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州蕨类植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浙江省衢州市共有野生蕨类植物205种,隶属于36科71属。分析了衢州山地蕨类植物的区系组成,将它们分为12个分布区类型和5种生态类型。探讨了该区蕨类植物在观赏、药用和食用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并提出了开发该区蕨类植物资源的5条建议。表3参12     

中国观赏蕨类植物的种类、繁殖方法及在园林中的应用

综述了中国观赏蕨类植物的种类、地域分布、生态习性、繁殖方法以及在园林中的应用.针对观赏蕨类植物在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发与利用的5点建议,并对蕨类植物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贵州食用蕨类植物资源分布及开发利用

实地调研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初步明确了贵州可食用蕨类植物共计23科、30属、64种（含5变种）,占贵州省蕨类植物科、属、种数的42．59％、19．74％和8．13％。对64种贵州食用蕨类植物区系组成特点及资源分布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在开发利用中应重点保护的贵州珍稀及濒危物种有问荆、瓶尔小草、铁芒萁、金毛狗、桫椤、水蕨、镰羽凤了蕨、阔带凤了蕨、禾秆蹄盖蕨、短羽蹄盖蕨、中华荚果蕨11个品种。贵州可食用蕨类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深化食用蕨类植物的资源研究工作;开展食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开展保健功效物质基础及食品毒理学研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的长远规划等。     

小陇山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探讨小陇山区蕨类植物在药用和食用、观赏等方面的价值,提出合理开发利用蕨类植物的建议.     

鄞州野生蕨类植物资源与开发利用

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查阅和访问,确定了鄞州野生蕨类植物的种类及开发利用情况。结果表明,鄞州有野生蕨类植物33科62属117种,鄞州野生蕨类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在药用、观赏和食用方面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价值,但有的种类数量较少,在开发利用时应注意保护其种质资源。     

贵州药食两用蕨类植物资源调查

为了摸清贵州药食两用蕨类植物资源状况,为其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提供参考,采用原生境植物实地考察、标本采集、分类鉴定、资料考证和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药食两用蕨类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贵州现有药食两用蕨类植物24科30属45种(合2变种),其中,蕴藏量较大并具有一定开发利用价值的有14种,濒危、珍稀而应尽量避免开发的有7种,分别占贵州药食两用蕨类植物种数的31.11％和15.56％.     

华东地区食用蕨类植物的资源分布及开发利用建议

为促进华东地区蕨类植物的开发利用,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初步明确了华东地区可食用蕨类植物共计22科、27属、36种(含1变种),并对36种华东地区食用蕨类植物的食用部位及资源分布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华东地区可食用蕨类的开发前景进行了展望。     

蕨类植物非生物胁迫研究概述

非生物胁迫能够抑制植物的生长发育。蕨类植物属于具有世代交替特征的一大类群,种类丰富,分布广泛,用途多样。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应对非生物胁迫的能力。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蕨类植物在研究和开发应用中的巨大潜力,有关蕨类植物的抗性筛选与分析工作也受到重视。结合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报道,主要从非生物胁迫角度,总结分析了有关蕨类植物的非生物胁迫研究结果。     

秦岭旬阳坝药用蕨类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策略

旬阳坝地区野生药用蕨类资源有42种,常以全草、根状茎或孢子入药,其化学成分复杂,含有黄酮类、甾类、生物碱、酚类和三萜类化合物等活性物质,对多种疾病有明显疗效。该研究通过普查旬阳坝药用蕨类植物资源,评估了其开发利用价值,讨论了旬阳坝在对药用蕨类植物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从而有效的保护及开发利用旬阳坝药用蕨类植物资源。     

南京中山植物园引种蕨类植物的观赏特性及园林应用探讨

对南京中山植物园引种蕨类植物的观赏特性和园林应用方式进行了介绍和总结。南京中山植物园引种的蕨类植物分为5种生态类型,在叶形、叶色、孢子囊群等方面有独特观赏价值。根据其生态习性和生物学特性,蕨类植物有绿地种植、盆栽、石景配置和水面绿化等多种利用方式。     

