省之中较轻,但即使如此,河南仍被时人称为"灾上加灾"的荒情奇重地区。以往少见对此次旱灾之中河南的区域性研究,因此本文对此次旱灾之中河南的灾荒概况、灾荒影响、政府及民间赈灾进行论述。     

近代西方人对“丁戊奇荒”的认识及其背景——《纽约时报》传达的信息

"丁戊奇荒"是晚清时期一次百年罕见的灾荒,前后持续达四年之久,造成了惨重的后果。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多认为请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赈灾不力是造成"丁戊奇荒"伤亡严重的主要原因,而当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则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基础交通设施的落后,并对清政府的赈灾措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清代粮食价格波动与国家行为

雨雪粮价奏报制度留下了大量粮价资料,使清代粮价研究百花齐放。有清一代,粮价长期趋势在持续上涨,但短期内的稳定和波动也使得这种长期上涨并不均匀,粮价波动存在一定的周期和季节性,灾荒年岁,非正常粮价频现。粮食是治国安邦的根基,其价格波动关乎国计民生。为应对粮价波动,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政策、以商人为中介的市场调节、依靠士绅和富户的民间赈济,共同构成了清代粮价的稳定机制,确保了百姓生活与社会稳定。在我国农产品价格进入深化调整期的背景下,清代的许多做法值得当今社会研究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救灾度荒的历史考察——以积谷政策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灾荒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党和人民政府继续推行设仓积谷政策,积极开展救灾度荒,取得了明显成效。积谷政策的推行对赈灾救荒、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山西民间灾荒中的方志体现

清代山西自然灾害呈现多发态势,相关记载不在少数,灾荒中死亡在所难免。民众面对死亡,首先想到的是生存,而生存所需食物和金钱来源于自我获救、民间救助以及官方赈灾。依据生存行为划分,可分为自我生存和集体生存。导致这一生存行为产生的原因有人性自身、儒家文化的影响。     

灾民生活史:基于中西社会的初步考察

灾民生活是灾荒史考察的重要内容,在中西方历史灾荒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灾民生活的诸多方面,比较研究了中西方农民生活的一般景象、灾荒发生后灾民生活的巨大差异以及特殊灾害时期灾民的生活行为。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完备的荒政制度在救荒济民的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救灾效果,大灾之后并非一定大荒;欧洲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政策救济灾民,重大灾害发生后灾情极为严重。     

官民合办: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灾荒救治的特征

"民捐民办"是自晚清"义赈"以来中国民间社团灾荒救治特征的概括。然而,笔者从区域灾荒救治案例中却发现: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灾荒救治呈现官民合办特征,更多地反映出民间组织不发达的边疆省份的区域特征,亦或可为理解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双弱态"实质提供某种依据。     

鄂南方志中的明清灾荒应对调查

鄂南地区多位于沿江地带,在气候方面既有洪涝,亦不乏干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在传统社会里,灾荒必然会引起社会秩序的动荡,当时无论上层的政府,或是下层的乡绅,都在进行各种努力.政府进行开仓赈粮、拨款救济或者减价平粜及对所征收赋税进行全部蠲免、部分蠲免及缓征等赈灾活动,民间主要体现在乡邻之间的相互救济,其表现方式主要有捐谷、捐金、减价耀谷及施药等.     

近二十年来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代以来,灾荒频发,给河南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二十年来,学者们对河南近代灾荒史进行了逐渐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仍有一些局限。在灾害的研究类型上,研究水旱灾害的较多,尤其是特大型的水旱灾害,而研究其他灾害的较少;在灾害的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分析灾荒的成因、危害等,缺乏研究深度。因此,对河南近代灾荒史的研究需要继续通过挖掘资料,继续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争取更高水平的成果。     

晚清(1861～1911)社会应对皖淮流域灾荒问题初探

晚清时期,皖淮流域内灾荒史无前例的频仍和严重,对此,海内外官民日益予以关注,调查灾情和民生、鼓吹灾区危局、吁请社会救助并提出应对之策。官方为灾荒救助的主导者、决策者和行为主体,整合国内外救助力量,治标与治本并举;海内外社会应对皖淮灾荒取得了些许实效,并涌现出众多被朝廷誉为"见义勇为"的中外善士,但基于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灾荒应对举步维艰,最终没有达到"定人心而全民命"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