四川省蕨类植物资源的分布及其开发利用前景

介绍了四川省的蕨类植物资源及分布,并阐述其在药用、食用、观赏园艺以及植物修复等方面的开发利用前景。     

北京园林绿化事业的基础工程——北京植物种质资源调查研究的实施及进展

论述了北京植物种质资源调查研究的背景、项目组织形式及研究进展。通过开展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掌握北京市各类植物种质资源的种类、分布、数量、质量、保护和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有效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促进园林绿化植物的良种化、本地化,实现植物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并对调查项目的组织管理形式和参与单位的分工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各专题取得的阶段性调查研究成果。     

毛乌素沙区食用资源植物调查

为摸清毛乌素沙区食用资源植物类型、用途,确定该区食用资源植物名录,以期为合理利用、有效保护该区资源植物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毛乌素沙综合考察,考察采用东、中、西三条线路,经过三个阶段,历时21d,行程5000km,获得丰富的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论证。结果表明毛乌素沙区食用资源植物共有8类82科229属320种,毛乌素沙区食用植物资源较丰富。     

大兴安岭塔源林场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及其利用

通过对大兴安岭塔源林场野生植物资源进行调查,掌握了塔源林场植物资源情况。研究发现,塔源林场共有植物66种,隶属于29科60属,其中优势种32种。通过分析样地中野生植物资源的分布情况,结合对这些植物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大兴安岭塔源林场野生植物的开发与应用。     

浙江蕨类植物的数量统计分析

在具有典型的中亚热带植被特征的浙江植物区系中,蕨类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计49科,116属和542种(含变种、变型).其水平和垂直分布随地形和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生态类型和区系成分也较为复杂,各科、属的种数差异较大.蕨类植物在浙江植物区系组成中占较大比重.     

海南铜鼓岭国家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调查研究

结合传统的路线法、小样方法与固定样地法调查铜鼓岭保护区药用植物在群落中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铜鼓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共有药用植物640种,隶属136科544属。其中,蕨类植物20种,隶属14科17属;裸子植物1种;被子植物618种,隶 属120科525属。640种药用植物中包括4种海南特有种植物,8种濒危珍惜、国家级保护植物。经过调查分析发现,铜鼓岭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在植物群落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贡甲、海南大风子、赤楠蒲桃等在铜鼓岭保护区的分布广泛且数量众多,其中海南大风子是国家级珍稀保护植物,但在铜鼓岭保护区内却是优势物种,这是铜鼓岭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的重要特色。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polyploidy in the pteridophyta

Polyploidy occurs in the heterosporous and homosporous Pteridophyta, but with a much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latter. Ninety-six percent of the homosporous Pteridophyta show a gametic chromosome number greater than 27, whereas 90 percent of the heterosporous ones possess a gametic chromosome number less than 28. Ultrafrequent establishment of poly- ploidy in the homosporous Pteridophy- ta appears to be necessary to create and maintain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mozygotizing effects of habitual self-fertilization in the monoe- cious gametophytes of these plants.     

南宁树木园观赏植物资源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从科属种组成、生活型、来源以及观赏特性4个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对南宁树木园观赏植物资源展开调查,评价南宁树木园观赏植物资源的组成特点。结果表明:南宁树木园有观赏植物843种,隶属于126科377属;在生活型组成方面,有乔木植物406种、灌木植物301种、草本植物92种、藤本植物44种;在观赏植物来源统计上,有乡土植物456种、栽培植物213种、外来植物174种;根据植物的观赏特性划分,有观花类植物328种、观叶类植物245种、观形类植物130种、观果类植物121种、观干类植物20种、观根类植物11种。由此提出南宁树木园今后需加强植物引进(如藤本植物、水生花卉、附生植物、乡土植物与彩叶植物等),提升观赏植物的管护水平,加强优良观赏植物的驯化与利用等建议。     

北京地区园林植物历史引种栽植

植物是进行农业生产、城乡环境建设等工作的重要物质元素,园林植物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能够美化环境并丰富人们的生活,植物引种驯化在丰富北京地区园林植物资源的同时,也促进了植物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在对北京植物资源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引种栽植于北京地区的园林植物进行考证和分析,梳理出北京地区常见园林植物的引种栽植历史和园林应用情况,以期为今后植物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同时为今后植物的引种驯化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